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王崧的方志世界

1941至1943年，许烺光，一位中国早期人类学家，当时也是云南大学教授，到大理附近的 “西镇” 进行人类学研究。他以英文发表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关于中国家族及祖先崇拜，成为西方知识界认识汉人家族文化的经典著作。许?光研究的西镇，也就是大理喜洲，今日是白族聚居的村镇。当时许?光注意到，当地人的母语是民家话，但大多数人也能说云南汉话。然而在此著作中他强调，西镇的人都说他们的祖源是汉人，而且对此很在意，若别人对此怀疑他们会很脑火，同时，他们在生活习俗、家族与礼教观念上也表现得比其它地方的汉人还要像汉人。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主观认同上或是在客观文化上，西镇的人都表现的是汉人。 


云南人对于别人说他们不是汉人会觉得脑火，这事，当年的学术巨擘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也曾提及过。1939年，他寓居昆明。在此，他非常反对吴文藻（时为云南大学教授）、费孝通等在云南进行的边疆民族调查研究。他在给顾颉刚的信中称，「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人非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在另一封给朱家骅、杭立武的信中，他称?「此地汉人其祖先为纯粹汉人者本居少数，今日汉族在此地之能有多数，乃同化之故。此一力量，即汉族之最伟大处所在……。概此等同化之人，本讳言其渊源，今言之不已，轻则使人生气，重则使之有分离汉人之意识，此何为者哉！」 


1940年左右，傅斯年等学者在云南所见的这些族群现象，自然是客观可信的。然而从另一角度来说，这样的 “观察” 所得的印象、田野经验，使得傅斯年视民族学为一种应被取缔的 “无聊学问” ，使得许?光写出一本有关云南汉系中国人及其文化的经典著作。此与1940年代以后的发展??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蓬勃发展，云南田野为此研究提供了最丰富的少数民族资料，云南目前也是多民族构成之中国内民族最多元的省分??有相当大的落差。如此，我们不得不思考此问题?是傅斯年等人的观察有误？或是后来的民族学 “创造” 了云南的多元民族？ 


当然，首先，傅斯年对 “云南人” 的汉化论述显然是以偏盖全的。汉化在当时云南各地区，进行的方式、深度，均有相当差别?有些地区人群受汉化影响极轻微，或更受藏文化及南传佛教文化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我不讨论这些 “少数民族文化特征” 明显的例子?相反的，我将讨论傅斯年、许?光所见云南最汉化的昆明、大理一带（滇洱），当地人的族群认同问题。我观察、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清代中期的一位云南人，王崧，及他的著作《道光云南志钞》。 

王崧及《道光云南志钞》 
王崧，字伯高，号乐山，云南浪穹人?生于乾隆17年（1752），逝于道光17年（1837）。据浪穹知县黎讷为其所写的墓志铭，他的祖上世居于 “江南之上元县”，明初从征云南有功，因而世袭云南浪穹县典史之职。他的父亲王梅村，以藏书多着称，因此王崧年少便得以博览经史群籍。他17岁入乡学，师从宿儒檀萃。48岁中进士，此后便在山西当知县，后来又在当地书院中讲学，直到约68岁才返回云南。不久，道光六年（1826）阮元在云南主政（时阮为云贵总督），筹划编纂新的云南通志。王崧此时已是非常受崇敬的本地学者，又与阮元有旧，因此受延聘入云南省志局任总纂之职。后来，根据一些文献记载，阮元离开云南后，云南巡抚伊里布继任通志主修，王崧与分纂黄严、李诚意见不合，伊里布又偏袒后者，于是王崧遂以嫁女为托词，返大理故居。回到大理后，王崧在其门人杜允中的协助下，将自己所纂的部分刊刻出版，这便是传世的《道光云南志钞》。该书只有八卷，共七志?卷一为地理志，卷二建置志、盐法志、矿产志，卷三、卷四为封建志，卷五、卷六为边裔志，卷七、卷八为土司志。刊刻出版的时间约在1829-1835年之间。 


以上只是对王崧及其《道光云南志钞》的简述?后面将有更详细的介绍与讨论。王崧的祖籍，江南的上元，也就是南京，以及他的家世与学宦生涯，特别是他入省志局为地方编志等作为，在在都显示他是个非常典型的汉人儒宦士绅。或者，如果我们怀疑其 “江南上元” 祖籍，至少他是早已汉化的大理府浪穹土官之后，如百余年后傅斯年所见的汉化云南人。 


然而，若我们仔细阅读王崧的《道光云南志钞》，将此书视作一在特定情境（context）下产生的文本（text），将王崧的作为视作社会现实本相（reality）下的行为表征（representation），透过文本与表征分析，我们可以尝试了解产生这些文本与表征的社会情境、本相。更重要的是，透过分析这些文本及书写、出版行为，我们可探索生活在社会情境本相中的 “人”，如王崧，其个人之情感、意图如何影响他在种种社会情境 “结构” 下的书写及其它社会行为。最后，他的种种行为所留下的社会记忆，也为后来的社会情境变迁留下了伏笔。 

文本与情境 
以下讨论皆涉及文本、情境、表征、本相等概念，因此有必要在此先作一些说明。我们将一些文字或口述资料作为 “文本”，是为了强调它们的社会记忆本质。在某种社会现实及认同情境中，人们组织、建构与回忆 “过去”。相同的，“文本” 在某种社会现实情境中产生，它也强化或修饰此一社会现实情境。因而，由 “文本”（text）分析中，我们希望得知的是产生此文本也受此文本强化（或改变）的社会 “情境”（context）。文本与情境，又相当于表征（representation）与本相（reality）。在社会本相下，产生许多人们所发的社会表征?这些社会表征??透过口述或文字而发的文本便是其中一部分??也强化或修饰社会本相。社会学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言，表征所生的本相（the 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以及，本相产生的表征（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最能表现此深意。以文本与情境来说，也便是情境生于文本（context exists in text），文本也存在于情境之中（text exists in context）。 


以文本分析用于历史研究上，学者并不争论文献表面所述的历史事实，而是期望发掘历史文献（一种社会记忆）中 “隐藏的景”??另一种历史事实?也就是，产生这些文本的社会情境，以及在此情境中人们的情感、意图与作为，以及它们如何延续社会情境或逐渐造成社会情境变迁。譬如，《史记》记载，春秋时有一楚国将军庄芷，攻克滇地，后来他留在此成了滇国的王?文本分析并不争论春秋末年是否有此一历史事实，而希望探讨西汉时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使得司马迁采用此说，并如此书写（叙事），编入其《史记》一书中。同时，这样的有关 “庄芷王滇” 之历史书写，在华夏、在滇，如何影响各该地的社会情境本相。 


在王崧及《道光云南志钞》的例子中，当时云南已成为大清帝国版图内的 “省” 是一社会情境、本相。在这样的社会情境、本相下，产生如《道光云南志钞》这样的方志文本，与王崧之种种行为表征。此方志（文本），以及王崧之行为（表征），又强化云南是中原帝国（无论当政者是华夏或是满人）整体空间的一部分这社会情境本相。然而，文本与情境间的关系，并非仅是如此简单的互映、互生。近二十年来学者也多注意，在社会情境本相下，各层次之社会权力（power）如何规范、导引及创作各种文本，并由此产生知识（knowledge）。多重文本如何在内外情境内之各种权力角逐中相争互竞，因此改变作为社会记忆之知识，以应和或造成社会情境变迁。人们在文本叙事的书写、阅读与理解中，如何受不同层次的叙事 “结构” 影响，以及这些叙事结构与社会情境之关系 。 


在最近的一本着作中，我由人们所书写的种种历史 “文本”，来分析华夏与其周边人群的族群认同 “情境” 。借着对许多各类型文本的分析，我提出几点简单的文本分析法则? 
一、文本与情境有对应关系。 
二、文本结构与社会情境结构亦有其对应关系。 
三、因此由文本对文本结构的选择、依循与背离，以及由文本符号的选择与运用中，我们可以探索个人或群体（书写者）所存在的社会情境，以及在此情境中人们的情感、意图，与其言行表征之意义。 


前面我们已说明了文本与情境的关系，关于文本结构与社会情境结构的关系，我们仍以王崧及其方志为例说明。一本方志之所以为 “方志”，乃由于其文本顺应、对应于一个书写结构。当一位有汉人历史文化背景的读者在读一本方志时，此深植于汉人历史叙事文化中的书写结构，让他能判断此为一本方志。当一位有同样背景的作者在写一本方志时，此书写结构也规范、导引他的书写，使其文本成为方志。《道光云南志钞》无疑是一本方志，此乃由于其作者王崧完全熟悉中国历史叙事文化，因此他知道应如何写（编纂）一本方志。与方志之书写结构相对应的情境结构，或说结构化情境，便是 “郡县、行省” 及其与帝国之间的部分与整体，核心与边缘关系。 


如前所言，在王崧的时代，云南早已入于中原帝国版图，而成为帝国内的一行省。行省与历史上的州、郡一样，在中原帝国体制内与整体帝国之间有结构化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情境结构，对应于方志之文本结构??方志的每一部分，由星野、地理、建置以至于士女传，都在述说本地在空间、历史、文化等方面是整体帝国的一部分。我们称此种蕴藏于叙事文化中的某种叙事结构为 “文类”。方志之叙事结构便是方志文类。方志文类不断产生有类似结构的方志文本，如此，结构性的整体帝国与地方之关系也不断被方志文本记忆所强化。 


说明了这些之后，我们便可以由《道光云南志钞》如何被修纂，以及其文本对 “方志” 文类的依循与背离，以及由作者王崧在叙事中如何选择与运用文本符号，来探索王崧俯仰其间的社会情境，清中叶云南昆明、大理一带之官场儒林，以及，王崧作为本地学者，在此情境中透过其书写所表达的种种认同情感及意图。 

云南成为中国方志世界 
法国诠释学者保罗理柯（Paul Ricoeur）曾对西方史家与历史哲学家经常探讨的 “历史性” （historicity）一词，作出最简洁有力的解释。他说，“历史性” 基于一些简单的事实，也就是，“我们创作历史，我们沉浸其间，我们也是这样的历史人” 。“王崧的方志世界”，可为此作脚注。王崧生活、沉浸在作为帝国行省、府、县的地方情境之中，他因此透过 “方志” 创作本地历史文本，然后王崧也成为此历史文本（与其它方志与历史典籍）所模塑的 “云南人”。 


我们首先看看云南成为中国方志世界的过程。公元13世纪中期，云南大理国亡于蒙元。此后有一段时期，元朝敕令大理王族段氏为总管，代朝廷治理本地，事实上元朝仍行军事掌控。后来元朝廷在云南设 “行中书省”，也就是设省，在部分主要城镇地区行直接管辖。第一位派来担任行省长官的是赛典赤，一位学问很好的色目人。历史记载，除了许多与民兴利的作为外，他在云南最重要的建设是提倡儒学。云南学者木芹等指出，早在大理后期滇洱的大理、昆明一带已出现了一些不仕而富的大户人家。此时，在赛典赤等官员的推动下，各地兴儒学、建孔庙、设学田，地方大户支持的儒学、佛寺广置田业，于是儒学与地主经济同时发展。 


1381年，建立已逾十年的明朝廷始有能力派大将傅友德、沐英、蓝玉等，率军攻下大理、昆明等地，结束了蒙元在此的统治。明朝对云南的统治，除了难以直接控制的地区仍令由当地 “土司” 管辖外，主要藉由广设卫所，行军屯，以及建立更完善的行省与府州县制度。同时，几乎立即在攻克云南后，在云南、大理、临安等地设府学，在蒙化等地设州儒学，随后学宫、学院广设于各县及各卫所。明代云南之行省制度，长官称布政使司，云南省共辖有11个府、7个军民府及一个直隶州，其下置州、县。各地有一些知州、知府、主簿、典史、驿臣等职，由对明廷有功之地方大姓居之，且可世袭，称土官。后来的改土归流政策，便是以朝廷之命官（流官），来取代土官。土官与被封为宣慰司、宣抚司等之 “土司” 不同。大致的说，土官都设于行省之各府州县辖区内，这些地区在大理国时期及元代，也是当时本地政权可直接统辖或影响的地方。土司则设于朝廷行省可直接管辖的范围外?相对于经济、文化核心的滇洱地区来说，此也是较偏远、边缘的地区。许多土官所在的州县，都有官学。明代早期，朝廷曾以免试进国子监学，及不设员额限制，来鼓励土官子弟入学。 


清初，平西王吴三桂率军入云南追杀明永历帝，并驻军于云南。后来清朝廷清除吴三桂之势力后，始得在政治上稳固的控制云南。清代因袭明代之地方行政，略因时调整。到了清中叶时，云南有14府、4个直隶州与4个直隶厅，府下又统辖州县。清代在云南主政之巡抚、总督，也沿承明代在云南推广儒学。据研究者统计，清中叶时云南府州县之书院有193个，大多建于18世纪，且多在昆明、大理地区，又有600余个义学馆分散各处。由此亦可见昆明、大理附近儒学之盛。 


与以上政治、社会情境相对应的是云南方志的编修。元代李京修纂《云南志略》。明代有李元阳所作《云南通志》，谢肇?作《滇略》，以及周季凤所纂《正德云南志》。清代官方之《云南通志》创修于康熙，雍正、乾隆时增修，又有谢俨所纂《云南府志》等等。我们无法一一详述这些云南方志的编修与其内容。在此我只能大略提及两点?一、方志文类的叙事结构与情境结构的关系，二、云南诸方志如何叙述本地起源历史。 


前面我已提及，方志之文本结构有其对应的社会情境结构?这情境结构，也便是省、府与郡县，及其作为 “整体”（帝国）之 “部分” 的性质。譬如，一部方志常始于星野、地理、建置几卷。地理卷说明本地在空间上是整体帝国的一部分?建置（或沿革）说明历史上本地自古为整体帝国的一部分?星野将本地空间投射在星空二十八宿之相关位置上，使得不可见的部分与整体关系成为可见的天文图象。而这些叙事结构，都可以追溯到《华阳国志》之文本?该书咸信是中国第一部方志。有时，这些结构化叙事会被化约而蕴于非常简单的文句中。譬如，明代周季凤所作《正德云南志》，该书《建置沿革》之卷中，作者写道?“禹贡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春秋以前为徼外” 。这是说，云南在禹贡九州岛岛岛岛岛中是为梁州，天文上在井、鬼之间，历史上春秋时即为帝国之徼外之地?此一小段文字，便表达了云南在空间、星野与历史上为整体的一部分。 


至于云南诸方志所述的本地起源历史，如，元代李京所著《云南志略》，在云南总叙篇中，作者写道?“云南上世无可稽考，按《华阳国志》，楚威王遣庄芷略地巴黔，伐夜郎，植佯何，西至滇池，会秦夺黔中地，不归，遂留王滇池” 。明代陈文所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在该书对云南府 “建置沿革” 之叙述中，作者称，“春秋战国时，楚顷襄王遣弟庄芷略地黔中，西至滇池……芷遂王滇，号滇国” 。在明人周季凤所编的《正德云南志》中，《人物列传》的第一位人物便是庄芷。同书《建置沿革》卷中作者也称?“楚庄芷略地，西至滇池，因王滇，号滇国” 。清代谢俨所纂《云南府志》，其中《沿革志》叙述本地历史沿革称? “楚顷襄王使庄芷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至滇池，芷以其众自王”。清代冯苏的《滇考》更开章明义的说，“考滇事者，当自庄芷始” 。 

为何，这些元代以来的云南方志，都从 “庄芷王滇” 开始述说云南的历史？一个简单的解释是，“庄芷王滇” 就是历史事实，在所有文献中能追溯的最早史事。然而，透过文本分析我们对此有另一种诠释。在一本近作《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我比较早期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四则有关各方华夏边缘人群的历史叙事。这四则历史叙事中所描述的对象，正好对应着华夏之东北、东南、西北、西南等四方边缘人群。我称之为 “英雄徙边记” 叙事。 


一、东北边缘?有关朝鲜王族的英雄祖先，《汉书》记载，殷商一个有贤德的王子，箕子，当其国为周所灭时远奔于朝鲜。他教本地人种田与礼仪教化，当地人尊他为王。二、东南边缘?关于东吴王室的英雄祖先，《史记》记载，周太王有三个儿子，太王想把帝位传给贤能的幼子季历。长子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于是便与弟弟仲雍一起远奔到江南荆蛮的地方。本地蛮夷很佩服太伯谦让的义行，因此拥他为王。三、西北边缘?关于本地羌人豪酋的英雄祖先，《后汉书》记载，他们的祖先 “无弋爰剑” 是一个戎人，在秦国为奴。一天他逃到黄河上游及湟水一带，因种种神迹，当地羌人敬奉他为王。爰剑教本地羌人种田、养牲畜，他的后代便是诸羌部落的豪酋。四、西南边缘?关于云南滇洱之人的英雄祖先，《史记》与《汉书》中都提到战国末楚国的一位将领庄芷，受命往南方征伐。他打到滇洱，正准备要回楚国时，他的母国受秦国入侵，庄芷便留下来在此建立滇国，成了当地的王。 


历来中国史家大多相信以上记载是历史事实，有争议的只是些枝节之末。但是，无论它们是否为历史事实，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些文本叙事有些 “范式化情节”，而这些情节也有与之相应的范式化社会情境。这些文本之共同情节为?一个失败或受挫的英雄流落到边远蛮荒异国，成为本地土著的统治者及开化者。我曾指出，这是古代华夏在其 “英雄祖先历史心性” 下产生的历史文本。在此历史心性下，华夏不只认为自身（统治者）之历史始于一位英雄，也认为他者的历史亦始于一英雄。一个自华夏出走的失败或失意英雄，却能成为华夏各方边缘人群之统治家族始祖?此反映的情境是，叙事者（华夏）的我族中心主义，以及华夏与其边缘人群间不对等的政治经济关系。 


比较文本叙事结构中相对位置的符号，我们更能深入了解以上历史叙事之隐喻。譬如，到东北方朝鲜去的是一位商王子，到东南吴国去的是周王子，到滇国去的英雄是一位楚国将军，到西北羌人地区去的是一位秦人的奴隶，也是戎人。在汉晋华夏心目中，商、周都是正宗的华夏，秦、楚的华夏性就差多了，但至少是边缘的华夏，戎则不能算是华夏。王子是地位尊贵的身分符号，将军之身分无法与之相比，逃奴的地位又更低下了。我认为，这些 “英雄徙边记” 叙事表达当时华夏书写者心目中与华夏亲缘关系远近不等的边缘人群意象。 


我们可以说，“英雄徙边记” 历史记忆与叙事，是在汉魏晋时期当华夏之成长扩张达到其生态与政治统辖上的极限时，华夏对其 “边缘” 的一种想象与期望。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当一方华夏边缘人群接受了这样的 “历史” 及其中的 “英雄祖先” 时，本地便成了华夏之域，本地人成了华夏之人。“太伯奔吴” 记忆在江南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太伯奔吴” 之事很早以来便不断出现在江南许多地理书与方志中，因而自春战国以来，江南之人与其地也稳固的成为华夏的一部分。相对的，元代以前 “庄芷” 在滇洱一带的本土历史记忆中可说是若隐若现，直到元代滇洱入于中原帝国之版图后，主要透过方志书写，庄芷才回到本地历史记忆中的英雄祖先位置。如此比较，我们更能体会 “方志” 与相关的 “英雄徙边记” 历史记忆，在强化帝国内之 “地方” 情境上的意义。 

王崧?在方志世界中写方志 
王崧，可以说是以上历史（云南入于帝国版图之历史）与 “历史”（云南方志所强调的历史记忆）之产物。 
他是云南浪穹人，浪穹约当今日的洱源，目前是白族聚居区。他的祖先在明代世袭本地土官，浪穹典史。由此官衔，及记载中 “云南土官中，文学著名者王氏为最” 之语，可见自明代以来此王姓家族便以诗书儒学传家。清代浪穹一地便有三个书院，也显示明清儒学在此的影响。王崧的墓志铭称，他的祖籍是江南上元县。这也未必是真。清乾隆年间，云南弥渡人师范在其所著《滇系》一书中称，明王朝以军事征服本地后，“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此后又有许多外省富户迁来，所以土著家族皆称，“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京” 。据研究本地族谱的学者称，本地各大姓早期谱牒上没有南京人、江南人之说，清初此说才在各姓家谱中出现。大理附近之墓志铭也一样，清初以来才常出现祖籍为南京（上元）及江南者。 


王崧自幼博览经史，入乡学，师从宿儒檀萃，后来中进士到外省任官，晚年返乡著述及编纂省志?这些，都是当时帝国情境及儒学教育下的典范儒宦之一生。然而在他晚年，当省志已部分纂就之时，却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他与新任的通志主修及同僚们不合，携稿离去，并在大理将自己的志稿出版。这可说是他的儒宦生平中的一个 “异例”。异例经常表现个人在种种 “结构” 下的情感与意图。同样的，我们在王崧所著《道光云南志钞》中也能看到许多 “异例”。 


以下，我藉由《道光云南志钞》之文本，来分析被 “历史情境” 所创造而又生活在 “现实情境” 中的王崧如何创作 “历史”，以及在其书写中所表露的对种种现实情境的依附、违逆及其个人情感。 


《道光云南志钞》，有八卷共七志?卷一为地理志，卷二建置志、盐法志、矿产志，卷三、卷四为封建志，卷五、卷六为边裔志，卷七、卷八为土司志。虽然其篇幅远比后来省志局编成的《道光云南通志》为小，但以其结构来说，此书有述本地空间位置与山川道路的地理志，有述历史上本地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建置志、有介绍本地物产贡税的盐法志、矿产志，云南为边省，因此本书又有边裔、土司等志，因此它无疑是方志文类下的文本。在前面我已说明，方志文类之叙事结构，对应着帝国下的地方情境结构。而王崧，在此环境中生长并受儒学教育，自然他熟悉华夏经史之叙事文化，知道如何书写一方志，至少在大结构上不致偏离。 


第一卷，地理志?王崧在一起始写道? 
班氏志《地理》，史家相沿为例，《续汉书》虽易名《郡国》，实亦地理也。常璩《华阳国（志）》为州郡所祖，君臣、士女、行事皆备，不独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 


在这一段总论性质的文字中，他表现其熟悉中国正史的地理书写传统，也表示自己遵循传统看法，视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为州郡编志的典范。在提及方志之祖范《华阳国志》之前，他先提及《汉书地理志》与《后汉书郡国志》，显示 “正史” 与 “方志” 间的主体与分支、整体与部分之关系。此也因为 “正史” 文类（文本结构）对应的是帝国整体（情境结构）。 


云南府为省会，东北至京师八千二百里。其地当唐虞为南交?昧谷之交，夏?商为梁州徼外，周合梁于雍，又为雍州边裔蛮夷所居，或曰即百濮之国也。战国时，楚庄芷略地，西至滇池，归报道绝，自王其地，号滇国。 


此文本说明，云南府是整个行省的核心（省会），并说明它与一个上层中心（京师）的相对位置距离。接着，说明本地由唐、虞、夏、商以来便为中夏边裔之地。然后，述说战国时庄芷??来自华夏之域的英雄祖先??如何成为本地的滇王。以上文本叙事是将本地纳入华夏空间与历史之中，而且所有的叙事模式（如述说本地至京师多少里，如英雄徙边记叙事）及其符号（如梁州徼外、百濮、庄芷）都说明本地为华夏边缘。 


在《封建志上》之中，王崧称?“楚?蜀?滇?黔，于古为西南外徼，荒诞之事尤多”。接着，他举了楚地的盘瓠，蜀地的蚕丛?杜宇，黔之夜郎竹王等传说，而后称，“蛮夷之王侯君长，其兴也大率类此”。然而在此之后，他举出《诗经》与《史记》中有关商、周始祖的始生传说，也就是姜原踩到巨人的脚印生周之后稷，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商契，而称?“毋乃混沌初辟，人神杂糅，固不可以常理测欤？” 此也就是，他以华夏之商、周祖先之始生故事之神异性，来为以下他要提及的滇地流传之祖先神异故事作辩解。 


不只是王崧如此。远在东北的朝鲜，早在13世纪的高丽时期，出现了一本史书，《三国遗事》。《三国遗事》中记各国神异始祖事迹的是〈纪异卷〉，该卷首位英雄祖先便是，坛君。在此卷之叙言中，与王崧相同，作者一然（释一然）首先引述 “简狄吞卵而生弃，姜?履迹而生弃” 等商、周帝王始兴传说，而后他写道，“然则三国之始祖皆发乎神异，何足怪哉”。这是以中国文献中的神异故事来辩解 “坛君” 及其它三国始祖之神异性。朝鲜与滇洱两地相距甚远，然而此两地共同的是?在中国历史记忆中，一为 “箕子” 所奔之地，一为 “庄芷” 所奔之地，且两地学者如王崧与一然者，都深晓这些英雄祖先历史记忆。 


王崧批评楚之盘瓠、蜀之蚕丛、黔之竹王等传说为 “荒诞”，但他却不认为流行于滇洱一带的沙壹?九隆?阿育王之子等故事如此。事实上，他不但未视这些本地传说为荒诞，更将它们写入本书《封建志》的《世家》篇中。在《世家》篇之首，作者称，他 “爰稽正史，参以杂说，取其近是者述为世家”。依循此原则，他采各种本土著作所载史事，编入《史记》?《后汉书》等典籍之叙事，汇集成《世家》各篇。 


《世家》篇中第一则便是《滇世家》。王崧写道? 
滇王者，故楚将军庄芷之后也。楚有两庄芷?一庄王时为大盗，一顷襄王时为将军。为将军者，其后称王于滇。滇故西南夷也，其俗编发左衽，随畜迁徙，在夜郎之西，靡莫之属以十数，莫能相君长……。庄芷者，楚庄王之苗裔也。 
由于战国至汉代文献中，有一楚国大盗或乱国者名字也是 “庄芷”，故在上段文本中，王崧刻意厘清此庄芷并非彼庄芷，乃为将军且是楚王室之裔。“故西南夷也” 之后的滇人生活习俗描述，显然采自《史记》之西南夷列传，此也显示 “方志” 对 “正史” 的模拟、攀附。此文本上对正史的模拟、攀附，是为了让方志叙事更真实可信，而正史如此的知识权力，不只是（或不是）因为正史作者（如司马迁）比起编纂方志的地方学者更能掌握 “真实的知识”，而是正史文类对应的结构化情境是 “帝国”。 


另外，在此章，以及本书其它地方，王崧都强调庄芷之族在秦汉时并未世绝，其裔仍然为滇王，汉代以后才 “沦入群夷” 之中。藉此王崧所强调的是，本土性中亦带有华夏性的 “云南人”，便如他自己，一个出身于自称来自江南的浪穹土官家族的儒官士绅。 


《世家》篇中有《九隆世家》，所述是在滇洱流传最久的沙壹与九隆故事，及九隆后裔之事。王崧所写的九隆故事约为?最早，阿育王第三子骠苴低，生子低蒙苴，被分封到永昌地方，娶了本地的 “摩黎羌” 之女名为沙壹者为妻。后来低蒙苴打渔溺死，沙壹在河边哭，触及一龙所化身的浮木，于是有孕产下十个儿子。一天他们母子在水边，龙父现身，九个儿子都惊逃，唯有小儿子未逃。龙父舔了他，这小儿子便是九隆?他的兄长们推他为王。他们十兄弟又与另一家的十个姊妹成婚，生下后代。此也就是他称 “天竺摩竭提国阿育王之苗裔” 的 “哀牢夷” 之由来。 


王崧关于沙壹与九隆之叙事，大部分来自于《后汉书》、《风俗通》与《华阳国志》。唯以上汉文献皆未提及 “阿育王之子” 的情节。这添加的部分，也并非是王崧的创作，而是，至少由元代以来便流传本地的一些 “历史”。较早这一类的记载见于《纪古滇说原集》，据称这是元代张道宗所撰。张道宗在此书之后自署为 “滇民”，可能为大理附近之张姓名门之裔。在古滇历史的源始部分，张道宗混合了多个 “历史”??阿育王之子的历史，沙壹之子 “习农乐” 的历史，白崖张仁果的历史，以及庄芷王滇的历史。大致是说，阿育王的三个儿子为了追一匹神马而到了滇，其舅父为了追他们也到了此地。后来庄芷出征来此，作了滇国之君。阿育王的儿子及其舅父之后裔，于是与庄芷兵丁及诸夷杂处。沙壹触浮木得孕生十子，其中被龙父舔的幼子便是 “习农乐”。庄芷作滇王，但他崇佛，迁居白崖、鹤拓、浪穹，后来大家推张仁果为新滇王。唐代时，张仁果的后代张乐进求让位予习农乐，此便是南诏蒙氏之鼻祖。 


张道宗缀接几个 “历史” 而成为一个 “古滇历史”，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我认为其意义在于，本地住民原来便缺乏个统一的 “滇人认同”，当然亦无支持此认同的 “滇史”。元、明、清时期，由于本地成为中原帝国治下的行省与府，使得本地人有了相对于中原或外省客寓之人的 “滇人” 认同。在此认同下，缀接几个 “历史” 而成为一个 “滇史” 是属必要。我们可以在汉代蜀人认同以及12世纪朝鲜人认同之形成过程中，见着与此类似的串联、缀接几个 “历史” 为一的现象。 


知道了如此背景，我们可以了解王崧 “解构” 及重新安排 “历史” 的用心。他拆解《纪古滇说原集》、《白国因由》、《南诏野史》等书中的 “历史”，重新将各个 “单元” 置于各《世家》之历史，并将之编织入中国正史之时间与史事架构中，使得本地各侯王世家之 “历史” 成为中原历史主干上的一个分支。他如此为，多少是受《史记》所称各地之西南夷君长都很多之影响。虽然如此，在他的方志叙事中，各大族系间仍有共同之 “起源” 与本质。他凝聚几个滇洱历史上之大族系为一的方式是，说他们都是 “天竺国君长” 之裔，因此其民皆深染佛法。如他在《九隆世家》本文之末的议论所言? 


论曰：西南之国，不知凡几，九隆、六诏其最著者也。百子国出于白饭王，哀牢国出于阿育王，皆天竺国之君长。史所谓 “西南夷之君长以百数”，二王或在其中乎？《古滇说》、《白古记》诸书合二人为一人，遂使白子哀牢世系牵合支离。以今考之，哀牢为九隆氏，其兄九人各主一方，先为八诏及昆弥氏，后并为六诏，而南诏细奴逻受白国张氏之让，且并六诏为一，称蒙氏。诏，谓王也。滇去佛所生之天竺颇近，其族分国于此，而民渐染其教最深……。 
在《封建志下》的《南诏世家》中，由于王崧认为沙壹之十子便是南诏之民及王室之祖源，所以他先述说：“唐之边患南诏为甚，其始兴也，由沙壹”，接着又述说了沙壹与九隆的历史，而后称：兄弟十人，立为十姓，曰：董、洪、段、施、何、王、张、杨、李、赵，分土而治。九隆诸兄，一为昆弥氏，余分为八诏，曰，蒙舍诏，曰浪穹诏，曰邓赕诏，曰施浪诏，曰越析诏，曰蒙膂诏，又有时旁诏、矣川罗识诏，通谓之乌蛮……。初，沙壹生子男十人，其时复有妇人奴波习生十女子与之配偶，分为十族，其第五曰牟苴笃，传三十六世为细奴逻，始称南诏……。高祖武德初，白蛮首领张乐进求妻以女，张氏世绝，细奴逻据其土，自立为奇王，号蒙氏，称大封民国。 


在这段文本中，王崧述说了一些我们不甚熟悉的 “历史”??九隆十弟兄为滇洱附近十个大姓家族之祖，九隆的八个哥哥又是被称为乌蛮的八诏之祖，这十弟兄又是包括牟苴笃的十族之祖。事实上，这也不是王崧的历史奇想，而是基于明清时许多滇洱一带士人的历史记忆，以及我将要说明的，基于更根深柢固的一些本地历史心性。首先，我们看看明代昆明人倪辂所作《南诏野史》?关于云南及邻近诸地域人群的起源，该书称? 


西天摩竭国阿育王第三子膘苴低娶次蒙亏为妻，生低蒙苴。苴生九子，名九龙氏。长子阿（蒙）辅罗，即十六国之祖。次子蒙苴兼，即土蕃国之祖。三子蒙苴诺，即汉人之祖。四子蒙苴受，即东蛮之祖。五子蒙苴笃生十三子，五贤七圣，蒙氏之祖。六子蒙苴托，居狮子之国。七子蒙苴林，即交趾国之祖。八子蒙苴颂，白崖张乐进求之祖。九子蒙苴阏，白夷之祖。 


据此说，这九弟兄，几乎是整个东亚大陆各人群的祖先。《南诏野史》此段文字之后，有段按语，该按语根据《史记?哀牢夷传》补述了沙壹触木生子的情节，而后称，“哀牢有一妇，名奴波息，生十女，九隆兄弟各娶之，立为十姓?董、洪、段、施、何、王、张、杨、李、赵。九龙死，子孙繁衍，各据一方，而南诏出焉”。可能成于明清之交的《?古通记浅述》，也记载了此九隆弟兄之名??牟苴罗、牟苴兼、牟苴诺、牟苴将、牟苴笃等等??与前说大致相同，但称他们是六诏之祖。 


无论《南诏野史》、《?古通记浅述》与王崧《南诏世家》中所述的 “弟兄祖先故事” 有多少差异，这些 “历史” 都有一定的叙事规则，那就是，一广大地域的各个人群（滇洱附近十家族，或南诏之各诏，或整个东亚大陆各国之人），他们的祖先为几个兄弟（或兄弟与他们的妻子）。我曾在羌族研究之田野中采集许多此类的 “弟兄祖先故事”，我称这是一种 “弟兄祖先历史心性” 产物。相对于此的，便是不断产生英雄历史叙事的 “英雄祖先历史心性” 。值得注意的是，博览经史、儒学精湛如王崧者，他评楚之盘瓠、蜀之蚕丛、黔之竹王等传说为 “荒诞”，但自身仍受本地一种根深坻固之历史心性影响，在其方志中采用了《南诏野史》、《?古通记浅述》等书中记载的弟兄祖先 “历史”。 


在《大理世家》中，他称大理国段氏家族为武威姑臧人，其说为? 
其先本武威姑臧人，汉太守段锴之后，出自郑共叔段，遂以为氏……。段氏世居西塞，子孙散处，或仕中国，或入蛮陬。段荣、段韶显于北齐，段志元为唐佐命，其后段文昌遂相穆宗，皆武威姑臧之族也。姑臧后为乌斯藏，且讹为西藏。西藏与云南接壤，云南之段氏由姑臧而来，故段氏世为西边郡望。 


大理段氏的祖源有许多的说法。元代一土官段琏，为大理段氏家族之人，其墓铭记载称，当年庄芷留滇为王，他的部众分别由五个将领来率领，段氏便是其中一将领之后。明代段氏的另一祖源之说，溯及一个观音由天竺带来的或在此得佛法的 “阿咤力”（灌顶僧） 。另外，有一更普遍的本土传说，称段氏先祖为 “三灵白帝” 及一神异女子 “白姐” 所生。以明景泰元年（1450）所立之《三灵庙碑记》之碑文为例。该碑文引述《白史》称，唐天宝年间南诏王阁罗凤时，出现此三位神灵，其一为吐蕃酋长，一为唐之大将，另一为南诏阁罗凤偏妃之子。三将共同举兵打南诏，后来兵败被杀。死后，他们托梦要人们为其立庙，后来他们受南诏王封为 “元祖重光鼎祚皇帝”、“圣德兴邦皇帝”、“镇子景福灵帝”。白姐，便由三灵庙前一树所结巨果中生出，为南诏清平官段宝珑的夫人。一天她到河边洗濯，在水边触及一段木头而受孕?这段木头乃是 “元祖重光” 所化的龙。白姐与龙所生，便是段思平?段思?等大理帝王。白姐触木生子之说，显然又是沙壹与九隆故事的再版。 


这些说法，尤其是最后一说，应该都是王崧所知的。然而，王崧选择相信段氏为汉太守段锴之后且源出于郑国共叔段之说。此一方面由于，唐代之《元和姓纂》便记载着 “段，郑武公子，共叔段之后……九代至（段）锴”，这样的祖先源流记忆便于熟知经典者查考、引用。再者，他认为大理段氏王朝诸王行止之高美可被视为帝王典范，此使得他认为此家族应为华夏之后，因而才有此圣王之行。这样的对大理王朝的看法，王崧似沿袭自其师檀萃。在《大理世家》之末，他引檀萃《诏史补》之说，称? 


昔欧阳公于五季诸国皆着为世家，《唐书》于南诏蒙氏，亦着为列传。夫五季，诸国割据，土地甚狭，年数甚促，为有如段氏之地广，世长至四百余年之圣者也。蒙诏本出哀牢，余风未趁，而大理则以武威望族，不坠华风，其君多贤，每以避位，传高?之美，以视五季之篡夺相寻，宋金之互相吞噬，奚翅霄壤乎。 


檀萃在上引文中，除了褒扬段氏大理之外，还有一有趣的论述。他指出，欧阳修纂《五代史》对于五代之季的十国，都以《世家》来记载其立国之君的事迹，他所修的《新唐书》也将南诏蒙氏写在列传之中?他认为，十国割据，地狭时短，南诏蒙氏又出于哀牢夷，自不能与出于华夏且立国长达四百余年的大理国相比。这样的议论，表现檀萃对正史文类中《世家》、《列传》等 “次文类” 的反思。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王崧在《道光云南志钞》中将本地夜郎、白蛮、九隆、南诏、大理等都写在《世家》之中是很有深意的。《世家》是正史文类中的一个次文类，在方志文类中根本没有《世家》次文类。此对方志文类的违逆，表现了王崧强烈的云南人本土认同。然而他又将《世家》置于《封建志》之中，此对方志文类的依顺，又显示在他的认同中云南人也是帝国之地方臣民。同样的，在方志文类中并无《载记》，《载记》是正史文类中记载 “僭伪政权” 之次文类。然而《道光云南志钞》中却有缅甸、南掌、越南、西藏等《载记》?同样的，王崧将之置于《边裔志》中，如此使得这一部分仍合于方志文类之书写结构。 


除了《道光云南志钞》之外，王崧对于保存云南地方历史记忆最大的贡献是，利用其在省志局编志的机会，先编成史料丛刊性质的《云南备征志》，因此搜集、保存了许多在当时之现实情境??帝国政治社会结构与文史知识典范??之下保存不易的本地文献。后来编《续云南备征志》的赵藩，在该书之序中引他父亲赵联元的话，称? 


王乐山先生崧，应总督阮文达公聘总纂《省志》，视旧志为宏富。成书强半矣，文达述职入京。巡抚伊里布公，不学人也，分纂黄岩?李诚，驳杂而坚僻，每与乐山（王崧）龃龉，巡抚复右之。于是乐山托嫁女，辞归，不复来。李诚为总纂，于乐山原稿多有窜改，草率成书，桀午复杏。乐山闻而发愤，自刻所纂各门，为《道光云南志钞》以示别。 
无论此是否事实，这段叙述，说明部分云南本地士人对于王崧离开省志局之事颇多议论，也颇同情或同意王崧之方志书写立场。无论如何，在王崧离开省志局后，此书稿几乎立刻便在大理刊行，此也表示他期盼自己的方志书写能在本地流传。帮助他刊行此书并为此书加注的是他的一个弟子，也是其洱源同乡的杜允中。此或表示王崧及其乡亲不愿此书稿之论述受压抑?掩没，也表示其论述在大理一带能得到一定的欣赏与支持。 


另外，在王崧离去后，省志局诸人继续编修《云南通志》，并在道光 15年完成《云南通志稿》印行。在此书之卷前，王崧、李诚并列为纂修，杜允中也列名于分纂之中。然而从该书的结构编排及部分内容看来，其与王崧对本地 “历史” 的看法、立场大相径庭。若官修的方志代表典范观点，此也突显王崧的方志书写不合典范之处。此种典范观点，特别见于《云南通志稿》将南诏、大理皆置于《南蛮志》之「群蛮」项下，越南等也入于《南蛮志》之「边裔」中。在此项之序言里，编纂者称? “蛮方酋长……其不受朝命世守其土，与未受职以前，及受而旋叛，则皆群蛮也” 。有关南诏与大理的种种本地传说，在本书中也被排除于 “历史” 之外?为了表示所述均有来历，作者们也广泛引用各种汉典籍，以及代表汉文化观点的著作如杨慎《滇载记》等等。 


王崧透过其方志文本及其个人行止，一方面附和并强化云南（特别指滇洱一带）为整体帝国之部分此一社会情境与本相，另一方面，又以本土英雄祖先记忆来维持本土认同，并由此缓解滇洱在整体帝国中的边缘地位。更具深意的是，他与许多明清以来书写本地历史的地方文士一样，以 “弟兄祖先历史” 来说明滇洱、云南，或整个东亚，各地方族群在 “起源” 上的对等关系。产生如此 “历史” 的历史心性，也是一种历史叙事（文本）结构，它所对应的情境结构便是云南多元族群共生之人类生态。 


从王崧的生平及其书写看来，当时如他这样的 “云南人” 其身分认同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他无疑是存在于帝国（大清）、地方（云南省大理府浪穹县）与家族（祖籍江南上元之王姓土官）三种情境中的 “汉人”，与此三种情境一一对应的正史、方志、族谱文类概念与相关文本强化他的这些身分认同。在另一方面，其方志书写所表现的对正史、方志等文类的违逆，及大量选用本土历史记忆，又表现其不愿本地被边缘化的乡土认同。然而这些都容易被我们忽略，如果我们忽视正史、方志等 “文类” 之社会意义，如果我们将弟兄祖先 “历史” 视为神话，而不知始于弟兄与英雄的叙事都是 “历史” 它们只是产生于不同的 “历史心性”。此也说明在我们的社会知识体系中有许多不易为我们察觉的 “盲点”，如 “文类” 与 “历史心性” 与我们对 “历史”、“神话” 等的刻板认知等等，这也便是Pierre Bourdieu所称反思性研究希望探索的 “未加思考的思想范畴”（unthought category of thought）。 

结语 
本文从清代云南人王崧所写的方志之中，尝试探索及了解当时一位云南滇洱士人的世界，一种政治社会情境，及他在其间，透过其书写与行为所流露的 “云南人” 认同。将文献视为一种文本，一种社会历史记忆，透过文本分析我们的目的并非是推翻历史文献告诉我们的历史事实，而是在人们所宣称、叙述的历史中，了解一个人（如王崧）的情感、意图与作为，并对我们所相信的历史及所见的社会表征有所省思与反思。 


人文社会科学中所称的反思性（reflexivity）一词，源出于英文中我们较熟悉的反射的（reflexive），如形容人赤足采到钉子反射性的缩回脚足的动作。为何我们认为许多人可能对于其外在世界缺乏反应与反思？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被种种知识情境化（contextualize）的世界之中，我们也因此相信并复制生产这样的知识?相对的，此知识 “自然化” 并 “宿命化” 社会情境 ??如一个女人或原住民、土著接受一些知识，也因此接受自身的边缘社会地位，如一个不知方志文类内在社会意涵的人，写方志、读方志，不知不觉将本地溶入中原帝国之内?皆如人赤足踩到钉子浑然不知一样。 


“人” 不只是生活在结构化的政治、社会体系与相关权力关系中，结构化的政治、社会体系与相关权力也化为种种 “文类” 概念??如华夏帝国这样的政治与社会体系，与 “正史” 文类相呼应?省、府、县这样的政治社会体系与 “方志” 文类相呼应。也因此，相关权力与权力阶序关系也蕴藏于 “文类” 概念之中。譬如，正史与方志文类概念，在知识分子间形成一种制约文本书写的力量，一个不合文类概念的书写，如王崧所写的方志，会遭受社会的批评与压抑。又譬如，相对于正史，方志是较低阶的文类，因此方志常须攀援、引用正史并从中得到知识力量，此又如同地方州府的政治权力来自于朝廷。王崧在《史记》、《汉书》等正史书写中找寻相关资料以组构其叙事，并循着方志文类之体例书写方志，便是受到中国历史叙事文化中的文类概念及相关权力的影响。 

然而王崧的例子也告诉我们，文本与情境的关系，文本结构与情境结构的关系，并非只是僵化的一一对应。这是因为，所谓文类结构并非是严整、严格的书写结构，它容许作者在字句间作一定程度的自由发挥?如此产生的文本，也回过头来，与其它文本共同修饰或再界定相关文类概念。然而若作者之书写过于偏离方志文类之结构概念，如王崧在方志中用了 “世家”、 “载记” 这样应只见于正史中的次文类，如他在引用《史记》等汉典籍之外又大量引用保存云南本土历史记忆之本地典籍，便不容易被接受为一典范的方志著作了。特别是，“省志局” 这样的组织机构，本身便是社会情境（省）与文本（省志）间的桥梁，它是一种保证方志文类结构得以在方志文本中实践的情境结构?透过选择恰当的人进行修志，透过他们共同或类似的知识背景与文化背景，以及他们彼此间的制衡，一本不离典范的方志得以完成，如此文本背后的情境??地方为整体帝国的一部分??也得到保障与强化。 

如此我们可以了解，王崧偏离文类结构的方志书写，他离开省志局，他的方志书写多未被后来编成的官方省志所采纳，他自行刊刻出版其方志，这种种的文本与表征都代表他在本土情怀下，对种种 “结构” 的叛离。然而从《道光云南志钞》整本着作来说，它无疑仍是一本方志，其文本仍在强化云南为整体帝国的一部分。而且他的离去，并未影响省志的出版?他私自出版的这本云南志钞也流传有限。可以说，从大的历史洪流与社会情境方面来说，他的文本与行为表征只是一些小小的 “叛道离经”，一些在典范观点下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细微异例。然而可能便是许多如此的异例，如明清以来许多滇洱士人在当时的社会情境、政治权力关系及儒学典范下仍刻意保存的本土历史记忆，如更容易被忽略的民间习俗如大理一带村落间的本主信仰，在新一波的社会情境（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国家）下被人们发掘、强化，而逐渐让明清时期大理附近的 “汉人” 其后裔成为今日白族。然而我们也无法苛责1940年代寓居云南之外地学者对周遭 “云南人” 观察有误，他们只是活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中，而把 “表征” 视为社会现实与历史事实。 

原文正式发表于《新史学》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