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校长可能有怎样的“主张”
校长有没有自己的“主张”，是判断其有没有教育思想和办学哲学的基本标准。当一位校长在各种论坛上发言，首先要表达的不是“我”的“做法”（“我”做了什么，是怎么做的），而是“我”的想法。因为“想法”决定了“做法”，怎么想，就会怎么做。在大多数情况下，之所以做得好，是由于想得好，做得不好，是在根子上没有想好，想少了，想偏了，想乱了，甚至想错了。所以，校长要有想法。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是正确合理的想法，是办好一所学校的关键。所谓核心竞争力，实质上，就是“想法”的竞争力。当然，“想法”可以很多，自成为校长之日起，各种想法势必纷至沓来，且与日俱增……什么是最核心的想法？那就是校长的主张，至少包括三大主张：办学主张、教育主张和育人主张。
校长的第一大主张，是办学主张，思考并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理想的学校？或者说，什么是一所好学校？在有的校长心中，好学校就是一个“幸福学习场”，是师生在学习中激发幸福体验、享受幸福生活的文化场和育人场；有的校长眼中的好学校，则是“成就每个生命的精彩绽放”的学校；有的校长憧憬的好学校，还是“让学生过好一日学校生活”的学校。事实上，所有的办学都是奔着这一主张而去的。我们现场看一所学校办得怎么样，就是要从中看到办学主张的模样：基于校长的办学主张，这所学校长成了什么样子；是不是只有这样的办学主张，才能有这所学校的样子；是否能够在学校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能看到办学主张的影子，闻到办学主张的气息？
例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姚训琪校长，将一所百年老校的育人历史传统和当下的现实需要相结合，以“自华教育”作为办学主张，激励学生“自我赋能、自主成长、自觉兴华”，重点突出一个“自”字。[1]姚校长眼中的理想学校是一个让学生成为自己的地方，是一个“让能跑的人跑得更快，让能飞的人飞得更高”的地方，强调学校应当给学生充分发展的内在动力，提供给学生“成为自己”的空间。比如，让学生社团尝试在校内独立经营咖啡馆，鼓励学生参与食堂、宿舍和校门的日常管理等。
校长的第二大主张，是教育主张，思考并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理想的教育？或者说，什么是好教育？如“新基础教育”，盛行多年的“成功教育”“愉快教育”“本真教育”和“成志教育”等，都蕴含了好教育的标准或范型。此外，各种新的教育主张也不断涌现，例如：理想的好教育，就是灵动教育，是充满了灵气、灵活、灵性的教育，也是充满了活力和动力的教育，或者，是让“每个学生过上完整的学科生活”的教育，这是只有学校才能给学生的生活；“生态教育”，这是追求自然、开放、多元、可持续的教育，它眼中的教育本质，是对生命成长的成全。围绕校长的教育主张，我们要看其是否在日常学校教育生活中真实地发生了，是否展现了该主张才有的特殊的教育样态。
还是以“生态教育”为例，北京一零一中学陆云泉校长是这一教育主张的重要提倡者，他强调教育应当尊重生命、尊重个人成长规律、尊重教育规律。[2]然而，作为校长，他意识到不能仅仅将思维限定在当下，更要紧扣创新的时代脉搏。在放眼未来学校时，他创见性地将“生态”与“智慧”的教育方式结合成“生态·智慧”教育，并进一步架构具有一零一中学独特性的“生态·智慧”课堂和一体化学习平台等，将这一主张以可视化的形式落实到具体学校生活中，为学生建构起生态成长和智慧生成的场域。而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实验中学，屈惠华校长也对自身的教育主张有独到的表述，她坚持做“有激情的教育，有笑容的教育，有感动的教育，有德行的教育”，力求通过“唤醒生命”真正展现个性化的教育样态。[3]
校长的第三大主张，是育人主张，思考并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要培养的理想的人？或者说，什么是好学生？有的校长认为，理想的人就是完整的人，是全面而有个性的人，同时还是精神明亮的人，教育者就是点亮学生精神的人。这意味着，教师的角色是点亮者。还有的校长倡导，理想的人是敏感的人，是对他人的生命存在有敏感、有尊重、有仁爱的人等。从校长的育人主张出发，最终能够打动我们，也最有说服力的在于，我们一次次目睹和发现：从校园里走出的人，就是校长所主张的那种理想的人。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周群校长，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培养人时，她从当年西南联合大学“刚毅坚卓”所负载的精神文化中阐发出积极的当代价值，以学校前身西南联合大学附属小学第一任主任黄钰先生的“良习修美德，好好做个人”育人理念为引领，提出“做人教育”的育人主张，又将其具象成一名校长眼中理想的人应具备的有爱心、负责任、善思考、能合作、有毅力及心态阳光6个方面的优秀特质，认为这同样也是一个人今后生活和立足社会的基本品质。[4]正是因为这样，周群校长才经常会被毕业生们形容“像母亲一样”。在校长那里，还有不少育人主张正在从理想走向现实，比如赵文红校长希望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小学的学生们成长为“德才好，知行佳”的“卓秀少年”（“卓尔立，秀而实”）。[5]又如王立华校长祝愿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第一小学的学生们能够成为“五心”（感恩心、包容心、责任心、自律心、进取心）少年。[6]所以，我还是要强调，校长始终要对自己的主张葆有期待，无论是对学校，还是对具体的人。
校长的三大主张，不是各自为政、相互分离、彼此割裂的存在。在我看来，育人主张是核心，它既是起点，也是终点，所有的教育，都通向或指向人的培养或培育，而要实现育人主张，需要有理想的学校，通过理想的教育来实现，是在具体鲜活且生动的办学过程和教育过程中实现的。
二、校长的“主张”从哪里来
校长的主张从何而来？最根本的一点，它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从别的地方搬过来的，或者从别的校长那里模仿或借鉴出来的，它至少有三大生长来源。
一是从校长所在的本土文化生态和学校文化生态中长出来的。这里的“本土”，兼容了“中国”和“地方”。它表明：所有的中国学校，都既是“在中国”的学校，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滋养和孕育，也是“在当地”的学校，深受地域文化的惠泽和培育，校长的主张必然打上中国文化和中国地域文化的烙印。与此同时，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一样，这种校本性的文化，也是校长主张形成的文化土壤。正如陶行知提出的“行是知之始”“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即知即传”和“六大解放”五大主张，以及倡导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创造精神，“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求真精神等，都具有典型的中国文化基因，根植于中国文化命脉。
重庆市巴蜀小学是一所有着“红色血脉”，同时也是积淀着独特“巴蜀精神”的顽强生机的学校。办学九十载，巴蜀小学与脚下的土地一同经历，与嘉陵江畔的巴蜀园一同成长，与黄炎培、宗白华、马寅初、邹韬奋等著名人士一同奋起，从丰富悠久的本土文化中孕育发生，始终将1932年《建校宣言》中的“创造一个新的学校环境，实验一些新的小学教育”作为学校传统镌刻在文化基因里，融入教育行动中。马宏校长始终坚持这一独特学校文化生态，主张与时俱进，但更强调守正创新，秉持即使在战争时期都坚守住的“真”与“动”的学校文化根脉，把“教育是做的哲学”作为巴蜀小学的办学标签，这是让校长的主张生长出来的很好例证。[7]上海市闵行区七宝明强小学的百年历史造就了学校厚重的文化积淀和生态传统，时刻考验着校长们从所在地域和文化中汲取独特人文理念，并辅以教育导向的眼光与能力。[8]多年来，在“新基础教育”团队的指导和参与下，从吴国丽校长到姚凤校长等，都在努力思考和实践学校的文化创新，提出“审美·研究·超越”和“明事理，明自我；强精神，强体魄”的新时代办学和育人主张。[9]可以看到，在对学校历史文化传统的梳理总结持续深入之下，让每一位管理者、教师和学生能够切身感受到文化传承对于学校的意义，是校长的主张可以不断引起认同感的来源。
二是从校长所处的时代中长出来的，都来自时代、出自时代，彰显了时代的精神。当今校长的主张，都离不开立德树人的新时代，离不开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新时代，离不开核心素养的新时代，也离不开人工智能所催生的新时代。只有与时代对接，校长的主张才能焕发新的思想活力、生命活力与文化活力。
我以为，时代是我们生长的大地和源泉，我们对时代有所贡献，时代因我们的存在而有所不同。[10]32-33深圳中学朱华伟校长同样深谙这一点，强调每所学校回应时代要求、追求高品质发展是培养时代新人的应有之义。在“十四五”时期，基于学校的育人目标，他带领团队共同研制了《深圳中学“十四五”发展规划》，其中，关于国家教育政策的准确解读，城市未来发展的需求分析以及学校自身发展的理性认知，使学校的未来依托时代，学生的成长直面时代，校长的主张从时代中来，再到时代中去，在与时代的探讨中焕发生机。[11]这种时代精神的凸显也如前述陆云泉校长对“生态·智慧”教育的洞悉。又如郑州艾瑞德学校李建华校长以“培养学生正确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为目标，对中小学劳动育人的时代要求和现实需要的关切。[12]这些都是校长积极和充分阐发自身教育信念在时代中转向的主体性浮现。
三是从校长的生命实践中长出来的。来自每位校长的个性与禀赋，出自每位校长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和教育经验，以及办学实践，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对什么是好学校，什么是好教育，什么是好人生等核心问题的个性化理解，形成了校长之间有差异性且独属于自己的主张，刻上了鲜明的自我生命的痕迹，并终身与自己的生命同行同在，因而都成为教育世界中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办学主张、教育主张和育人主张。
于伟校长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教育改革实践中提出的“率性教育”，便是这样一种从他的生命实践中凝练出的主张。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教育哲学的经典表述，和东北师范大学一直倡导尊重教育和创造教育的传统，他指出，从《中庸》“率性之谓道”的社会记忆中挖掘出的以“率性”贯穿人的培养的教育导向是一种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的创造性的教育实践转化。在成为附小的校长后，这一主张正逐渐形成一个从理念到实践的立体化办学行动框架。[13]可以说，这是于伟校长持续几十年深耕教育哲学的理论储备，也是他对儿童本性等问题思考的长期成果。
三、校长的“主张”与哪些要素有关
基于如上路径，校长的主张一旦“长出来”并“提出来”，尚需进一步思考3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主张”与“学生立场”的关系。对于这一立场，我需要再次强调我所认同的叶澜先生的观点：首先，“学生立场”不等于以教与学的割裂状态为前提的“以学生为中心”；其次，它意味着学生的实际状态应成为教育教学的起点和出发点，成为教学目标制定的依据；最后，它要求我们关注学生的成长需要或发展需要。[14]为此，校长要回答的问题是：“我”这所学校和自己的主张，是否满足了学生的发展需要，学生在主张的形成与落地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在以艺术教育为办学特色的众多学校里，由陈伟忠校长领导的华东师范大学宁波艺术实验学校的实践经验可给予我们一些启发。“文化即人化”是陈校长主张的办学理念，它直指学校文化的核心载体，把“人为目的”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旨在构建一所“为人成人”，即能够“让每一位学生最优发展”的学校。[15]为实现这一目标，学校把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办学质量的重要价值选择，尝试让学生自主设计校园文化元素，开展丰富的育人活动，真正把教育做到了“学生立场”。当然，说到学生充分发展的需要，最无法避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五育融合”。但是，在我看来，当下的基础教育改革，并非所有融合都是基于“学生立场”的融合。如何为学生融合，怎样切实地带给学生融合的好处，是值得思考的。广东省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的崔学鸿校长在对“五育”多年的实践探索中带领学校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一步将学生看作整体的人，提出“五育互育”，旨在让促进学生发展的德、智、体、美、劳各育的效果融合，通过教育对象自身的复杂建构自然显现、发挥，这充分尊重了学生发展的规律，如此，学生便在校长的主张中成了不断发展的主体。[16]
第二，“主张”与“教师发展”的关系。这里的“教师发展”是教师作为具体而丰富的人的整体性发展，是教师对所处环境的核心文化与价值观进行充分理解后的发展。校长的主张通过教师之手、之口浸润在学校育人过程中，本质上是与教师建构一种“共同愿景”。在学校这个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相对独立的教育组织中，校长以教育者的身份定位学校的核心价值观，有效指导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才是将主张转化为行动的关键。[17]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我”这所学校的教师，是否具备了与“我”的主张相应的教育基本功和教学基本功？是否在本校教师的专业发展中，实现了化主张为教师能力、化主张为教师素养、化主张为教师的教育教学新基本功？
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的褚新红校长致力于建设一支名为“融慧教师”的队伍，这支队伍是在“融天下之大慧，育未来之栋才”的办学主张下诞生的。基于师生教学相长的教育生态，对标“四有好老师”等新时代教师职业标准，以师德高尚、学养深厚、自主发展、团结协作作为发展内容，以“四格进阶”的培养模式与“六层塔式”的研修机制作为发展之道。[18]对褚校长而言，无论是拓宽技能领域的“教师悦享课程”，还是尊重教师成长规律的“分层培养”，都离不开“融慧”二字。可见，校长的主张已刻在了教师发展的血脉里，并在实践中不断转化为有效教学能力。与此同时，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尝试通过跨界协同涵育教师领导力的方式，提升教师发展水平。余颖校长主张按照“观念为先导、课堂为核心、科研为动力、内涵发展为方向”的办学思路，指向教师核心素养，并使其继续深化。[19]此外，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一小学的张蕊校长也聚焦教师发展“生命场”的建设，为此，她建设梯队式培养体系并取名为“多彩工程”“七彩工程”和“青蓝工程”，旨在让每个年龄段的每名教师都绽放光彩，实现校长主张在教师层面的联结和落地。[20]
第三，“主张”与“自我成长”的关系。校长的“自我成长”与教师的“自我成长”是具有一致性的，都是以“生命·实践”教育学一直以来倡导的“教师观”为底色，强调有清晰的自我认知和主动发展的内在需求的动力源泉，有意识地把自己作为发展的主体来看待，获取“成己成人”的内在价值，达到“育人育己”的最终目的。[21]校长在形成主张、实施主张、表达主张和推广主张的过程中，是否像对教师的要求一样，经历自我反思与重建的过程？是否也实现了自我生命的持续再造和持续成长？校长提出的三大主张是否做到了：既从自己的生命实践中长出来，也反哺、滋养、丰富并发展了自己的生命，进而在日常学校生活中，让这些主张在自己的生命中活出来，活出与这些主张相应的生命的样子？
叶澜曾为参与“新基础教育”实践的校长该怎样学习提供思路，认为理想的校长，应具有实践者、管理者和研究者等多重身份，能让校长在调查分析所在学校、自我观察与反思、听报告和与教师互动中获得更多成长机会。[22]有主张的校长善于学习和创造，在能力增长之外，持续的向内探索是他们自我成长的必需。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窦桂梅校长躬耕实践30余年，坚持反思并永远强调自己在“学习做校长”。[23]“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张桂梅校长，在艰苦的条件下，始终将“帮学生们走出大山”和“培养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女性”作为自己的教育信仰并为之付出全部努力，从学生那里滋生出的责任感、价值感和情怀体验都在源源不断地支持她践行这一主张，实现自我生命在学生生命中的延续，进而得以实现教育生命的价值。[24]这一切都说明，校长的主张关乎于育人，也关乎于育己。
归根到底，校长的主张都与人的生命成长相关，与学生的生命成长、教师的生命成长和自己的生命成长有关，只有建立起这种与生命成长紧密关联的办学主张、教育主张和育人主张，才可能焕发出它们特有的生命之气息和教育之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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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教育科研，本文发表于《上海教育科研》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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