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正当我与父辈们一样,冒着酷暑在玉米地里劳作时,盖着红色大印和凹凸钢印的一张录取通知书邮寄到村子。 我是本村第一个通过考试出去的农家子弟,为此,乡亲们说了很多话,而每个中老年人都不约而同地说:“落叶归根,告老还乡,将来退休一定要回到家乡。”后来,憨厚的叔父多次对我说:“出门在外不容易,过得不好就回来,有地有力气,饿不死人。” “告老还乡”是古代官员退休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离乡商贾一种相沿成习的风俗,也是四海游子的最终归宿。 我十分感谢父老兄弟的深情厚谊,然而,“告老还乡”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难圆的美梦。离开家乡时,家里存放农具、物件、柴火的两孔窑洞已经塌了,居住的两孔窑洞中有一孔用大木头顶着,与别人共用的三间(两家各一间半)瓦房已很破败。村里人多地少,学生的户口迁出后就失去宅基地分配权,“集体所有制”的“口粮地”也被收回。乡村公共社会的落后、冷漠,以及宗族矛盾、传统恶俗给予农家子弟太多的辛酸、沮丧、伤痛,“跳农门”本身就是一种逃离方式,一般的出逃者岂能积极“回归”?而企盼回归的都是难舍故土、眷恋家乡和亲人的人。 外出求学的第二年,家乡搞“宅基排队”,原来自然村的住户全部迁到新址。“祖传”老宅一亩大小的院落复垦为农田,两孔窑洞相继塌陷,老水井被填埋,喂牛的石槽被善男信女们抬到村里的“白音寺”做“香火炉”,崖畔上那棵老酸枣树年复一年地结着果子,“大清道光年制”的老石磨半埋在老宅的泥土里。 近十几年,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相继占用一批耕地。紧接着,撤县设区,撤乡并镇,建“开发区”,地方政府统一征用农业用地卖给开发商,村里的土地更加紧缺。随着郊区城市化,农村集体土地的进一步国有化,近郊农民已经有了“迟早要被赶走”的危机。乡村砖瓦场没有新的取土地,开挖了埋着祖宗的公共墓地,“挖祖坟”行为引起纠纷,差点打死人。土地制度、土地市场、紧张的土地供求矛盾已经告诉我一个残酷的现实:我在故土已无立锥之地,告老无法还乡。 父亲晚年始终与二哥一起生活,新宅不属于我,我与新宅没有丝毫感情,魂牵梦萦的仍是老宅院。20年来,每次回村,我都要到坡头上去看一看原来住过的四孔破窑,那是真正的家呀!白音寺的居士老太太们一看见我去坡头看老宅地,就忍不住掉眼泪。 老父亲晚年最大的心愿就是为我和军旅20多年的大哥争取宅基地,老人家坚持不懈地争到80岁,人“上山”(去世)而心愿未了。父母亲都走了,我没有了可以投奔的亲人。哥嫂也在慢慢地变老。20年后,我如果“落叶归根,告老还乡”,势必寄晚辈“篱下”。独生子女们的负担已经很重,能再收留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吗?如果郊区城市化持续加速,村庄被强制拆迁,20年后,侄孙们的“篱下”又会在何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根若不在,叶落何处? 两年来,每次去父母的墓地祭奠,我都有一种“无枝可依”的失落感。50年后,这块百年墓地能保留住吗?50年后,离村的游子们可能连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 从明年起,我打算回乡不进村了。绕道去给父母烧几张纸钱,然后,默默地返回千里之外的城市。人,虽然还没老,可实在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了! 有乡无家,如之何还?【摘自《各界》陈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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