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江澎：我的三个专业交往圈子 | 头条

从社会学角度看，交往，是人与人在共同活动中发生联系，并产生相互作用的基本方式，也是群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从教师专业发展角度谈起的“交往”，应该是处于特定专业关系中的人们，通过心理接触、直接沟通、合作共事，进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那么，特定专业群体构成的交往范围，也就无妨称之为专业圈子。

我这二十多年来，专业交往圈子大概有这么三个。

课程专家圈子

1996年前后，锡山高级中学面临选修课程、活动课程无序开设的现实。我们曾竭尽全力来丰富课程的种类，看到别的学校成功开出了什么课程，会仿效开设；发现教师有什么特长，也鼓励他开发相应的课程。但是，为什么要开设这些课程，课程体现了一所学校怎样的教育追求？如何满足学生的需求，回应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如何保障自主开发出的课程具有基本的质量？我无法回答。以我的经验，甚至也无法提出这么一些显然体现着课程理论色彩的问题。

这个时候，颇有远见的朱士雄校长，请来了华东师范大学施良方教授、崔允漷博士的团队。施教授的确是能“施”人“良方”的大家，曾听过他一次深入浅出的学术报告，从桑代克的刺激反应理论到奥苏贝尔的认知结构理论，一路娓娓道来，直让人感到人类百年对学习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其实就浓缩在他的一份讲座提要之内。那种以简驭繁、就近取譬的功力让人叹服！没听过他的报告是很大的憾事，而他英年早逝更把这种遗憾变成永难弥补的浩叹，变成许多朋友心底永难抚平的痛惜。

那时候，崔允漷博士还没有太大的知名度，不像现在，还要刻意回避与他相识多年、可称老友的事实，以免说起与他相熟总有傍名流以自重之嫌。也不仅仅是崔永漷教授，那时与他一起常来的吴刚平教授、胡慧闵教授，还有稍年轻些的王建军博士，柯政博士，哪一位不是今天教育理论界的“学术大腕”？许多周末，崔博士的团队乘坐绿皮火车，从上海来到无锡的偏僻小镇里，在简陋的学校招待所住下，吃着咸泡饭，实实在在沉下心来研讨，这种研讨竟持续了三年之久。

现在想想，真是奢侈的交往！早几年，学校建专题博物馆，找到1997年的一些档案文件、照片、硬卡火车票，看着照片上我们青春的样子，竟然顿生青丝留不住，白发三十秋的感叹。共同的探索中，校本课程，这个西方的舶来概念有了中国化的操作样式，所形成的校本课程开发流程、技术规范等文件，甚至影响了国家三级课程制度的形成。

崔博士刚从海外归来，他的学术话语与我的经验话语还有一定距离，在他那里，“目的”与“目标”完全是两个概念，在我这里“经验”应该多指“实践中总结出的成功做法”，交流起来，有时候会同词异义，我们要耐心倾听、相互转译，以理解对方的语义。但就是在这样的交流探讨中，彼此才不断发现对方的价值。

当我们指责教育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时候，自有学者足不出斋、向壁“画皮”形成的虚空，但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连看也不看、听也不听，就轻率地否定了理论的价值。在许多人包括很有成就的一些名师看来，生动的实践才最有价值，理论最多不过是实践的包装纸，而我们完全可以抛弃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

更有许多人，舌底下压着可怕的一句话——要不是为了评职称、写论文，谁会去看什么教育理论！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层次很高的专业会议，当一些语文学科权威名师在痛斥某些理论观点的时候，我痛心地感到，其实我们还没有了解这些理论的背景，也完全没有全面把握那些观点的意涵。也许正因此，那种自疏、远离理论的畏惧感，与骨子里轻视理论作用的价值观，才让实践与理论“两张皮”的间距不断拉大。

学者自有学者的专长，他们的学术背景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可以将我们面临的问题放置在世界教育的背景下来探讨。曾与陈桂生教授对谈，聆听，感觉这是大脑与思维在经受一次冷水清洗——在他剖开一个个语词，辨析一个个概念的过程中，让你透过尘埃抵达本质，避开歧途思入正道，顿觉神清气爽。与钟启泉教授交流，他透过镜片的目光仍旧犀利，他的言语方式永远是把学理的艰涩变成专业的雅致，在哲学层面启发你思考“什么是教育”。

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澄清我们的思路，让我们准确地判定“我在哪里，要去何方”。学者专家并非锦囊在握的仙人，会抛给我们一个个阿里阿德涅线团，导引着实践者走出现实的迷宫，但他们是有智慧的同路人，能够与我们一起披荆斩棘，探寻前方的路。

还可以写下一长串课程专家名字......在这样的交往中，我慢慢领悟了课程的真义。课程，是以适当的方式来安排学生学习机会的过程；国家要给学生学习后的程度定一个起码的标准——这就是体现着国家意志的课程标准，国家聘用你担任教师，你自然必须执行课程标准；但用什么材料、方式使学生达到此标准，这就是教师应拥有的权力，聚讼纷纭的“课本不过是个例子”的名言，只是常识性真理。与此同时，我们也把握了常用的课程开发技术，比如，课程的构成要素有哪些，以怎样的逻辑来选择组织课程内容，如何设计课程评价方案等。

2008年后，还是与崔教授的团队合作，团队里的新面孔，走入了我的专业圈子，也走入了锡山高中教师的专业交往圈子。我们先从研究课堂教学目标的叙写入手，探索基于课程标准教学实施的技术路径；再以目标导引教学研究为突破，辅以课堂定向观察的专业化听评课制度，提升有效教学研究的品质；再探索“促进学习的课堂评价”研究，将关注学习结果的理念落到实处。锡山高中的“实践圈子”有长期与高校专家团队“学术圈子”合作研究的交往机制，也形成了依靠科研、变革现实的坚定信念与学术文化，我们在受益中进步。

命题专家圈子

高考让人爱恨交加。高考命题，更是神秘莫测。大约是1993年，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栏目首次让那些神秘的命题专家亮相荧屏，神采飞扬地谈命题原则。也就一次，那一张张面孔、一个个名字就深深印入脑海。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后来竟有机会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与中学教学关系研究”课题组，和他们共同研究，相识为友，受益匪浅。

大家知道，如果想要打探高考信息，那些守口如瓶的命题专家是不会泄露半点关机的，他们多讲原则，惜言如金、滴水不漏。我们只能透过这些话语来了解，熟悉高考命题的基本原则，进而学会从专业的角度来研究命题。

坦率地讲，我们的教育常常被指责为应试教育，但如果从专业的角度看，有时候怕是连应试教育都算不上，因为我们苦苦应对的根本就不是高考的目标。以我自己而言，从教多年，仅凭着经验指导学生高考，其实还远不懂高考，也不会命题，更不知晓教育评价与测量方面一般的专业知识，起码在1996年前如此。

参与研究后，接受了这样的启蒙：任何学科的一道考试题目，都可以从三个方面细细研究。

第一是立意，确立考查的目的与价值追求，回答“为什么要考”的问题；第二是情境，规定考查的材料与内容，回答“用什么考”的问题；第三是设问，规定试题呈现的基本形式，回答“怎么考”的问题。

题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设问技术。中国台湾省的大考有道题，说假如孔夫子要选拔干部，依他在《论语》中对弟子个性的评价，会挑选何人出任公关部长？底下仍是ABCD选项。你能说，这样的选择题不活不新不好吗？关键是提高命题技术，使正确的命题立意通过纯熟的技术表达出来。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深感命题专家与一线教师有着同样的追求，都致力于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但也都苦于我们的高考语文还不能真实测量学生语文素养的现实。

我们曾把语文教师对学生高中三年语文能力综合评价结果的排序，与学生高考语文成绩的排序进行比对，发现只有切分为大跨度档次时，才有一定的吻合度，若以班级内每十名为一个档次，其对应吻合程度让人心寒，与数学等学科有相当大的差别——通俗点儿讲，数学成绩平时好的学生，高考成绩总体较好，而语文成绩的变数则较大。我们开始的研究用实证的数据，支撑了这种判断。

怎么解决这一问题？课题组在1998年前后形成了这样几点共识。比如，要变“知识立意”为“能力立意”。高考，不应该在这句话是用了“借喻”还是“借代”之类的知识细节上纠缠，而是要么让学生造一个“比喻”句出来，看看语言表达能力的优劣，要么给一组句子，让学生选择，看看语言鉴别能力的高下。“知识立意”以学科知识的掌握状况为考查目的，它关注的是知识体系本身，却忽视甚至背离了知识学习的根本目的，导致了知识教学一味加深走高。而“能力立意”以“能力”为考查目的，在解决问题的现实情境中，用到什么知识考什么知识，而不是将知识凌驾于能力之上。

教育的终极价值，是为了提升人的智慧，知识只是生成智慧的基础，而不是智慧本身。既然如此，具有选拔功能的高考，就应关注“智慧”的头脑而不是“知识”的容器。当今世界，一方面知识量骤增，谁也不可能占全知识；另一方面、加工、应用知识的能力倍显重要，成为人人自学习始就拥有的能力。因此，以“能力立意”命题，应该是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

交往中，我也进一步认识到命题研究的教学价值。许多命题专家深入我校课堂听课、会诊、有的专家还亲自执教上课，更多时候是指导日常教学评价的改进，逐题研磨、明晰立意，创设情景，规范设问。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一个教师是否合格优秀，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应该是他的命题水平，大而言之，就是他检测评价教学结果的水平。那些漫天撒网、题海为战的老师，大多懈于研究，只能苦己苦人，把智慧的教学变成体力活儿。

在行内，高考集中命题的地方被称为“闱点”，这自然是传承了科举考试“春”“秋”术语；参与命题，也就称之为“入闱”，往往要封闭管理一个多月，“在规定地点完成规定任务”。“入闱”对于基础教育工作者而言，那是通过磨题历练提高评价技术的绝好机会。“点”事密，此处不便多言。

也曾应教育行政部门之邀审读过一些教辅类图书，书中有道题问：“读完全文，你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有怎样的特点？”说他个子较高、身材偏瘦，算不算特点？说他年岁已老、孤苦单身，算不算特点？为什么一定要回答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呢？

用命题的行话说，问题出在设问没有明晰的指向，缺少必要的限定，逻辑不严密。用这样的题目来训练学生，只能使学生思维越来越乱。再往深一层想，平时教学中，我们的设问是不是经常这样：“大家想一想，文章第三段好在哪里？”

要是学生回答说“好在不长不短、篇幅适宜”，说“好在表达规范、用词准确”，是否正确呢？我想，研究命题不仅是为了应对高考，更重要的是提高教学的科学化水平，培养自身严谨、严密的思维习惯，进而提升学生的智慧。

 教材专家圈子

2001年春天，在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学习时，接到洪宗礼先生的一纸约请，要我为他主编的教材写一点东西。后来才知道，洪先生编教材自有高招，会同时约数人来写，然后寄给不同的专家审查。外出学习毕竟多有空下来的时间，再加上华师大丰富的资料支持，稿子就可以研磨得更精致一些了。更重要的是，提到“教材编写”会油然而生出些庄严感，来不得些许马虎。每一次交稿都会遭洪先生屡屡催逼，实在不是有意拖拉，我曾写了首打油诗解释：小鲜当作国宴烹，不到九成不出锅。

后来又应杨九俊先生约请，加入了他与丁帆教授领衔的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写团队。从2003年开始，四五年里几乎所有假日都交给了这套教材。石头城外的旧楼，是我们的“大本营”，难忘一起熬夜加班、谈笑争执的朋友们。过去使用现成的教材，横竖一个不如意，几年编下来，才真正领教了编写教材的艰难。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上百万人的推敲，不可不慎。

回想起来，每一个选文，从众里寻他千百度，到字斟句酌细研磨，从导语到题目，从注释到插图，都可以讲出长长的故事。只不过这些故事，如同母鸡生蛋的过程，恐怕没有多少消费者愿意听你絮叨，且打住吧。作为曾经的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写团队核心成员，这一身份让我倍感自豪。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16年间10多个省市数千万学生用过，走入了一代人的记忆。

这里我要说的是教材建设的感受。教材建设，是课程开发系统的一个环节，教材编写的核心问题是准确把握、忠实呈现国家课程标准精神的问题。事实上，从“理想的课程”到“学生体验到的课程”，有一个自上而下的层级，教材是在课程标准之下形语义成的课程开发产品，是落实课程标准要求的教学材料，并不自然拥有所谓“课本课本，课程之本”的权威地位；与其下的“学期课程纲要”“课时计划”一样，都必须忠实体现课程标准的精神要求。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套教材的优劣，首先要看的是指向于课程标准精神要义的忠诚度。

因此，参与教材编写的过程，首先是解读课程标准的过程，要求编写者系统而深入地理解、领会、把握课程标准要求。而这一点，对下面所有课程开发的环节，不论是编制“学期课程纲要”还是制订“课时教学计划”、乃至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都至关重要。概而言之，编写教材跟课程开发的每一个环节一样，都必须强调课程标准意识。后来参与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的审查，我也发现，对课程标准的准确把握程度，永远是判定教材高下的尺度。

最后，自然还要谈谈专业交往的感受。

“生态取向”实际是强调合作、交流的文化特质对教师成长的巨大影响。如果长期处在一种组织环境中，也许我对这种文化特质的感受还不会那样强烈。但是，当你同参与过茅盾文学奖评审的文学评论家研讨文本的风格时，当你与著名作家探讨文选的取舍时，当你跟一流的学者教授斟酌注释时，当你和经验丰富的特级教师们设计问题时，他们各自的专业背景会在你周边弥漫成一种智慧文化，让你受其濡染，获得教益。

不说别的，单是听王栋生老师聊天，就会常有胜于读书若干年的感慨！我是一个专业出身低微的人，也没有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有机会于学术圈子里合作共事，并把多年“体悟教学”研究的心得转化为“活动体验式”教材呈现形式，实在是“近朱者赤”的效应。没有这种专业圈子的交往，也许就没有经验的提升，专业的发展。

其实，对我专业成长影响甚大的还是语文教学“圈子”，而选择以上三项内容来写，是想跳出实践的“圈子”，从专业研究的角度，说说课程知识与课程开发技术，评价知识与命题技术以及教材观对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我们的实践太需要专业研究的支撑了，我们需要扩大专业交往的“圈子”，并尝试着像专家一样思考我们的实践问题。这也许正是我们的专业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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