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２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正当我与父辈们一样，冒着酷暑在玉米地里劳作时，盖着红色大印和凹凸钢印的一张录取通知书邮寄到村子。
我是本村第一个通过考试出去的农家子弟，为此，乡亲们说了很多话，而每个中老年人都不约而同地说：“落叶归根，告老还乡，将来退休一定要回到家乡。”后来，憨厚的叔父多次对我说：“出门在外不容易，过得不好就回来，有地有力气，饿不死人。”
“告老还乡”是古代官员退休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离乡商贾一种相沿成习的风俗，也是四海游子的最终归宿。
我十分感谢父老兄弟的深情厚谊，然而，“告老还乡”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难圆的美梦。离开家乡时，家里存放农具、物件、柴火的两孔窑洞已经塌了，居住的两孔窑洞中有一孔用大木头顶着，与别人共用的三间（两家各一间半）瓦房已很破败。村里人多地少，学生的户口迁出后就失去宅基地分配权，“集体所有制”的“口粮地”也被收回。乡村公共社会的落后、冷漠，以及宗族矛盾、传统恶俗给予农家子弟太多的辛酸、沮丧、伤痛，“跳农门”本身就是一种逃离方式，一般的出逃者岂能积极“回归”？而企盼回归的都是难舍故土、眷恋家乡和亲人的人。
外出求学的第二年，家乡搞“宅基排队”，原来自然村的住户全部迁到新址。“祖传”老宅一亩大小的院落复垦为农田，两孔窑洞相继塌陷，老水井被填埋，喂牛的石槽被善男信女们抬到村里的“白音寺”做“香火炉”，崖畔上那棵老酸枣树年复一年地结着果子，“大清道光年制”的老石磨半埋在老宅的泥土里。
近十几年，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相继占用一批耕地。紧接着，撤县设区，撤乡并镇，建“开发区”，地方政府统一征用农业用地卖给开发商，村里的土地更加紧缺。随着郊区城市化，农村集体土地的进一步国有化，近郊农民已经有了“迟早要被赶走”的危机。乡村砖瓦场没有新的取土地，开挖了埋着祖宗的公共墓地，“挖祖坟”行为引起纠纷，差点打死人。土地制度、土地市场、紧张的土地供求矛盾已经告诉我一个残酷的现实：我在故土已无立锥之地，告老无法还乡。
父亲晚年始终与二哥一起生活，新宅不属于我，我与新宅没有丝毫感情，魂牵梦萦的仍是老宅院。２０年来，每次回村，我都要到坡头上去看一看原来住过的四孔破窑，那是真正的家呀！白音寺的居士老太太们一看见我去坡头看老宅地，就忍不住掉眼泪。
老父亲晚年最大的心愿就是为我和军旅２０多年的大哥争取宅基地，老人家坚持不懈地争到８０岁，人“上山”（去世）而心愿未了。父母亲都走了，我没有了可以投奔的亲人。哥嫂也在慢慢地变老。２０年后，我如果“落叶归根，告老还乡”，势必寄晚辈“篱下”。独生子女们的负担已经很重，能再收留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吗？如果郊区城市化持续加速，村庄被强制拆迁，２０年后，侄孙们的“篱下”又会在何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根若不在，叶落何处？
两年来，每次去父母的墓地祭奠，我都有一种“无枝可依”的失落感。５０年后，这块百年墓地能保留住吗？５０年后，离村的游子们可能连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
从明年起，我打算回乡不进村了。绕道去给父母烧几张纸钱，然后，默默地返回千里之外的城市。人，虽然还没老，可实在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了！
有乡无家，如之何还？【摘自《各界》陈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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