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当前乡村道德失范主要源自以下三方面:
1、传统道德失落。乡村传统自然经济及其生产观念的变迁无形中消解了传统道德的承载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乡村生产经营方式的不断变革,乡村传统道德的承载基础受到连续淘蚀和冲击。乡村大批劳动力外徙,打工或经商。使个体家庭生产经济重心从乡村移向城镇、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打破了以土地为核心生产要素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小生产经营模式,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行为日益商品化、市场化和社会化,历史沿袭下来的宗法伦理道德观念随之逐渐瓦解——虽然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首先,村民土地情结的淡化标志着农耕生产观念的根本解体。历史上,土地一直是村民安身立命、发家致富的命根子,对土地依恋的心理特征已经成为传统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渐渐削弱了土地在农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其次,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和角色分化继续引发了乡村社会传统道德观念的一系列变化,它对农民个体心态和人格造成深刻影响,造成村民个体价值取向上的复杂化和多变性,解构了乡村社会的传统结构和运行机理,使传统道德碎片化、边缘化。正如研究农村社会的法国学者H·孟德拉斯所说:劳动者不再仅仅依赖于自己的良心、干劲和牢固的劳动观念,家庭父亲的道德观念也不再是劳动者评价的主要依据和从事经营管理的标准等等。传统道德权威失落所造成的道德真空令乡村社会丧失了社会评价的标准与力量,乡村社会陷入紊乱无序的风险迅速上升。
2、市场流弊张扬。市场经济的建立冲击了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伦理观念,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竞争、效率、法治、平等诸观念意识。然而,市场经济尤如一把双刃剑,其本身也有着系列弊端,给整个社会——包括乡村社会带来了深层负面影响。特别是物化和功利意识的极度张扬导致了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和社会危机。面临强势的市场话语,部分村民逐渐放弃了一向秉承的朴素道德要素,自私观念与功利心态非理性膨胀,“金钱万能”观念凌驾一切之上。当这种自私和金钱权势观念心理一旦结合并被强化,乡村的宽容忍让、俭朴谦良风气传统便会被消蚀殆尽,村民间由于自傲和自闭心态的增强而关系紧张,一批“无公德”人出现。如:极端个人主义至上,集体主义和村社观念淡薄,甚至损公肥私,致使村社集体资源流失破坏殆尽;传统邻里和睦之情日趋冷漠,隔阂芥蒂日益加深,村民容易为琐事反目成仇、大动干戈;一些人曲解独立自主意识,把孝敬父母的道德传统丢得一干二净,不关心赡养老人,社会责任感匮乏;有的村庄甚至为了钱财而不择手段走上集体性犯罪道路以及炫富比阔现象严重等等。在农耕生产观念和宗法伦理系统解体的情境下,乡村目前无力构筑起新的、有效抵制各种现代市场弊病和不良现象的道德整合机制和批判功能,与城市相比,乡村社会危机防治、救助机制和功能极其不完善和滞后,致使种种恶性行为和不良思潮趁虚而入,蔓延泛滥。曾让人痛恨的偷盗抢劫、黄赌毒犯罪乃至社会黑恶帮派在一些乡村横行无忌,滋扰祸害百姓;一些地方,各种邪教和非法组织潜滋暗长,蛊惑人心,社会治安令人堪忧。
3、小农意识还魂。小农意识的残余文化心理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宽松社会环境而死灰复燃,顽固阻抗着现代道德的自觉生成。作为小农意识的核心——以血缘或人情为基础的差序性交往方式的潜意识文化不仅左右、影响着乡村村民,而且左右、影响着城市市民,是整个国家彻底实现现代化前必须攻克的最后堡垒。显然,这种文化心理与现代性在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它一方面拒斥现代性的民主法治等本质精华,另一方面利用和张扬着市场经济的种种流弊,有着非同小可的适应能力。当前小农意识虽然被迫脱去层层外衣,但阴魂未散,反而在各种场合中披上现代性的外衣粉墨登场,颇具迷惑性。宗法迷信观念打着文化挖掘的旗号和运用科学形式的伪装再度沉渣泛起。乡村宗族主义的复燃不仅有着历史文化的惯性,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源:一些地方村民自治功能扭曲虚置,难以保障村落的正常运作,在村落无序、市场风险加大和自然灾害难以防范的情况下,势单力薄的个体家庭往往借助于血亲关系以相互保护和争夺村落资源与权力。一些村庄出现少数宗族、家族利用庞大势力强行影响、把持两委的现象,村民自治沦为争权夺利的“合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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