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浩劫》（Die Deutsche Katastrophe）是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的晚年之作。该作品由何兆武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其人：
梅尼克是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的学生，担任《历史杂志》主编长达四十年。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发展，至梅内克达到顶峰。历史主义本身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学研究方法或者观点，同时还是一种人生哲学和世界观。其摆脱了西方两千年来“自然律”的束缚，企图以多样化、各具特色的历史经验取代认为世界上存在永恒绝对普遍的客观真理的观念。历史主义学派认为，一切历史研究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就要受到历史现实的制约，这实际上就否定了真理的普遍性。
早期的梅尼克是个青年兰克派，不同意以经济基础解释人类精神的历史。一战前，它曾信仰第二帝国的统一理想，把国家政权当做思想道德的体现。而之后，其国家理性的信仰发生了动摇，西欧自由主义和法国文化逐渐在他心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他日益强调历史文化的人文价值或人道价值，并谴责权力政治。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研究从以政治史为中心开始转移到以思想文化史为中心。这方面，梅尼克也不例外，他受到了新康德学派，特别是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狄尔泰以及韦伯等人的影响。其著作中只有少部分属于历史考订和纪实性质，大部分著作都是探讨思想本身的历史，他认为，思想观念才构成历史的动力，属于唯心史观。
梅尼克的主要作品有《世界公民与民族国家》（1908），《近代史中国家理性的观念》（1924），《历史主义的兴起》（1936）等。在本书中，他否认法西斯专政与德国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这场浩劫的根源并不在于德国文化传统，而在于人们对于启蒙理性主义以及法国革命乐观主义的幻灭，第三帝国不是继承了、而是背叛了德国古典文化。
二、《德国的浩劫》内容概要：
19世纪出现了两大社会浪潮，即民族主义浪潮和社会主义浪潮。前者主体是中等阶级，后者则是工业无产者。两种运动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将这两种浪潮融合？
在德国，民族主义浪潮要比社会主义浪潮早近半个世纪。其兴起的契机是拿破仑对于德意志的侵略以及德意志的解放战争。民族统一的任务优先于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而社会主义浪潮则更强调人民的集体化，个人权利变得黯然失色。其革命精神变成了后来纳粹得以利用的重要遗产。此外，自弗里德里希大王之后于德国发展起来的军国主义传统又在1871年德意志统一的事实中被加以美化。于是，强权政治便开始压倒文化伦理，逐渐势盛。
19世纪90年代，瑙曼曾经领导过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设想是将两大潮流联合起来，这原本是一次伟大的尝试，但没有成功。之后直至一战前的日子里，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运动又进一步加剧了德国的危险局势。面临紧张的国际局势，两大潮流开始合流，德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放弃了自己原有的原则和要求，共同致力于“保卫祖国”。
祖国党在一战末期的出现其实是对于一战后民主自由契机的扼杀。魏玛政府的成立对他们而言，其实是一种对于民族的背叛，是德国战败的耻辱。因此，他们颠倒了因果，否认是战争引发了革命，而坚称是革命行动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加之，魏玛政府自身薄弱，缺乏巩固连续又有力的中央权威，同时又过分依赖于变幻不定的政党，所以这一次建立自由民主社会的尝试终告失败。
此外，随着19世纪德国近代工业的飞速发展，以往的文化平衡以及稳定的社会结构均被打破，人们的生活变得日益机械化、物质化、极端化和狂热化。人们日益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忽略自身的思想道德以及文化价值建设。即便是宗教也开始被边缘化。
由此可以看到德国思想的一路演变。歌德时代的人是个性自由的人，承认并且实践着对社会“为善”的职责，人们普遍生活在一种古典自由主义综合体中。经过瑙曼，再到后来便日益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泛德意志运动甚嚣尘上。
以上多种因素便为希特勒的登台埋下了伏笔。民族主义思潮，社会主义运动，军国主义，近代工业文明等便成了第三帝国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纳粹党人提出了一种新的伦理学，即神圣的自私主义，其实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翻版。而在二战前那个动荡的时局中，这种并非占据主导地位的伦理观最终大行其道。
关于历史进程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历史学界长期都存在争论。然而，作者认为希特勒的出现是一种偶然。如果胡根堡的人民党没有获胜，如果兴登堡没有判断失误，那么希特勒就不会上台，因而也就不会出现第三帝国和二战，如此就分离了德国传统与第三帝国的关联。在作者眼中，歌德时代的德国固然是完美的，而俾斯麦的第二帝国也保持了古典传统的延续。在这一时期，权力与道德伦理的结合总体来讲还是合理的，即便军国主义盛行，军队中也依然不乏有着高尚道德和理想的军官。
如果说希特勒主义有其成功的一面，那就是它实现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汇合，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收买。此外，由于古老的伦理纽带逐渐松弛，希特勒就创造了许多青年组织，将新一代以统一的思想控制起来。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却是希特勒个人的权力意志。因而，其民族性也就成了一种扩张性的民族性，而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性。
希特勒是极端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然而这种仇恨背后不是对于本民族命运的关切，而依然是自身的权力欲。此外，他对基督教的遏制，根本原因则是基督教义中强调独立的，只对上帝负责的良心。这显然不利于他的集权统治。
西方诸国对希特勒统治的担忧其实更甚于对苏联。后者在实现独立之后，还有可能放弃世界革命的使命而专注于国内建设。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则是完全违背西方诸国实际利益以及否定西方生活方式的，它威胁到了西方的民主自由。这个国家将军国主义和集权主义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试图通过国际宣传将这种思想输到各国，从而剥夺他们的生活方式。
二战结束，德国战败。在惩办战犯问题上，作者呼吁公道与谅解并举；对历史传统而言，他要求兼具热爱心和严厉性，抛掉坏的，保留好的价值。可以说，作者是维护德国传统的。仅仅是因为希特勒集团的国家主义和种族狂热才导致了灾难的产生。同时，作者也为德国的未来指出了方向：追随普遍的人道理想，将人道运用于现代社会。为此国人需要做的首先就是反思和净化灵魂，重新重视起宗教的道德作用，追求善和良心。另外，他还特别纠正了当时的一些思潮，强调对于精神价值的追求不应过分强调目的性、功利性，只有任其自由发展才能有最好的效果。德国不需要彻底改变自身，以与其它国家相一致，而是应该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在他看来，越是民族的，往往也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个体的，也就越是普遍的。这是他的辩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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