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处祖国西南，民族众多，在这块土地上，曾产生了许多抒情言志的诗歌，惜无人采集，任其湮没。现见于文字记载的，仅从汉代开始。《渡澜沧》、《白狼歌》等，是现存最早的诗章。司马相如《上林赋》，曾提及“文成颠歌”，表明云南歌谣汉代已流入中原。唐代，中原诗歌兴盛，李白、杜甫、白居易均以云南题材作过诗；南诏各民族的诗人，亦非常纯熟地用汉语作诗，隆舜的《星回节》、杨奇鲲的《岩嵌绿玉》、《途中诗》等篇，意境文字，均臻上品，被录入《全唐诗》；杜光庭、赵叔达、段义宗、董成等，亦有诗篇传世。史载，寻阁劝代表南诏与唐使崔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临别“阁劝赋诗以饯之。”（《旧唐书》）诗虽不存，但也可想见其风气。元代，内陆因公来云南的诗人，留下不少反映云南的诗篇；云南本地的诗人也在成长，从著名的“孔雀胆”故事看，段功及其妻子、女儿、部将均能以诗作书信往还，足见诗风之盛。就是在方外僧徒中也不乏作诗髙手，玄坚、道南等亦都有较好的诗作存留。至明，作诗的风气骤浓，一时名家蔚起，树帜诗坛。杨一清、郭文、张南园、兰茂等名噪一时；杨升庵及“杨门七子”多有佳篇；木公、木增、担当等，亦名重一时。及至清前期，有影响的诗人不下数十家，赵士麟、徐崇岳、朱昂、何其伟、段昕、窦琏、王思训、张 汉、李因培、唐文灼、孙髯、钱沣、李含章等，典雅雄浑、劲正淳古，不相蹈袭，足以超迈前贤，与中原诗人相埒。但由于种种原因，能刻印诗集传世者寥寥，多数诗歌以抄本藏于家，随时间流逝，常成为断简残篇，吉光片羽，其被埋没者，数不胜数。想寻求完整的一代诗歌文献，的确是很困难的。
乾隆庚戌（1790年），曾在北京四库全书馆工作过的保山袁文揆，深感有收集保存云南诗歌文献的必要，于是和他的哥哥袁文典邀集同人，旁搜博采，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编成古歌及明诗10卷，清诗20卷，总题为《滇南诗略》，于嘉庆己未（1799年）印行。其后，又于嘉庆癸亥（1803年）编成《滇南诗略续刻》。现云南丛书本，合编为47卷。
为展现云南诗歌发展的脉络，《诗略》以时代为序，卷1为古诗，由汉至元；卷2至14,为明诗；卷15至47,为清诗。诗前有简要的作者小传；诗末间有评点，个别偏僻典故有注释。所选诗歌，作者上自台阁名贤，下至山林隐逸，以及流寓闺秀无所不包；不同风格兼收并采。
滇南诗略（看云南网）
《滇南诗略》是云南2000年来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对于保存云南的诗歌资料，对补方志艺文之不足，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人称赞说：袁氏兄弟“举数百年之零珠碎璧，合而成宝，使古今人一片苦心不致埋没，凡吾辈稍知笔墨者，皆宜金铸而丝绣之。”（程崙）有人认为，二袁是“三迤文献功臣”（方树梅)。这些评价，都是有道理的。
继《滇南诗略》之后，咸丰四年（1854)昆明黄琮编《滇诗嗣音集》20卷，收道光以前的滇诗。光绪八年（1882)，石屏许印芳编《滇诗重光集》，仿《嗣音集》例，“前之遗者补，略有增次”，并搜集道光至光绪数十家诗作，共刻18卷。许印芳编此书时，正值长达近20年的全省战乱之后，文物凋丧，遗著多毁于兵火，他惟恐文献散失，毅然捐资独力刊刻。长沙王先谦在该书序中，称赞许印芳的这种行动“意识宏远”，认为所辑虽“方域之书”，然“一隅足以及天下”。痛惜的是，书未刊完，许印芳即去世，后人代为分目录，定卷数，成为完书。集外未刻诗稿，尚有170余家，后来分别情况，由赵藩、袁嘉谷等编入云南丛书和《滇诗丛录》。《重光集》后有陈荣昌辑印的《滇诗拾遗》6卷，也存有不少较好的诗作。
《滇南诗略》后，云南的诗歌总集，值得珍视的是《滇诗丛录》100卷。这是一部由云南丛书馆以数十人之精力，历十数年的寒暑，将数千年诗人的心血汇成一书，内容丰富。全书取材避免与前四集雷同，诗作多的，仅选其精华；诗作少的，不论一句、二句，注意收存，或以人存诗，或以诗存人，二者兼顾。《丛录》由袁嘉谷担任主编，赵藩、陈荣昌、秦光玉、李厚安、方树梅等，先后都曾提供过资料。诗前有作者小传，诗后仿朱竹诧《明诗综》，加以袁嘉谷的《卧雪堂诗话》，其余各先生偶有所识，亦间附入。
滇诗丛录（看云南网）
这部书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印，故知者不多。原稿仍保存于云南省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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