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史江山
网友YL牧归评论：
英雄就义前的几张照片令人感动到泪目，正是因为太真实！仔细看看王孝和此刻年轻英俊的脸庞带着从容不迫坦坦荡荡的微笑，没有一点儿慌乱绝望的表情，试问若不是胸中怀有崇高、坚定的信仰怎么可能做到如此的视死如归，毕竟他还风华正茂，他还有心爱的妻子、年幼的孩子和白发双亲……，能说他赴死前没有挂碍吗？他带着微笑回头在人群中寻找着妻子时，那所有的牵挂都浓缩在这最后的一瞥（再次泪目）。但为了民族大义，为了未来的新中国，他毫不犹豫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生活在无数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年代的我们当世世代代永远铭记着他们！
1948年9月，《大公报》记者冯文冈被派往上海国民党特刑法庭，进行案件记录采访。
要接受审判的人叫做王孝和，据说是个地下党。冯文冈对这个人实在不了解，他按部就班地挤进了法庭，找到自己定好的位子，拿出摄像机，准备拍下头条新闻。
审判进行得非常快，王孝和很快就以“通共”、“叛国”的罪名被处以死刑，并且法官宣布：“立即将其押赴刑场！”
法庭警察冲了上去，王孝和脸上并没有慌乱，反而面带微笑，回头寻找着什么，冯文冈意识到，这将是个很好的镜头。
记者的职业素养让冯文冈举起相机，飞速按下了快门，正好记录下了王孝和这转头一瞬间的微笑。这时候冯文冈顺着王孝和的视线才注意到，王孝和是在用眼睛寻找他的妻子祁玉瑛，他的妻子已经身怀六甲。
他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原本可以和妻子一起，安静地等待他们的孩子降生。但是他为了革命，不得不割舍这一切，在面临死亡的这一瞬间，他并没有害怕或者后悔。
两行泪忽然从冯文冈眼中流下来，他认为自己相比于眼前这个“死刑犯”，实在太过渺小，他恳求主编把这张照片刊登在了头版头条。
从此之后，烈士临终前的微笑便随着这张报纸上的黑白照片，永远保留了下来。
也许，后人已经不太记得关于王孝和的故事，在那些风起云涌的年代里，牺牲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他们留在历史书上的，也只有寥寥几笔。
但事实上，每一个英雄的故事，都是值得称颂的史诗。
1924年的春天，王孝和出生在上海一个小小的弄堂之中，虽然上海是当时全中国最繁华富贵的城市。但是，那些灯红酒绿的日子和王孝和无关，因为他们一家人正是上海这座大城市的最底层。旧社会，人人生来并不平等。
王孝和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他还有足足七个兄弟姐妹，庞大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但是，王孝和的父亲不过是船舶公司一个普通的职工，老板经常拖欠工资，而且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导致父亲患上了咳血病。
王孝和的母亲是个纺织女工，后来因为长期在暗处工作，导致视力下降，被老板撵了出来。于是只能在巷子里给人浆洗衣物，赚点零碎的生活费。
王孝和家虽然孩子多，但最后平安长大的只有三个，有两个孩子刚一生下来就是死胎，两个孩子都感染了瘟疫死去，还有最小的弟弟不幸遭人拐卖。
以至于王孝和长大之后时常自嘲，说自己能够长大成人，就是莫大的胜利。
当然，在苦难的童年之中，也有过幸运的事情。在王孝和六岁的时候，靠着当地宁波同乡会的资助，这个贫苦出身的孩子进入了附近的小学读书。
年幼的王孝和对知识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渴望，学习成绩也远远超出同龄人。然而，随着上海沦陷，年少的王孝和失学了。
战火之中，王孝和父亲与他们失散，王孝和兄弟三个跟着母亲一路逃难，投奔居住在宁波的外婆，在当地乡邻的帮助下，王孝和重新入学就读。
在这段时间，王孝和认识了邻居家的姑娘祁玉瑛。
两人年纪相仿，整日在一起玩耍，是真正的青梅竹马，两家大人看出了少男少女之间暗生的情愫，于是给两个孩子订了婚。订婚不久，上海战事平定，王孝和一家人返回上海。
1938年，王孝和考入了英文专科学院。
在学校里，王孝和认识了几个特别的老师，这些老师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秘密地在学校里成立党支部，宣传红色思想，学生们踊跃加入，王孝和看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顿时感到醍醐灌顶。
是啊，凭什么出身底层的自己，就要一直被上层阶级踩在脚下呢？为什么人数如此少的军阀官僚，占据了如此多的社会资源，而和自己一样的穷人却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
原来，这一切的悲剧都源自于三座大山的压迫！而且，压迫是可以推翻的，千千万万的穷苦人民也是可以站起来的！
这番新的认识，几乎改变了王孝和的整个人生，很快，王孝和加入了学校的青年革命组织，协助学校内的几名党员印刷刊物，传递情报。1941年，王孝和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因为家境贫寒，王孝和没能完成学业。入党不久，他就办理了退学手续，成为了发电厂的一名文员，他一边支撑着家庭的重担，一边以地下党员的身份秘密活动。
他小小的卧房成了党组织在上海的编辑部之一，无数的刊物经由这件地下编辑部刊印出来，分发到每一个受尽压迫的工人手中。
就在王孝和忙于工作的时候，他的外婆写来了一封信，他的未婚妻祁玉瑛如今已经成年，他该上门去提亲了，否则是要引起女方家不满的。但是，这件事情却让王孝和非常为难。
一来，他和祁玉瑛虽然有青梅竹马的感情，但是那时候他们年纪太小，根本不理解什么爱情，这段婚事，最终还是两家大人的意愿，是包办婚姻。
作为共产党员，王孝和心里对这样的旧式婚姻有排斥，他和祁玉瑛多年没有见过，如今突然走到谈婚论嫁的地步，这岂不是耽误祁玉瑛的一生吗？
二来，他现在作为地下党，无异于是在刀尖上行走，随时可能在敌人的枪口下送命，他对牺牲早有准备，也绝不会后悔。但是，如果自己组建家庭，将来自己万一牺牲，让祁玉瑛如何生存呢？
出于种种顾虑，王孝和想要悔婚，可他又不明白祁玉瑛家中是个什么情况，如果真是对婚姻大事格外传统的态度，那么他贸然退婚，还是会把祁玉瑛逼上绝路。
所以，王孝和左右为难，这婚事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王孝和心里后悔不已。最后，王孝和一咬牙，还是寄了一封信，说自己想要退婚。
情投意合
但是王孝和没想到，几天后，祁玉瑛和她的母亲居然亲自到上海来，要和他谈这件事情，这下，王孝和心中十分紧张，莫非对方要寻死觅活？
怀着满心忐忑，王孝和来到了约定的旅馆。但是一见祁玉瑛，他愣住了，眼前的祁玉瑛剪着新式短发，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谈吐文雅、性格温柔聪慧，俨然是一个新时代的优秀女性。
其实，祁玉瑛此来，也正是为了和王孝和把这件事说清楚。
退婚是大事，王孝和既然提了，祁玉瑛也并非不能接受。如今是新时代，没有盲婚哑嫁的道理，为了打消父母的顾虑，祁玉瑛还带着母亲共同前往。
可是，这一见面，祁玉瑛和王孝和对退婚的事情反倒犹豫了起来，因为他们越看对方越喜欢，两个有志青年之间存在着无形的吸引力。
最后，退婚的事情谈得含含糊糊，两人反而立了约定，要常常写信联系，多多交流。
这样一来二去，书信承载着绵绵情谊，终于，两个曾经苦恼于包办婚姻的人，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决定结为伴侣。
1946年春天，祁玉瑛带着自己不多的嫁妆来到了上海，成为了王孝和的新娘。
当时，他们的生活真可谓一贫如洗，房子是租来的，衣服则是缝缝补补，两人的房间里，只有一套桌椅板凳算是新的，剩下的都是老物件。而且，作为丈夫的王孝和非常忙碌，他肩负着一个地下党员的任务，这个秘密，他不能告诉妻子。
所以，祁玉瑛很快发现，自己的丈夫有些奇怪之处，王孝和是个贴心诚恳的人，待妻子非常好，而且很有学识，但他偏偏有个“不良嗜好”。
每到晚上，就要叫上一群狐朋狗友，来到家中打牌。
祁玉瑛觉得打牌不是好事，要说旧社会，底层工人爱好打牌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放到王孝和身上，就很不正常。
祁玉瑛了解自己的丈夫，知道他是个很有责任担当的好人，这样一个人，会沉迷于赌博？
祁玉瑛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更怪异的是，王孝和白天完全不犯赌瘾，只有晚上才管不住自己，非得要拉人来家中打牌，而且王孝和打牌，都要找各种理由让祁玉瑛离开。
还有一次，王孝和嘱咐祁玉瑛，若是听到有人敲门，就在卧房外面敲三下门告知自己。
敲门就敲门，干嘛搞得这么神神叨叨的？祁玉瑛迷惑不解，而王孝和则笑着告诉她：自己只是害怕撞上抓赌鬼的巡警。她也知道，这年头巡警抓人都不需要法律。
祁玉瑛半信半疑地同意了，她越来越确定，丈夫绝对不熟在打牌，可是，他在利用打牌掩饰什么呢？
王孝和要掩饰的，当然是地下党的活动。那时候形势对我党不利，敌人在上海大搞白色恐怖，许多潜伏在上海的同志都被敌人逮捕了，地下联络点临时转移到王孝和家中。
敌人封锁很严，想要传递情报难如登天，王孝和只能想出这个赌博的主意。王孝和为人谨慎，敌人平时根本不会注意到他。
瞒着祁玉瑛，实在是迫不得已，小李不是党员，这些事情对祁玉瑛而言是天大的秘密。
但是另一方面，王孝和决定让妻子帮助自己盯着门外的敌人，给自己报信，王孝和深知，祁玉瑛是个聪明智慧的女性，即便她不确定自己在做什么，也会支持自己。
王孝和猜得没错，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之中，祁玉瑛隐约猜到了自己丈夫的身份，她也逐渐明白了那些来家里赌博的人是谁，那些在街口和丈夫见面的人又是谁。
最初猜到这个秘密的时候，祁玉瑛的心都悬在了嗓子眼，但是在丈夫回家的那一刻，祁玉瑛心里的顾虑忽然消失了。
眼前这个人，是在为国家献身，祁玉瑛因为父母的传统观念，没能坚持完成学业，但是她也并非那种只知道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旧式淑女，她是个极有理想和胆识的女人。
在想明白丈夫在做什么之后，祁玉瑛决定拼尽自己的一切，去守护丈夫的这份伟大事业。
夫妻俩形成了一种无言的默契，王孝和和人谈话的时候，祁玉瑛在门口望风。在巡警检查的时候，祁玉瑛就和王孝和一起演戏糊弄过去，他们极少在明面上谈及“共产党”相关的事情。
王孝和依旧没有对妻子说出全部的计划，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同一个战线上英勇战斗。
当时有一次，由于特务的封锁盘查，王孝和手里的一封情报送不出去，王孝和在家里急得团团转。这时候祁玉瑛问：“你坐立不安，有什么烦心事不可以跟我说呢？”
王孝和不能说实话，只能对祁玉瑛说：“我本来要去给朋友捎一封信，可是外头的巡捕对这些信百般盘查，我想，别人的信，我是不好给巡警看的。”
祁玉瑛眨了眨眼，笑着说：“那为什么不让你的太太代你去送信呢？我到街口去买菜，那些巡警对我这样的女工，根本懒得查的。”
王孝和抬起头来，看着妻子的脸，下了莫大的决心，将信交到妻子手中，对她说：“这封信对我的朋友很重要。你走到街后的洋楼下面，会有邮差来找你接信的。”
祁玉瑛则说：“你早该找我帮忙的，难道你一个人不累么？”
这次送信活动十分成功，特务并没有注意到被祁玉瑛藏在腰间的一封书信。
祁玉瑛与孩子
从此之后，祁玉瑛便成为了丈夫专职的联络员，代替丈夫送出去了几十封重要的情报。
结婚一年后，祁玉瑛生下了一个孩子，这是个健康可爱的女孩，王孝和给孩子取了“佩琴”这个名字。孩子的出生让王孝和很高兴，但高兴之余也有些惆怅。
有一回，王孝和看着摇篮中熟睡的孩子，忽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对妻子说：“阿瑛，我常常想，要是能看着我们阿琴长大就好了。”
祁玉瑛听到这句话，心里也伤感起来，她装着糊涂，对丈夫说：“你是阿琴的父亲，你当然是要看他长大的。”
王孝和用开玩笑的语气说：“生死有命呢，万一我看不到，不知道阿琴怪不怪我呢？”
祁玉瑛紧握着丈夫的手，想要宽慰几句，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只能说：“阿琴很懂事的，她一定不责怪你。”
王孝和不由得红了眼眶，对妻子说：“辛苦你了。”
生离死别，对革命家庭来说，本就是最寻常的事情。王孝和心里有很多不舍，他有一个世上最圆满的家庭，对于从小颠沛流离的王孝和而言，这样一个家庭简直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
在无数个梦里，也许王孝和也曾经幻想过，假如他生在太平年代，不是行走在生死线的地下党，也许他能够度过安稳的一生，和他的妻女一起，永远幸福自由地生活着。
但他生在战火硝烟遍布的年代，他的爱国之心不允许他抛下家国责任不顾，在抉择之际，一个革命者要顾全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小家。
转眼间，1948年的夏天到来了，这个夏天过得很不太平，一群特务开始频繁造访王孝和和祁玉瑛的家。这个时候，祁玉瑛肚子里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特务们从各种渠道得知，王孝和的身份并不简单，可能和上海潜伏的地下党组织有关。不过，最开始特务们并没有打算杀掉王孝和。
据他们所知，王孝和级别不低，如果王孝和愿意投降，为国民党做事，那岂不是更好？
所以，特务们来了一招先礼后兵，他们提着礼物来到王孝和家中，看到王孝和家徒四壁的状况，他们连连摇头，对王孝和表示：只要投降，高官厚禄有的是！
一跃就能成为人上人，这样的买卖谁不想做，谁不动心？
没想到王孝和不为所动！他深知，中华民族正处在苦难当中，王孝和心中所想的从来不是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是全民族的解放事业。
他摇头对特务们说：关于地下党之事，自己一概不知，至于官位，自己也实难承受。
王孝和拒绝的态度惹恼了敌人，他们脑筋一转，把主意打到了祁玉瑛的身上。
他们又专门找到祁玉瑛谈，对她说：只要劝说王孝和投诚，她就可以做官太太了，住洋楼穿旗袍，比住在这小小的筒子楼里好千倍万倍。
祁玉瑛听了，也是摇摇头，她对特务们说：“我只是一个没读过几本书的乡下女人，我怎么配得上洋房呢？我不晓得你们为什么拿这些话来骗我，但我知道，要是收了不属于自己的好处，将来要遭到报应的。”
特务们再次碰了一鼻子灰，祁玉瑛把特务应付了过去，心情却十分沉重。
晚上王孝和回来，祁玉瑛将这件事情告诉王孝和，她问王孝和：“那些人总是来家里使坏，我们怎么办呢？你有需要我帮忙的吗？”
但这一次，王孝和却只有无尽的沉默，他知道，离别的时刻到来了。
被捕的前几天，王孝和和祁玉瑛长谈了一次。他说：“将来，若我不在，你可以去做奶妈 ；小孩可以交给我妈妈去养。生活困难，家里凡是有的东西，五斗橱、衣柜都可以卖掉。我如果有一天能回来，都会把这些东西买回给你。”
他又说：“你要做好今后没有我的准备，上海鱼龙混杂，你要当心，不要受骗，好好照顾阿琴，让她不要怨我，如果遇上可靠的人，改嫁是好事，不要因为我而有顾虑，只要看清值得托付就好。”
一向坚强的祁玉瑛听到这些话，内心崩溃了，她扑进丈夫的怀里哭着说：“不要留在上海了，我知道你会被抓走，趁着他们没来，你走吧，你到宁波老家去，或是逃到北方，我不想看着你送死！”
王孝和却说：“走不得，我走了祸事更大，阿瑛，你带着阿琴去宁波吧。”
祁玉瑛哭了半天，却不愿意离开，她说：“他们抓了你，也要有人给你送饭送衣裳，你做了决定，我是不该拦你的，但是，我是你的太太，你进了监狱，我要在外面守着你。”
解放之后，有上海监狱的狱卒回忆，在王孝和入狱的那段时间，他和妻子常常通信，这些信件一共五十多封。
祁玉瑛在监狱外面租了房子，每天抱着孩子，风雨无阻地过来给丈夫送饭。
王孝和快要上法庭受审的时候，监狱终于同意让夫妻俩见上一面。当时夫妻俩相顾无言，只是默默流泪，后来狱卒催着他们讲完遗言，让祁玉瑛快走。
王孝和流着泪，开口喊了两声“阿瑛”，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王孝和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内容是这样的：“您的分娩地点是云南路，比杨树浦来得好，否则您孤苦伶仃独自在杨树浦，我不在身边，真是放心不下，不久您要做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已经告诉了我的难友们请他们吃红鸡蛋哩！”
被判决死刑那一天，王孝和坦然接受了自己的结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革命，怎么可能没有牺牲呢？
王孝和最后转过头去，想要和妻子道个别，他不知道，有个记者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他也不知道，他的妻子不在现场。
法庭开庭那一天，祁玉瑛挺着已经八个多月的肚子，抱着女儿佩琴来到法庭外，想要见丈夫最后一面，但是警察拦住了她，把她拖了出去。
她不死心，又沿着刑场的路狂奔，但是还没走到刑场，枪声就响起了。
他们的爱情故事没有圆满的结局，但王孝和用他的牺牲，给新中国换来了一个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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