每个人都有家，但未必每个人都有家乡；或者说，每个人都可以回家，但未必每个人都能够回到家乡。家与家乡是不同的，它们带给我们的是完全殊异的东西。就笔者而言，我的家乡在湖北省大冶市金牛镇胜桥村萧家垄湾，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江南小村落，有将近500年的历史了。我于1968年出生于此，但十五岁初中毕业以后，即去县城读书，从此以后，人生的主要活动场所就是在城市，为谋生计，辗转往复于大冶、黄石、武汉、湘潭之间，至今已三十五年了。尽管我早已在城市安了家，但一说到家乡，我从来没有把其中的任何一个地方作为我的家乡，我唯一的家乡就是萧家垄湾这个小村落，虽然我大部分的时间并未在此度过。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们可能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安了家，但我们一般只是说我的家在北京或上海，而决不会说我的家乡在北京或上海。可见，家只是一个住所，但家乡却承载了更多的东西。可以说，家是一个住所，但家乡却是一个世界。但可悲的是，现代人只知要有个家，却遗忘了家乡，即当我们为了一个住所而努力工作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一个世界。然而，吊诡的是，当我们要有个家只是为了一个住所的时候，我们有时反而不想回家了，因为现代社会的高级宾馆与酒店随时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为舒适便利的住所。所以，当家只是一个舒适的住所而给予我们的时候，家恰恰是否定性，家走向了它的反面，好像我们又并不那么需要家。更可怕的是，当我们在习惯的舒适中而住在家里时，我们看电视、上互联网、聊天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变得极其遥远、纷繁与热闹，家由此变得不再切身了，人也变成了无根的漂浮者，我们不再切己，我们被“常人”所统治。常人是个中性的东西，它不是这个人，不是那个人，不是人本身，不是一些人，不是一切人的总数，但它却展示了无限的暴力与宰制。因此，当家只是作为一个舒适的住所给予我们的时候，无根性成为了家的天命，我们无法逃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在大都市，人比在几乎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容易陷入孤独。”“人可以反掌之间通过报纸和杂志成为一个名人。可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使最本己的意愿遭受误解，并彻底而快速地陷于遗忘了。”（《我为何待在乡下》）这样，在大都市，舒适的家成为了牢笼，于是，人们不愿意回家了。但不愿意回家并不能逃脱人的无根性，现代都市处处如家般的舒适性，恰恰显示了无根性的笼罩与无法逃脱。现代人的这种悲凉处境，恰如一个诗人所写的那样：“我们渴望回家，却不知道，往哪里回？”（《艾兴多夫诗歌集》）乡者，向也。只有当家是家乡的时候，家才不再是一个住所，而向更深更高处开显其价值，从而不再是牢笼。因此，只有回到家乡的时候，人作为人才真正回家了。我们常说，现代人是无家可归的，正是针对着家乡而言的，而作为住所的家，现代人常不止一个可归的家。我承认我个人具有极其强烈的家乡情结，同时，作为浸润儒家思想较深的人，受儒学乡土精神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事。但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家乡并非只是关涉到个人的情感问题，也不只是关涉到儒家思想的根基问题，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海德格尔在解释荷尔德林《还乡》这首诗时认为，“家乡”这个词是在存在的根本意义上被思考的，决非爱国式的或民族主义式的，家乡的根本意义在于，印现了现代人的无家可归性（《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哲学，就是要克服人的无家可归状态而把人带回家乡。因此，哲学不过是一种怀乡病，一种对无处不在的在家状态的本质渴望。一旦关涉到家乡，“哲学的追问这时必定变得单纯朴素而又直入本质”（《我为何待在乡下》）。家是现代的，而家乡则是古典的，当家变得越来越舒适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远离家乡了。现代社会的哲学之所以如此式微，其实就是家乡离人们越来越远了。
笔者家乡概貌
以上着重引述了海德格尔的观点，意在表明，怀乡并不是个人的情感问题，也不是儒者思想的出发点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只有哲学与怀乡关联在一起时，哲学才是大众的事，而不是专业哲学家的事。但是，海德格尔只是让我们想望家乡，并哲学地论述了其根基性的意义；然正如张祥龙先生所言，“由于他的真态生存形态在根本发动处的个体化，就无法或是没有进入对于家的实际生活的思想，也就是一直躲避、忽视让家有真正生命力和活的时空间的非个体的家人关系”（《“家”的歧异——海德格尔“家”的哲理阐发与评析》）。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只是在哲学地怀乡，但问题是，如何让家乡出现而活在现实的时空中？这个问题把我们逼仄到这里来：什么是家乡？更为准确地说，家乡把什么东西带入而在场？这一追问，又进一步把我们逼仄到中国传统的乡土中来。因此，家乡虽有普遍的哲学的意义，但只有中国传统的乡土才把这个意义给开显了出来。那么，什么是家乡？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几句话大概囊括了家乡的固有内涵，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其实已在呼吁我们应当回到家乡。老子之意，概略其大者，盖有四焉，而这四者都有其固有的形上开显。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地、人、神的四重境域，只有在家乡中才能显现出来。家乡之所以是家乡而不是家，因为它有乡土，而乡土之所以是乡土而不是土地，乃因为它出产风物。所以，只有风物，土地才变成为乡土；只有乡土，家才成其为家乡。因此，乡土必带来风物，但风物不只是一种物，它必带来一种“乡风”。我们不妨来看《诗经·周南·芣苢》这首诗：“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全诗48字，但只有6个动词不同，其余俱为重复。“芣苢”不过是一种植物，但由之却带来了一种“乡风”。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物在“乡风”得以朗润，人在“乡风”中得以畅达，只有在“乡风”中，人与物的根基才被开显出来，而不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可以说，只有乡土中的风物，才摆脱了实用性的利用关系，城市中堆积如山的物，只是人们消费的对象，没有任何一物逃脱得了实用性的利用关系，人在此只感到消费的快乐，正是在这种快乐中人被拔除了根基。准确地说，城市里的人，无论物质多么丰裕，都逃脱不了其无根状态，因为他所对面的是物而不是风物。我们之所以怀念儿时家乡的味道，决不是在消费的意义上讲的，而是对根基的找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明明吃到了家乡的食物，却发现已不是儿时的味道了。因为根基意味着驻守，而不是偶然地消费食物。只有驻守才能使“乡风”逗留，而物又在“乡风”中逗留。但现代人不能驻守，只是偶然地回到家乡，于是，“乡风”不能逗留，物即成为了消费的对象。由此，人与物皆失，不亦必然乎？！
笔者家乡的风物——金牛千张
中国传统的乡村，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习俗当中，这习俗又逐渐形成了礼仪或节日。孔子曰：“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不知礼，人就不能在这个世界站立；随着人之不能站立，世界万物亦不能随之而站立，可以说，世界万物正是在习俗中得以灵现而展开其本质的。《礼记·祭义》云：“断一树，杀一兽，不以时，非孝也。”这是在习俗中对时序与自然万物和谐之礼敬。因此，古人并不只是对人行礼致敬，更多的是对天地万物行礼致敬。中国传统的乡村都有土地庙，祀土地神也，以期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乡村以土地为主要资源，但土地并非是人索取的对象，而是在人们的礼敬中出场的；又有乡饮酒礼，依《礼记·乡饮酒义》所说：“立宾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设介僎以象日月，立三宾以象三光”，在古人那里，饮酒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礼敬，更重要的是邀请天地万物共同出场。所以，在中国传统的乡村，万物皆有灵，它们决不只是人们利用与宰制的对象，人们总是在各种习俗中邀请万物。所谓在各种习俗中邀请万物，就是在各种礼仪中邀请天地万物共同出场，参入欢乐与庆典。因此，习俗又有节日庆典的意义。但节日庆典，不只是人的狂欢，而是让人们直觉地领悟到，我们已经成为更宏大的宇宙存在的一部分。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这种领悟是终极性的，且是令人敬畏而愉快的。古人每逢节日必有祭祀，而所有的祭祀都是让人遭遇终极性，而终极性又总是对人与世界的守护。现代社会把一切的习俗与节日都退化为假期与休闲，再加上科学所带来的便利，使得假期与休闲中的人们对世界与万物进行了全面的入侵与霸占，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只是在消费世界与万物，最后是消费自己；在当代人的节日狂欢中，他们决不会遭遇终极性。于是，每一次节日狂欢以后，留给人与世界的只是节日狂欢后的悲凉与无可救药。
笔者家乡的族规
乡者，向也。家乡之所以不只是作为住所的家，就是因为它能够作纵深的开显，而不是一种现时的空间存在。荀子曰：礼有三本，天地、先祖、君师是也（《荀子·礼论》）。这三个本，直通人之为人的根基。中国传统的宗祠，都有“天地君亲师”之牌位，就是要把人置于这五者中间，从而把人之生命作深度与广度的开发。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二十五章）人之生命只有置身于天地、道之间，才是一个尽了性的生命，才能赞天地之化育。中国传统的族谱，把每一个具体的人置于历史的长河中，从而拉升生命的长度，它让人知道，任何时候都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后面有无数的力量支撑。一个人现实中可能孤寂，但他决不会孤独，因为“孤寂具有切己之力，它不是将我们孤立，而是将人整体释放出来抛入万物本质遥远的近处”（《我为何待在乡下》）。此时，道德感与责任感作为一个本质力量必然回到人的身边，或者作为切己之力而被唤醒。宗祠与族谱俱是宗教性的，中国人一出生，即置身于这种宗教维度之中，护持生命之神性而不坠，而现实生活之所以可欲，正端赖此而得以维系也。现代社会固交通与资讯发达，但只是把人向广度开发，生命永远是平面的、一层的。所谓平面的、一层的，就是指生命只有横向的肉体的欲望维度，没有纵向的神性的超越维度。于是，人类面对世界总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最后总是以占有的、暴力的方式掠夺。当人以这种方式面对世界的时候，必将以这种方式切身于自己，由此，现代人总免不了无聊、空虚、暴力，乃至最后无望而自杀。准确地说，若没有宗祠与族谱对人的神性维度的感召与开发，则一切的人伦关系都是建构性的，很难成为人自觉的德性，不过勉强维持而已。道德要成为切己的有力量的人伦，必须置诸宗祠与族谱之中，不然，即下滑为契约的、建构的。而契约的、建构的道德在任何意义上都与人伦无关，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生活得如此舒适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如此糟糕的原因所在。在家乡，生命之终结所面对的是宗祠与族谱，故生命是连续的，精神性的；而在大都市的家中，生命之终结所面对的是殡仪馆里的大火炉，意味着生命的彻底消亡。二者之于人的德行的影响是巨大的。儒家有“君子曰终，小人曰死”之说。只有在家乡，才可能叫做“终”；在大都市，只能无奈地叫做“死”。
笔者家乡的宗祠
现代人为了交流的顺畅，表达的准确，尽量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就现时的中国人而言，基本上是用标准普通话在交流，而且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公共场所，大家都被鼓励用普通话，乡音与俚语基本被弃用，因为它不利于交流。但一种语言越流行、越被普遍使用，那么它一定越形式化，本质性的东西就会越少，其追求的只是交流的顺畅与表达的准确，其带来的只是一种平均式的理解，决不可能有私密性的领悟。现代社会适应城市化、网络化而产生的公众流行语言，正日益形式化，固然带来了效益，但却把人从存在的本质中抽空了。须知，语言的本质根源于乡音，而乡音与家乡又是相互回溯的。这意味着，一方面，如果乡音是母亲的语言的话，那么家所在的乡土、故乡，也同样扎根其中。大地上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抽象的家乡，家乡总是指这个乡音或那个乡音所在的家乡。另一方面，语言，就其支配性地位和本质而言，都各自是一个故乡的语言，它觉醒于本乡本土之间，语言总是作为母语的语言，即乡音。（海德格尔：《语言与故乡》）这就是说，只有在乡音中，家乡作为本质者才在场；同样，只有在家乡，语言作为本质者才出现。那么，乡音与流行的形式化语言有什么不同呢？一言以蔽之，乡音是一种道说，而流行的形式化语言只是一种表达。道说有形上的开显，指向超越域，而表达只是指物叙事，指向经验世界。流行的形式化语言易于书写，它在意的是表达的精确与意义的确定、明晰，因此，这种语言依赖于眼以及初步的辨析能力，故是一种平均化的理解。但乡音与此不同，乡音很多时候是无法书写的，它依赖的是声音与耳朵的倾听，而倾听总是一种私密的领悟。在中国古人看来，眼睛的见知，只是智的开始，解析经验世界；而耳朵的倾听，乃是圣的开始，开显超越精神。“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明明，智也。赫赫，圣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之谓也。”（郭店楚简：《五行》）在下的，是明明的经验世界，依赖见知；在上的，是赫赫的超越精神，依赖倾听。所以，只有乡音才能带来倾听，才能开显形上的超越世界，即人之为人的本质世界。而乡音总是家乡的语言，故只有家乡才居有语言，只有家乡才居有人与世界。中国传统的乡村，乡民大多识字很少，然他们正是在乡音的倾听中居有了人与世界的本质。但是，随着现代教育的入侵，乡音逐渐被流行的形式化语言所代替，乡音与家乡之间，被传承和流传下来的关系已经分崩离析，人们丧失了其命定的语言，成为了没有语言的人。（海德格尔：《语言与故乡》）没有语言，也就没有家乡，也就没有人自身与世界，到处都是无家可归者。贺知章为什么能够回到家乡？就是因为他“乡音不改”，尽管他此时已“鬓毛衰”，尽管他此时在家乡已无认识的人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即此意也），但在乡音里，他依然可以居有世界。或者说，唯有在乡音里，人才可以居有世界，古人无论在朝廷如何飞黄腾达，但老了一定要致仕还乡，因为只有家乡才是人最后的安居之地。笔者家乡的族谱（复印本）
由此可知，家乡，并不是一个地域概念，也不是一个民俗概念，而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准确地说，是一个道德世界的维系与形上世界的开显问题。你若能回到家乡，并活化上述四种内涵，则你无异于回到了神的居所。现在的乡村振兴战略，亦必须尊重这四种内涵；若只是以工业化的模式取代传统农业，从而增加农村人口的就业机会与收入，这将导致家乡的彻底消失，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家乡重建，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道德问题，甚至是一个宗教问题，千万不可以简单化为仅仅是一个经济建设问题。张晚林，号抱经堂，男，西元一九六八年生，湖北大冶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出版有《徐复观艺术诠释体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赫日自当中：一个儒生的时代悲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于2009年以自家之力量创办弘毅知行会，宣扬儒学圣教，践行“知行合一”之精神。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