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代乃普通用语，但是考察从历史角度来考察文化史，那就不是没有意义的用语了。唐代属于中世之终末，而宋代则为近世之发端。其间包括从唐末至五代的过渡期，跟唐宋的文化在性质上又明显的异点。但历来的历史家大多都是根据朝代来区别时代，因此唐宋啊、元明清啊——都成了成语，但是从学术而言有必要改正这样的区划法。不过今出于方便，还是从普通的历史区划，使用唐宋时代之名，我想总体概括的说一下，中国从中世向近世转移期间的变化状态。
中世与近世的文化状态，方方面面都有异点，但是从政治上来说的话，那就是由于贵族政治的废颓，从而引起了君主独裁政治。贵族政治从六朝开始到唐朝的中期是最为兴盛的时代。当然此贵族政治跟上古的氏族政治相比，完全是两回事。跟周代封建制度没有关系，而是一种特别的东西。此时代中国的贵族，作为制度并非天子给人民以领土，而是根据其家族出身，作为地方上名门的永远的继承关系而自然拥有一切，所谓“郡望”的内容，就是指这些。这些名门皆看重系谱，因此当时系谱学非常盛行。即使现存在的各种书籍中，《唐书》之宰相世系表，就是那样的东西。还有李延寿《南北史》中，亦不拘朝代，把每家人从祖先开始到子孙为止汇总在一起，为之作传。因此，被指责为这成了做家传，而不是记录历史。这是无意识地显现在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的实际状态。
有名的望族在当时政治上地位几乎是超越的。也就是说，当时的政治可以说是全体贵族的专利品，非贵族不能就高的官职，但是第一流的贵族也不一定限于天子、宰相。天子的地位尤其特别，它是归于有实力者之手。即便成为天子，其门第维系限于第一流的贵族。唐太宗为天子之际，调查了贵族系谱，当时第一流门第北方是博陵的崔氏、范阳的卢氏等，太宗家陇西李氏位居三流，这此门第的排行榜，即便有天子的威力，也不能变更。在南朝王氏、谢氏等比起天子的门第来也遥遥在先。结婚也都是在同阶级、贵族之间联姻，这些人的团体形成社会的中心，最好的官职都是让这些人的亲朋好友所占领了。
贵族政治从唐末到五代的过渡期中，逐渐废颓；于是代之以君主独裁政治。贵族废颓的结果，使得君主的位置与人民接近，高官厚爵也不再是有门第人的特权，完全听命于天子的权力，由他来任命。这一制度，宋以后渐次发达，明清时代完全形成独裁政治的完整形式，国家凡是权力之根本皆天子一人所有，其他人不管多大的官职不可能拥有全权。君主不管什么官吏都不会把其职务全部权力都委任给他。因此官吏对其职务，并不负完全责任。承担责任的只是君主一人。
比较这二种政治状态，贵族政治时代君主的地位，有时可因为有实力、超越阶级而占有天子的地位，但是一旦成为君主，也不得不成为贵族阶级中的一个机关。也就是说，君主乃贵族阶级的共有物，其政治便是认可贵族的特权，尔后才能实行。一个人没有絶对的权力。孟子尝曰：“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这样的事情并不仅仅上代有，中世的贵族政治时代，亦屡々。君主乃一族人、即包括外戚从仆在内的一家的专有物，因此如果不称这一家人之意，便遭废立，或者弑逆。六朝开始到唐为止，弑逆废立之所以多，便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这一家族的事情跟多数庶民几乎毫无关系，庶民作为国家的要素没有一点份量，跟政治也是不相干的事情。
这样的君主单单作为贵族代表，而坐在那个位置上。这是中世的状态。但是进入近世，贵族没落后，君主直接面对全体臣民，成为全体臣民的公有物，而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政治跟全体臣民发生了关系，君主自然成为全体臣民的代表。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君主并不成为全体臣民的代表者，而是自身成了絶对权力的主体。但是不管怎样，君主地位比起贵族时代来安全多了，从而废立也不容易，至于弑逆之事也几乎没有，宋以后的历史便证明了这一点。仅仅元代是特有的异例。这跟蒙古的文化程度有关系，蒙古文化跟中国的同时代相比甚未落后，与中国的上古时代同程度。由于征服了中国，突然君临近世的国家组织之上，其帝室依然留有贵族政治之形骸，可仅仅在民政方面带有近世的色彩。因此常常表现为一种矛盾状态。
贵族政治时代，贵族有掌握权力的习惯。因此隋文帝、唐太宗那样的英主出现，即便在制度上不认可贵族的权力，但是在实际政治中还残留其形式，政治是与贵族的协议体。当然这一协议体不是代议政治。
唐代政治上的重要机关有三，曰尚书省、曰中书省、曰门下省。其中，中书省是天子的秘书官，草写诏敕命令，对于臣下的上奏给予批答。但是确定这一诏敕则需要门下省的同意。门下省有封驳之权，若认为中书省的案文不当，可以驳撃、封还。中书与门下在政事堂协议决定。尚书省履行接受并执行这一决定的职务。中书省代表天子，门下省那是官吏之舆论，即代表贵族舆论的形式。当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大官都是贵族的出身，因此贵族不一定绝对服从天子的命令。故天子对臣下上奏的批答之类，都是极其友好的，决非下命令。然而到了明清时代，批答则完全像对待从仆那样，使用语言。口气也完全是下命令一样，所谓封驳之权，宋以后，日益衰微、到了明清几乎不存在。
这样变化的结果，宰相的位置不复为天子的辅佐，几乎成了秘书官。宋代尚有唐代的遗风，宰相有相当的权力，明以后根本不安置全宰相之官，事实上，担任宰相的工作的是殿阁大学士，其官职上的性质，便是天子的秘书，代笔，辅佐天子，分担其责任。完全承担责任古代宰相的遗风丧失殆尽，唯有君权无限发达。唐时宰相，皆为贵族阶级中出身，一度到达其位置，天子虽有其权力亦没有自由活动的习惯。但是明以后，宰相不管手中有多强大的权力，但不敢触犯天子心情，随即就会被废黜，成为一个平民，乃至沉沦为囚犯。宋代恰恰处于唐与明清之间，虽没有像明清宰相那样没有权力，但是以天子的权力为依靠极尽一时之盛，但一旦失去了天子的背景，便立地为一匹夫。从宋的寇准、丁谓，南宋的贾似道等人境遇变化，这个道理便不问而知。地方官等亦是如此，在唐代，跟中央权力有关系，但在各地方上几乎享有与君主同样的权力。但宋以后，不管什么高位的地方官也听凭君主的一声命令，随便就交迭。宦官是天子的从仆，但是唐代宦官成为天子眷族的有力部分，甚至出现“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的谚语，后明时宦官也飞扬跋扈，持有天子恩宠之际有权力，恩宠衰弱，其势力完全消失。唐朝和明朝的宦官之所以有如此不同，也就是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政治有区别的结果。
与此同时，人民地位也有了显著变化。本来就跟法治国不同，人民的权力得不到明确的认可。但是人民地位与财产上的私权，与贵族政治时代亦大相径庭。贵族时代，人民被视为是全体贵族的奴隶，到了隋唐之际，把人民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直辖于国家。尤其是创造了把农民当作国家的佃农来对待的制度，事实上，政治权力仍然属于贵族，因此，农民处于成为拥有君主的贵族团体的佃农这样的状态。土地分配制度等也跟这样的意义有密接关系。特别是租税的性质尤其显示其意义。即，唐代的租、庸、调制度，意味着人民向政府交纳地税、服劳役、提供工作品。唐中世开始，此制度自然毁坏而转为两税制度，人民的居住在制度上获得自由的解放，地租等的收纳也可以钱代纳，因此，人民从被拘束在土地上的奴隶佃农的位置那里，开自然解放之端绪。到了宋代，根据王安石新法，人民土地所有的意味越来越确实。像青苗钱那样的低利资金融通法，也可解释为认可人民可以自由处理土地的收获。还有也改历来的差役为雇役，虽然受到了很多反对者的攻撃。但是，此雇役制度尤为适合当时的情况。后司马光改变王安石新法之际，新法反对论者当也有人，以苏东坡为首，反对恢复差役，这样的人很多。中国完全不认可人民的参政权，贵族阶级被消灭后，君主与人民形成直接相对的关系，即成为近世的政治的状态。
还有官吏，即君主与人民之间的中间阶级亦可被选举。当然。这一选举并非今日的代议政治那样的被选为议员，只是指一种官吏登用的形式。也就是说，选举的方法，从专门任用贵族阶级变为通过考试登用，即成为科举。六朝时代，按九品中正的方法选举天下的官吏，这完全是凭贵族的权力来左右的。当时谚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隋唐以来，为了打破此弊而实行科举。然而唐代的科举，毕竟还依然是贵族的方法。宋王安石时代开始，科举亦为之一变。即比起唐代来，宋初期的科举主要以帖括诗赋为主。试验暗诵经书能力的是帖括，而试验文学上创作力的则是诗赋。因此这个考试与其说是学科的考试，毋宁说是考试人格与文章写作的能力的方法。但是王安石制度以经义代帖括、以策论代诗赋。经义便是写有关经书中义理方面的意见，策论则是写政治上的意见。当时这些东西也变质了，经义变为只是逞一时思绪，变为让考官吃惊的文章游戏，策论也仅仅是很粗糙地概说历史上事迹而已。跟实际政务没什么关系，不管怎样总算有所改变。这一改变的目的在于把一直以来的人格主改为实务主义。通过考试的，唐代往往一年只有五十人及第；明以后，科举及第者增加很多，时间上虽说是三年一度，人数却超过数百人，应试者不论何时都在一万以上。即在君主独裁时代，官吏地位分配给一般的庶民，出现了机会均等的情况。
政治上的实际状态亦有所变化，特别是党派一变其性质。唐时也好，宋时也好，朋党喧嚣一时，唐朝的朋党是专门进行权力之争的贵族中心，而宋代很明显地把政治主义表现在朋党之上。这样的朋党意味着，政权脱离贵族之手，从婚姻、亲戚关系结成的党派渐次衰微，政治上的意见成为结成党派的主要目的。当然这一党派的弊害，是来自政治上的主义，渐渐类似贵族时代。到了明代，重视并支配师弟关系、出身地方的关系等，所谓君子结成党派，其弊害，跟小人党派没什么区别。明朝遂因东林党而灭亡，清朝非常厌恶臣下结成党派，因此，便越来越绝对强调君主的权力。
经济上亦有显著变化。唐代铸造有名的开元通宝，虽然货币铸造一直继续着，但其流通率不高。货币流通兴盛的是到了宋代。唐代虽不是实物经济，多数物的价値都用货币来表示用绢布作为货布单位。然而到了宋代，使用铜钱以代绢布、绵等；在后来更发达的情况下，纸币盛行。纸币从唐代开始就已经有了，称之为“飞钱”。只是到宋代纸币的利用非常广泛。称之为“交子”、“会子”。南宋时代纸币发行率数额非常厉害，因此物价的变动甚大。到了元代几乎没有铜钱铸造之事，仅仅流通纸币。明以后由于极端地推行不换纸币政策，遂败灭。但主要是进入宋代以后货币经济非常发达。从此时开始，银亦作为货币开始渐渐占据重要的位置，北宋时代仅仅流通，到了南宋太过盛行，元伯颜灭南宋归北京时，为了把从南宋库中收藏的银子运往北京，铸造成一定的形状，这就是今日元宝银之滥觞。可见宋末流通过度的情况。到了明清之际，这倾向越来越盛大，终于银全盘夺取了纸币的位置。反正唐宋之际，相当于实物经济的终期与货币经济始期的交换时期，其间货币的名称之类自然有所变化。过去按照钱、两、铢来称呼的，这些当然都是重量的名称，往昔一两按二十四铢计算。宋以后一两是按十钱来计算，即一钱等于二铢四。原来开元通宝一文重量二铢四，十文等于一两。因此从宋代开始废除了重量的名称，按钱的个数来表示。由此可见当时钱的使用是何等的盛大。日本重量的名称为一匁（一文目），把中国的钱的名称反过来使用。
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显著的变化。从经学文学来看，经学之性质在唐代已呈变化之兆候。直到唐初期，还流传汉魏六朝之风，经学有家法、非常看重师法。根据自古以来的传说敷衍成章，那是被容许的；但是改变师说而自立新说，一般不被许可。当然其间亦有种种途径、几度改变旧说，但公然打出改造旧说的招牌，那决不允许。其结果，当时的著述都以义疏为主。所谓“义疏”，便是对于经书的注释，再加以详细的解说，其原则是“疏不破注”。然而自唐中顷以来，已有对古来之注疏疑挟、立一己之意见的事情。其中最早的是关于《春秋》的新说。到了宋代，此倾向极端发达，学者皆自称从遗经中发现了千古不传之遗义，凡事都以自己见解作新解释，这成为一般的风气。文学之中亦是如此，文自六朝以来至唐，流行四六文。但是自唐中期开始，韩柳诸家起，复兴所谓古文体，凡所作之文皆成散文体，即形式性很强的文体变为自由表现的文体。就诗而言，到六朝为止大多为五言诗，选体即文选风格的东西盛行。从盛唐之际开始其风一变，李杜以下大家辈出，越来越以破坏历来的形式为能事。唐末，在诗之外，诗余即词开始发达，破除五言、七言之形式，变为颇为自由的形式，其音乐性特别得到完全的发展。其结果，造成从宋到元代的曲的发达，从历来短小形式的叙情的东西，变为复杂形式的剧本。其词之类，并不以有典故的古语为主，变为俗语的自由表现。因此，一时之间，贵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的东西。
又，艺术方面，到六朝、唐代为止，盛行壁画，主要以彩色为主，盛唐之际开始盛行白描水墨的新派作风，整个唐代来说，新派未曾压倒旧派。然而自五代开始到宋朝，壁画渐次变为屏障画，金碧山水衰落，而墨绘越来越发达。以五代为中心，以前的画大体上重传统的风格，以画作为事件说明的有意义的东西成为过去，新的水墨画采取自由表现自己的意志的方法。历来作为贵族的道具、装饰宏伟建筑物的卷轴开始盛行，虽说并非庶民的东西，但平民出身的官吏，在流寓其间亦携带卷轴作为赏心乐事。
音乐唐代亦以舞乐为主，即以音为主，舞蹈的动作为附属。因此，乐律也是形式性很强，动作则少有模仿的意味，全部与贵族的仪式相应。宋以后，杂剧流行，模仿的卑近之艺术开始盛行，其动作比较复杂，品位比古代音乐为低下，单纯的表现低级的平民趣味。这一形式到了南宋时代，尤为显著的发达。
如上所述，在唐宋时代所有的文化生活都起了变化。因此，如果观察一下个人的细微生活也可发现这个时代变化的表现情况，但是今天避开了这样的微细之点的叙述。
主要的说，在中国中世、近世之一大转换时期发生在唐宋之间，这是读历史的时候尤其值得注意的地方。
（大正十一年五月发行《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
译注：大正十一年，即1922年。
译自《内藤湖南全集》第八巻，筑摩書房；1969（昭和44）年8月20日发行，1976（昭和51）10月10日第2次印刷。
底本：《東洋文化史研究》弘文堂；1936（昭和11）年4月发行。
初出：《历史与地理》1922（大正11）年5月发行，第九卷第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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