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性写作与创意写作研究的反思

科学本身是一种研究事物的方法。要理解表达性写作或更加复杂、多变的创意写作，科学是最好的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质化和量化的，而后者往往需要有一定的数理功底（在心理学中，主要是统计方法，大部分本科生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都能掌握），因而会让不少缺乏此基础的学者转而青睐质化的方法。而事实上，在对每一个事物的研究过程中必然穿插着两种方法，甚至是两种方法的混合使用，即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 Research）。在一个领域尚未成熟，或者说对于某件事物尚不明确时，质化方法为主；而当领域趋向成熟，对某件事物有了一定的了解，产生了一些明确的问题，进而有明确的假设时，量化方法就变得必要。简单的概括是：质化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些有启发的研究问题乃至研究假设，而量化方法则是检验研究假设的最佳手段。例如，通过质化的研究方法，学者可能会从一些个体的创意写作经验中提出有价值的猜想（俗话说的是：“深刻的见解”），但事实上，这样的猜想（比如“富有创意的写作有助于人们更新对自我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事实，乃至应用于他者的实践，而不只是“一家之言”，则一定要通过量化的研究。一个咨询师、作家可能从自身的工作经验中得到这样的心得体会，但是，他所说的“创意”是什么？对于其它的作者是否意味着同样一件事？同样的写作特征？如何客观地测量？（毕竟，人们的认识太容易被他人的名望、自己的愿意等等主观因素左右）又是否能够适应其它人（尤其是写作经验、技巧欠缺的）？则必然需要量化的实验研究去检验。

的确，创意写作是一个比表达性写作更加复杂、多变的范畴（或许也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固定范畴，因而很多时候作者们谈论的其实是不一样的事物 ），相关的科学研究也较为稀少，积累的实证依据不足 （参见：Costa, A. C., & Abreu, M. V. (2018). Expressive and creative writing in the therapeutic context）。因此，质化的研究仍然是非常重要甚至是主要的。质化研究能够弥补量化研究的固有缺陷，尽量减少“先入为主”的成见影响观察（人类所有的观察都不可避免主观的成分，包括质化研究中的观察），重新审视被学者舍弃、忽略的关键细节（所谓“现象学”的方法）。但是，最终我们要理解创意写作如何去改变人，其背后的原理、机制是什么，最终一定要形成一个普遍的科学命题（例如，“当作者能够通过写作重新审视自己在苦难中的身体感觉经验时，能够帮助其对消极情绪的认知与控制”）。事实上， 每个学者在其著作中都会提出普遍性命题，没有一个学者会在其文章中申明：“我所讨论的规律仅只在有限的人群中成立。”然而，有些普遍命题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检验，而有些则无法检验（例如：“只要对创意写作有足够的信心，创意写作就一定能够提升作者的心理健康”），前者，我们才称之为科学命题；而后者，往往是伪科学的根源（例如，在上面这个例子中，我们无法知晓怎样才算“足够”，最终陷入“循环论证”）。

既然我们讨论的是这种写作（如某种形式的创意写作）能否起效以及为何起效，我们讨论的必然是对无数人成立的规律，因此最终一定要诉诸量化的研究，而不仅仅是依靠质化的（如现象学）方法。

这里有个更深层的有关科学方法的问题。事物固然都是特殊的，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或完全相同的作者，同一个作者也无法以相同的方式写作同一篇作品（“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是，在所有的特殊性中都隐含了普遍的元素——你当然可以选择怀疑，正如某些哲学家所做的。但问题是：如果作为学者，我们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有力量的知识（培根），而不是一种“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历史故事，我们必定是假设了某种普遍的元素及其推动的能够无限复制的现象。就像彭尼贝克的表达性写作，尽管存在种种研究结论的矛盾（而这也是自然的：同一个作者也无法以相同的方式写作同一篇作品。不同的时间、季节、温度、最近经历的事，指导者的性别、语气等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写作的过程和效果），但仍然能够被不同文化、年代的人反复尝试，并得到一些显著的效果，那背后应该是有一种普遍性的元素与规律。

创意写作的科学研究本身是一件充满张力、也因而是非常有趣的一项事业。作为艺术，寻求个性、创新，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深刻体验是创意写作的灵魂；而作为科学，又相信所有独特的事物都由一些共同的元素组合、发展而成，即相信任何的创意写作（即便最创新的部分）仍然能够分解成一些普遍性的元素。当然，一个创意写作者可以宣称自己的体验是独特的，对自身是有效的，其它人如果去效仿，则不可避免有些人无效（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且同一个人在不同时空、背景中也是变化的）；但这种宣称就不是可以检验的科学命题（也就是说他可能是谎言、谬论，但别人无法从实际效果中检验）。另一方面，即便是追求创新本身，也可以看作所有创意写作的共性，而类似这样的命题：“不断寻求创新的语言表达去建构自身苦难的经历能够减少人的愤怒与恐惧”就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命题，并通过量化研究去检验。而质化研究无法做出最公正、客观的判决，因为每个学者的质化研究结果都充满不具“可比性”的差异，最终导致无法从统计上做出推论。例如，一个人在完成某种形式的创意写作后，愤怒和恐惧反而增加了，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的环境因素（如气候、光线、时局、经济）的变化，而这种因素对人的心理、生理的影响，往往是人自身不能觉知的——心理学家很早就从大量的实验中认识到：人类对自身心理变化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些“想当然”的理论，而没有符合实际的内省观察——例如，对于“你为什么爱我？”这类问题几乎无法有真实的回答，即便回答者认真思考、诚实回答。（参见：Nisbett, R. E., & Wilson, T. D. (1977). Telling more than we can know: Verbal reports on mental processes.)

随机化分组的实验研究是检验学者假设的最佳方式：将一大群人随机分成两组，从统计上可以假定这两组人在所有已知、未知的影响因素上大致是相当的，而如果一组人从事创意写作，另一组人从事表达性写作，经过一段时间（如一个月）后，创意写作组的情绪体验、主观幸福感等比表达性写作组显著更高，则可以推论：创意写作是显著有效的，且比表达性写作更有效——这样一个结论极大概率是可靠的（而不是因为表达性写作组的个人禀赋、环境因素更糟糕等等额外因素造成的）。事实上，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创意写作本身又是复杂多变的，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人（如每组一百人）去做这样的量化研究，才能去检验学者从质化研究中得来的假设（所谓“深刻的见解”），而如果是停留在质化研究的方法上（如现象学方法），则必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学者之间最后只能靠权威、名望来定一尊，而不是用事实说话。

当然，作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比如，表达性写作起效的机制可能并不在于“表达”，而是通过写作与自身的经验（尤其是身体的经验）建立统一、紧密的联系。然而，表达性写作起效的真实机制，以及创意写作在哪些元素或机制上能够超越传统的表达性写作，并成为一种普遍的，能被后人不断复制、组合、并在此基础上改进的范式，而不只是一种依靠学者个人权威、地位去推广的理论技术，则一定要用“事实去说话”，依靠实际的效果，因此需要有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方法去进行科学的研究。

附：

已有研究中也存在分享作品的一些研究范式，如Interapy，参见：

Sloan, D. M., Sawyer, A. T., Lowmaster, S. E., Wernick, J., & Marx, B. P. (2015). Efficacy of narrative writing as an intervention for PTSD: Does the evidence support its u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sychotherapy, 45(4), 215–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