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创世神话是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原始人类对开天辟地、万物生成及人类起源的一种浪漫而又严肃的思考。其中包含了人们的价值取向、行为标准和道德风俗等民族意识内容,它必然对后世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习惯等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中西创世神话的比较研究对于理解中西民族意识之差异，促进彼此理解与尊重，减少隔阂与误解具有积极意义。
一、中西创世神话的相异点
(一)创世神的构成。西方创世神话最明显的特点是创世神有很强的系统性。在希腊神话里，在主神宙斯的领导下，海神、冥王、战神、太阳神等各司其政，共同参与创世大业，形成了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秩序井然、分工各异的创世神体系。北欧创世神体系与希腊的很相似：主神奥定与兄弟费利和凡分管陆、海、冥三界，奥定的子女神及其他神也直接或间接地与奥定有血缘关系，他们共同创世，形成了以奥定为核心的家族创世集团。希伯来神话虽只有惟一神上帝，但除了他之外还有众多的天使，他们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只是不能称之为神罢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希伯来神仍构成了以上帝为核心的完整体系。
相比之下，中国的创世神是零落分散，不成体系的。不但几十个民族的创世神构不成系统，就是从单个民族的创世神也难以寻出个完整系统来。以创世神话保留完整、内容丰富的少数民族为例，苗族的盘古、拉祜族的厄莎天神、瑶族的密洛陀、壮族的布洛陀等，都是单个的神，他们之间也攀不上亲戚，构不成系统。而最让中外学者惊讶的是，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的汉族竟然没有一部完整的、篇幅稍长的创世神话与史诗。如果要找汉族的创世神，那么只有帝俊、巨灵、烛龙及黄帝可算了。帝俊之妻羲和生十日、常羲生月十二，可算日月之神。而巨灵的主要业绩只是“造山川、出江河”，烛龙则是有“开天辟地之功，主宰时令之能”的“人面蛇身而赤”的大神。但这几位大神的影响力却不大，且流传不广，只能从《山海经》、《国语》等古籍巫书里寻得相关的只言片语。而黄帝虽位居中央天帝之尊，影响远大，但他似乎只是历史上汉族的祖先，而不是文学里的神。因此茅盾先生在《神话研究》里经几番推敲，最终否定了他们充当中国古代神话主神之地位。再者，他们之间也拉不上关系，构不成系统。因而，中国的创世神成了孤神游仙，各民族的创世神自成一体，其创世活动大多只能一个人完成，再不然便是多个妻子、兄弟之类作帮手，他们的本领也就更大更全面了。
此外，西方创世神主要是男性神，他们地位最显赫，被歌颂得最多，而女性诸神中似乎没有一个能统领众神、号令天下而成为神人共瞩的“主神”。在希腊神话中，宙斯正是战胜并驱逐了母权制的保护者泰坦神(Ｔitans)，从而在奥林匹斯树起父权制的统治地位的。其领导下的众女神中，稍有点地位与声誉的就只有神后赫拉、智慧女神和美神等少数几个而已。而且她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能耐多表现在谩骂与挑唆上。在北欧神话中，陆海冥三界是由神王奥定与他的两个弟弟费利和凡共管的，女性神也照样地位不高，出尽风头的也只是男性神。到了希伯莱神话，那就只剩下惟一的男性神即上帝了。
相反，在中国，女性神的地位要高得多，尤其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女性神的地位最高，如蒙古族的麦德尔、基诺族的阿嫫腰白和瑶族的密洛陀等，壮族最初的创世神也不是布洛陀而是女神密洛甲。这些女神都是身体巨大、本领超卓，能造天造地，赋予万物以生命的圣洁、光辉的女性神形象。此外，还有不少民族的创世神话是男女神共同创世，如阿昌族的遮帕麻与遮米麻、朝鲜族的巨神老翁和巨神老妪等，他们之间是分工合作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在相应民族人民心中的地位同样崇高与重要，这在世界创世神话中是少有的。
(二)创世方式。在创世方式上，中西创世神话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希腊创世神话是通过两性的结合来“生出”天地万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脉与大海；大地与天空合生泰坦神，泰坦神间又合生众神及万物，就连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然现象也是生出来的。北欧创世神开始是“由不可得见亦不知所来的‘力’-所谓‘万物主宰’-的意志产生出来”[1](Ｐ238)，并与和他同时产生的恶势力的代表“冰巨人”作斗争，最后战胜，并生下了奥定、费利和凡三个主要神。他们又与冰巨人相结合生下诸神。到了希伯莱神话，上帝只要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只要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2](Ｐ1)，事情就这样办成了。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说”的结果，物质成了神灵意志的产物。一切创世活动何其轻松!
相比之下，中国的创世神的创世活动常常带有更多的艰辛与悲壮。先从汉族创世神话看，《庄子.应帝王》里记载：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浑沌虽死，新的世界却由此产生了。这个神话说明世界是用凿凿出来的，即劳动创造了世界。这种以劳动创世的精神实质，在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亦得到充分地体现。如黎族的创世神“大力神”为造江河湖泊，拼尽力气，用脚尖踢划群山，凿通了大小无数的沟谷，他的汗水流到这些沟谷里，便形成了奔腾的江河。更甚的，创世神有时还要为创世付出生命的代价。如盘古垂死化身，身体发肤和骨血气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风云。拉祜族的创世神厄莎造了天地之后，天地没有骨而太软，他就把手骨脚骨抽出做了天骨地骨。在这里，创世没有田园诗那般浪漫与新奇，一举一动都是血与汗的流淌，骨与肉的铸就，是创世神自我生命的幻化!这是中国创世神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三)神人关系。中西创世神尽管都创造了高度智慧的人，但是在如何定位和处理人神关系上，他们的做法具有明显的差异。西方创世神之所以造人似乎只是为了点缀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或是为了替上帝看园子(伊甸园)和管理天地万物，并驱使他们供奉。他们认为人只是用泥土、木片所造之玩偶，人神地位是不能平等的，人没有资格享有神们特有的东西。创世神甚至会为了维护其统治与尊严而惩罚乃至毁灭人类。在希腊创世诸神中除了“人类之父”普罗米修斯之外，恐怕没有几个神愿意同情和帮助人类了。众神不仅千方百计地阻挠人类获得不灭之火，还把装有疾病、瘟疫、嫉恨等祸端的潘多拉盒子丢给人类。北欧的创世神也是如此，在北欧神话里，暴风雨是万神之主奥定骑了马在世界驰过，收拾死者的灵魂，人在暴风雨中如果冲犯了奥定带着鬼魂所走的路便会遭受不幸。奥定还曾因一己之私而任让冰巨人蹂躏人间。火神洛克更是恶贯满盈，坏事做绝，对此众神却无动于衷，听之任之。到了希伯莱神话，上帝只因亚当与夏娃吃了智慧之果而知善恶是非便将他们逐出伊甸园，让他们承受种种苦难与恶毒的诅咒。甚至到了后来，他认为人类不够尊敬他，便发一场大水几乎将人类尽毁。可见，上帝只喜欢听从他、祈求他的奴隶，而不愿看到人的智慧与力量赶上他。
中国的创世神似乎天生就与人有着极深厚的感情，神与人之间是和睦、平等的。他们只会帮助人类免受灾难与毁灭，而不会加害于人。在普米族神话中，普米人是创世神尖若线鲁和六色花树生的姑娘结亲后生的。到了后来，天神也羡慕人类过的美好日子而到普米族部落间居住，当了巫师。在瑶族神话中，人是创世神密洛陀用蜜蜂造成并用自己的奶水养大的，人也就成了神的乳儿孙，神也就必然为他们着想。景颇族创世神宁贯娃则更是为阻止魔鬼残害他用泥捏造的人类而拼死与魔鬼恶斗。壮族的创世神布洛陀则是一个具有神性的人是一个为民造福的长者和受人尊崇的部族头人。显然，中国创世神话一开始便有人神合一趋向，人神之间的差别比较淡漠。
(四)发展走向。由上面论述，我们知道，西方创世神与人之间是有差别、有距离的，而这种差别与距离的进一步扩大化，就必然促使创世神向在精神上主宰和控制人们的宗教神发展。惟一神的希伯莱创世神话后来就演变为基督教的教义。在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统治者将基督教当作国教强行推广，上帝因此打败了宙斯与奥定及诸神，西方由多神教走向一神教。此前，北欧创世诸神也发生了一场剧变，在一场毁灭三界的战火中，巨人死绝，神亦所剩无几，幸存的一小队神在神宫的废墟上再建了第二代的阿司加尔特。如果不是北欧太早受到基督教的侵入，也许北欧神话会演绎一个类似于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传说，然后缓慢向宗教发展。而希腊奥林匹斯众神则在争风吃醋的谈情说爱中被上帝打倒，只好缩到盲人荷马的史诗里去继续他们未完的梦。可是，宙斯与奥定诸神所创造的人们并不因众神的被消灭而获得自由，因为从此统治欧洲人心理深层的便是上帝那专横独断、惟我独尊的声音:“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2](Ｐ171)上帝便在高高的天堂里用无形的精神锁链牢牢控制着人们。
相反地，中国的创世神却走了另一条发展道路。中国的创世神话所体现出来的人神合一的倾向，使创世神与人之间始终保持着一份深厚的感情，人对创世神有的是尊崇与爱戴而不是畏惧。创世神在祭司和巫师(师公)等原始史官或说原始文学的记载与传播者的记录讼唱下，在庄严的祭祀和纪念活动中，逐渐消解和模糊了神的本体，变成各族人民的始祖，欣喜地搬进了庙堂，享受感恩戴德的“后世子孙”的香火。人神合一及神话历史化共同决定了中国创世神不能发展为宗教神。
(五)叙述方式。中西创世神话不仅在内容上不同，而且在叙述方式上也有很大差异。西方创世神话得益于文字的创造与应用，得益于荷马等天才诗人之整理，得益于小说创作之优良传统，因而能记录保存并流传篇幅较长的神话故事。而且表达方式及艺术技巧不受太多限制，情节详实生动，描写精彩，人物个性鲜明，与现今之小说表达无大差异。如北欧神话对奥定刺巨狼的叙述，对战争惨烈，奥定的勇猛，佛利嘉丧夫之痛，维达尔为父报仇的迫切与勇敢，无不有精湛的描写。至于希腊和希伯莱神话则更是这样，从荷马史诗和《旧约》中我们可领略它们在叙述艺术上的成就。
中国汉族创世神话在孔子倡导“不欲言鬼神”，秦始皇“焚书”以及中国文史不分之传统等因素影响之下消亡殆尽，仅残存只言片语于少量古籍。加上后世“不学诗，无以言”之文艺发展取向，歧视和排斥小说，使得汉族残存创世神话亦多采用歌诗之精简言辞，这就断绝了汉族创世神话采用记叙体创作与记录的可能。而许多少数民族由于没有本民族文字，创世神话只能靠口头传播，为方便记忆，篇幅不能过长，就算有些是长篇的也只采用问答对歌式或诗歌押韵式，粗略地叙述神的活动内容，而未能有细致的描写。如苗族古歌《开天辟地歌》长达一千七百多行，每行都是五字句，并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瑶族的《密洛陀》语句富于节奏，便于记忆与传唱；苗族《开天辟地歌》里提到姜央、府方、火耐、剖帕、修狃、耙公、秋婆、绍公、绍婆等诸多传说中的创世巨神，可是他们具体的相貌、性格却都十分模糊，着实令人惋惜。因为这些创世神话往往是各民族进行祭祀活动中祭司或师公传唱借以颂扬祖先、告诫后人的“底本”。可见，中国创世神话大多只交待主要内容和简单经过，而没有细节描写和人物刻画，创世神缺乏鲜明个性。
二、由中西创世神话差异看民族意识之不同
神话是一种文化积淀，也是一种民族意识的积淀，它以潜意识的方式影响着几千年来人们的文化思维与行为习惯。中西创世神话的差异也必然地造成了中西方民族意识上的差异。
（一）求知与务实。西方创世神话里，创世神们似乎天生地爱求知，热衷于探索如何使自己变得更强大有力，这是为争夺或保护至高无上之权力地位的目的所使然。如宙斯以酷刑折磨普罗米修斯不仅是因为他为人间盗火，还在于他懂得宙斯将被另外的神推翻的秘密，宙斯为了套出秘密好防患除忧，当然要对普严刑逼供。北欧众神之王奥定为了喝一勺“智慧的泉水”，情愿以自己的一只眼睛为代价。希伯莱惟一神上帝是用意念创世的，他创造天地万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探索和求知的过程，否则他造不出如此美妙的世界和诱人的天堂。西方创世神那强烈的求知欲也在他们创造人类的时候一并传给了人。而求知欲又助长了冒险精神，冒险精神又成为后来欧洲骑士精神的重要成分。冒险与求知带来大量的探险活动，哥伦布在探险中发现了美洲大陆，以《鲁宾逊漂流记》为代表的探险文学也应运而出。求知所具有的开放性使西方善于吸收优秀文化，富于创造力，从而使自己不断强大起来。
而对于中国的创世神，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大都具有一种务实的精神。袁珂先生深入研究中国神话所得到的第一个结论便是：“在我国神话中，响彻了劳动的回音……神话中所歌颂的具有威望的神，或是神话的英雄，几乎无一不与劳动有关。”[7](Ｐ35)中国创世神多是单干，无他神相助，加以有妖魔鬼怪和恶劣气候环境阻碍，这就注定他们一点一滴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而当创世大业完成之时他们大多已牺牲了，留给人们的也便只有这种勤劳务实精神。务实使中国民族发展了丰富多彩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但务实所带来的封闭性又促使这种探索浅尝辄止，没有太大的突破，发明了火药就只限于做鞭炮，发明指南针主要用来看风水，生活上“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整日只知忙于“土里刨食，养家糊口”之“正业”，哪有心思去探险去搞发明创造？结果，这些盘古、密洛陀们的后世子孙在近代被上帝、宙斯和奥定所创造的人打败了。
(二)由命与听天。在西方创世神话中，尽管创世神力量与神通都是无比强大的，但他们也不能左右自己既定的命运，因为命运女神的审判是谁也无法违抗的。就连宙斯也要为自己的注定被另一神取代的命运而慌恐不安，奥定也得为预知诸神毁灭之命运而忧悒。众神之王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神与人？至于希伯莱的上帝，倒是个例外，因为命运之神也是他自己。尽管命运之神所定之劫数不可逃避，但众神似乎并不因此而萎靡不振，反而更珍视现在，为所欲为，不再有所顾虑。命运观给西方人带来了困惑，也带来了动力。由于人的一生命运既已注定，那么每个人尽可随心所欲去做一切事情，不必担心违反什么天意神旨。这使得每个人的个性与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与扩充，社会充满活力，却也因此常使民族精神的内聚力不强，大家各行其是,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在中国创世神话里，最让人不理解的恐怕就是，创世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却在许多时候按“天意”行事。如阿昌族神话《遮帕麻与遮米麻》，当中国(大地中央)的人们受到妖魔的残害时，远在南方拓荒的遮帕麻打算回去救而受到百姓挽留，于是他便决定让天意定其去留。乃相约与民共狩猎，若山鼠从旧洞出进新洞则留，反之则去。而壮族神话里，洪水中幸存的伏羲兄妹亦是通过隔山烧烟烟相合，隔山滚磨磨相并等天意验证后方才婚配再造人类。这种天命观曾起过积极作用，它成为原始社会民族内聚力和社会一体化的促进力，有利于集大众之力于一目标，更好地与大自然作斗争。但天命观亦给中国人找到推诿责任的籍口：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更找到危险的不思进取的理由：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于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天之过”。于是也就难怪中国千百年来为什么看风水黄历、卜卦算命之风长盛不衰了。
(三)性泛滥与性严谨。西方创世神与中国创世神对“性”的态度上有很大的差异，前者对性持自由与开放的态度。西方创世诸神大多都有婚外恋及乱伦等生活作风问题。如宙斯正式妻子有7个还嫌不满足，仍天上地下四处猎取美色，留情遗种，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和斯巴达王后作爱时，变成一只逗人喜欢的白天鹅投入其怀抱；诱拐欧罗公主时，又变成一只美丽可爱的小白羊依偎其自旁……其部下也不是吃素的，战神就和爱神私通在一起。北欧奥定的妻子则多达十几个，当奥定负气离开神宫时，他的两个弟弟费利和凡就夺了兄嫂佛利嘉为妻。连庄重的希伯莱神话对于性也并不掩饰，它写了诸如男女交合、女人行经及种种淫乱禁令等大段涉及性的内容。另外，上帝也曾与凡女有染。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西方中世纪骑士文学赞美骑士与贵妇人私通，《十日谈》大谈男女性事，直至当代，西方仍津津乐道“性解放”，这或许是西方创世神未了的风流债吧。
相反，中国的创世神对性则采取讳莫如深的态度。创世神从流传于汉族的盘古、女娲，到蒙古族的麦德尔神女、景颇族的宁贯娃直至边远南方壮族的布洛陀、瑶族的密洛陀，每一个都是庄严而不苟言笑的，没有一个有生活作风问题，甚至在这些创世神话里很难找到谈及性的字句。就算偶有提到男女创世神结合生育造人亦提得很隐晦，如阿昌族神话《遮帕麻与遮米麻》中遮帕麻对遮米麻说:“你能织地,我会造天，让我们结合在一起来创造人类吧。”而他们又怕无人为其说媒定亲，不能名正言顺而“违背天意”，非得隔山生烟烟交合才肯结合。生育也不是直接说生下了孩子，而是说生下一颗葫芦籽，种下得大葫芦破开得九子，真是慎之又慎，惟恐有辱一世英名啊！创世神的这种对性的过分严谨态度使得后人谈性变色，即使孔夫子提出“食色，性也”为性正了名，也不能使国人放得开。古代文学里，凡英雄豪杰定是不近女色，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中的众多好汉便是如此。即使在当代，一个人一旦惹上性丑闻便很难得到世人的谅解与尊重。
(四)宗教思维的排异与包容。我们知道，西方创世神极热衷于扩张，借以增强自身的力量和提高自身地位，因为谁的力量最强大谁就是众神之王，而众神之王也时刻提防和打击其他企图超过自己的神。由希伯莱创世神话发展起来的基督教更是注意排斥和消灭其他神，强化其惟一神的观念。《旧约》里的摩西十戒上帝明确宣布:“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并以种种犯戒惩罚相威胁。在这种宗教意识的灌输下，虔诚的信徒们常常用潜意识中对力量崇拜的狂想去捍卫精神领域中的惟一神，对异教信者便不会有什么好感，甚至是敌视了，因而由于宗教信仰差异所引发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总之，西方宗教思维的排异性与凝聚于其创世神话里的民族文化心理与思维意识是相关联的。
而在中国，宗教思维却更多地表现为包容性。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复杂，宗教信仰亦很复杂。几千年来，活跃在中国土地上的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许多宗教派别，但信仰不同的教派却终能相安无事，不敌对、不冲突，这不能不让人惊奇。而这种宗教思维的包容性，我认为至少有如下三个原因:
一是中国创世神话没有发展成宗教。如若各民族创世神话得到完善的发育，并为后世统治集团所利用而变为宗教，那么现今民族间的差异，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等因素一定会比现在多得多。
二是中国各民族创世神之间自古相安无事，各创世神之间并没有相互征讨，强迫对方归附。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观念，但它们并不拒绝接受他族的创世神，事实上许多民族共尊一个创世神的情况并不少见，强大的汉族也接受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观念，如盘古和女娲就在汉族中广泛流传。
三是神话的历史化。创世神历史化为民族始祖，他们搬进人类所建立的宗宙后，虽然失去了成为宗教神之可能，但中国伦理观念重“孝悌”，神可以不敬，但祖宗却绝对不可不敬。变成始祖神后的创世神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其他外来神不能动摇的，这使得国人既可接受其他外来宗教的存在，又不会有那种笃信某一宗教，抛弃祖先神，而虔诚地按教条规规矩矩办事的狂热，而且信教者也只占少数。有人说，中国人宗教观念非常淡薄，我认为其实就是因了这种宗教思维的包容性啊。
综上所述，中西两地民族居住的地理环境、历史契机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中西创世神话的鲜明差异及民族意识、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巨大差别。这一差别的存在是长久的，不易改变的。这需要中西两个异质文化背景的民族国家的人民认真去反思，取长补短，以期促进本民族更好地发展。（作者李艺系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