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即今甘肃镇原县人，生卒年不详。《后汉书·王符传》记载王符与东汉“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而且，王符还曾拜访过解官归里的汉度辽将军皇甫规。依次推断，王符的生年当在东汉章帝建初初年，卒于东汉桓帝延熹末年或灵帝建宁初年，享年可能在八十岁以上。即公元80年左右至公元162年之后。从王符“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看，马融生于章帝建初四年（公元69年），卒于桓帝延熹九年（公之166年）；窦章约生于建初五年（公元80年）前后，卒于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前后；张衡生于建初三年（公之78年），卒于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崔瑗均生于建初五年（公元80年）前后，卒于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前后。他们均生于公元80年左右，所以王符的生年当与他们差不多，大约也是在东汉章帝建初初年即公元80年左右。（刘树勋《王符评传》）从王符拜访解官归里的汉度辽将军皇甫规看，王符的卒年当在东汉桓帝末年或灵帝初年，即桓、灵之际，也就是公元162年之后。《后汉书·王符传》说汉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之后王符曾经前往拜访过，据考证皇甫规解官归安定时在东汉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依此推断王符的卒年只能在东汉桓帝延熹五年即公元162年之后。据此，我们可以肯定王符的生活时代当在东汉中后期，即东汉章、和、安、顺、桓年间。
东汉中后期，是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从社会政治经济角度来看，东汉从光武帝到章帝的半个世纪之中，社会经过西汉末年的动荡开始走向安定与繁荣，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史谓“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特别是章帝时，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口增殖。以人口增长而言，光武帝末年（公元57年）全国人口约两千一百万；明帝末年（公元75年）增加到三千四百多万；章帝末年（公元88年）增加到四千三百多万；到和帝末年（公元105年）达到五千三百多万。垦地面积，也恢复到了七百三十多万公顷。（王步贵：《王符思想研究》）而和帝幼年即位，窦太后临朝执政，贵戚窦宪总揽朝纲，东汉初期曾一度有所限制的豪强世族势力急剧膨胀，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豪强世族不仅在经济上广占田园，萌附百姓，在政治上主持察举，独占仕途，而且在文化方面也号称儒宗，垄断经学，结党营私，形成了盘根错节，累世贵盛的世家阶层。永和四年，和帝依靠宦官郑众诛杀窦宪，随之政权又落入宦官之手。统治阶层内部纷争不已，政局不稳，政治日益腐败，这就是史志所谓的外戚篡权，宦官专政。由于统治者的争权夺利，导致国无宁日，民无安时。到了安帝之时民变叠起，危机四伏，边备空虚，羌胡侵扰。永初五年（111年），安定诏令边疆之民内迁，“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口劫略，游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造成“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洲遂至虚耗”。（《后汉书·西羌传》）永建四年（公元129年），顺帝又诏令内徒之边民迁回原籍，动荡的社会推动了民变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安帝到灵帝的数十年间，民变就高达七十余起。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到了桓、灵之际，更是“主荒政谬，国命危于阉寺”。（《后汉书·党錮列传》）王符的青少年时代在东汉兴盛的章、和年间，中年正值东汉走向衰败的安、顺年间，晚年时为东汉进入衰亡时期的桓、灵之际。
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来看，东汉中后期正是谶纬神学被奉为国典的兴盛时期。自西汉末年甘忠可制造谶书到东汉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谶纬神学成了东汉王朝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谁若冒犯图谶，轻者废职，重者杀身。就在王符出生的十年左右，即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楚王刘英就因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以“大逆不道”被废职；（《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也就是在与王符出生的同一时期，东汉章帝建初四年，汉宫白虎观经师大会，朝廷钦定颁发了史书闻名的官方文书《白虎通义》，从而使谶纬与经学合二为一，儒学神学化的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种形势下，汉儒经学家们大都成了谶纬神学及宗教迷信的热烈信奉者。一时间，谶纬神学成了经学家们注释儒家经典的依据。如象贾逵、班彪、郑玄这样一些经学名流也都无不深受谶纬神学影响，即就是与王符友善的马融也“集诸生考论图谶”，以谶纬神学作为对儒生进行教学的内容。（《后汉书·马融传》）王符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建立起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
《后汉书·王符传》言：王符“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蔗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引荐，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后汉书》的这些记载，反映出了三个问题：其一，王符虽然“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当时之名儒经师结交友善，但因为出身贫贱，地位俗鄙，因而不为乡人所重。其二，东汉自和，安之后政治腐败，仕途黑暗，外戚宦官交替执政，豪门世族垄断察举，入仕为官必须要有在位者推举引荐，否则，即是经纶满腹也难寻报国之门。据史载，当时有许多人为了入仕为官不惜委屈折腰，有时附于权贵名门，有的身执贱役入名门之下，有的与公卿世贵相互攀亲结为朋比关系，而王符独耿介不同于俗，所以终生未仕。其三，王符虽然所以终生未仕，但他却并非处于世外桃源，而是目睹着当时社会政治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志意蕴愤，隐居著书”，讥时得失，批评世俗，揭露当时的社会弊端，提出改良中兴之方案。这不仅反映出了他才学俱佳，人品高尚的君子气节，同时也体现出了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世俗变化的密切关注。正因为如此，他的学说和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后汉书·王符传》通过皇甫规对待两位来访者的不同态度生动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点：“后汉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一货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手而还，与同坐，极欢。”充分表达了度辽将军对王符的敬爱之情。
据《后汉书·王符传》知，《潜夫论》一书是王符一生的重要遗著，全书十卷三十六篇。然而这部著作到底作于何时，前人和今人均有不同看法。清代，多数学人认为《潜夫论》作于东汉桓帝之时，为王符晚年之作。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符生卒年月不可考。本传之末载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里，符往谒见事。规解官归里据本传在延熹五年，则符之著书在桓帝时，故所说多切汉末弊政。”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亦言：“以其本传考之，节信之著书，当在桓帝之世，虽以耿介忤时，发愤著书，然明达治体，所敷陈多切汉末弊政，非迂儒矫激务为高论比也。”今人刘树勋先生则认为，《潜夫论》的写作年代不是在东汉末年，不在桓帝之时，而是东汉中期，在安帝年间。最迟不会晚于顺帝初年。（《王符评传》）我们认为，以上两说均失之偏颇。首先，清人认为王符《潜夫论》一书作于东汉桓帝之时，为王符晚年之作，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一方面，桓帝之时王符年将八十余岁，不是他著书立说的最佳时间段。另方面，桓帝延熹五年，皇甫规解官归安定，王符前往拜谒，“规素闻符名”，说明王符的学术名望在桓帝之前就很大了。所以，皇甫规才对王符破格接待：“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手而还，与同坐，极欢。”而且事实上我们从王符拜谒皇甫规及皇甫规破格接待王符这些材料中推断不出王符《潜夫论》一书作于东汉桓帝之时的结论。其次，刘树勋说王符《潜夫论》的写作年代不是东汉末年，不在桓帝之时，而是在东汉中期，在安帝年间，最迟不会晚于顺帝初年。此说也未必妥当。如果按照刘先生的意见，《潜夫论》的写作年代在安帝年间，最迟不会晚于顺帝初年，这就等于说王符从顺帝初年开始到桓帝延熹末年即到王符的卒年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他就没写什么，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刘树勋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一结论，是根据《潜夫论·叙录》中王符针对“《实边》第二十四”所说的“边既远门，太守擅权，台阁不察，信其奸言，令环郡县，欧民内徒，令又丘荒，虑必生心，故叙录实边第二十四”的一段话，从而得出王符《潜夫论》的写作年代不是在东汉末年，不在桓帝之时，而是在东汉中期，在安帝年间，最迟不会晚于顺帝初年的。他说：“可见王符写《叙录》时，内迁边民尚末返回故土，而边民归里，是顺帝永和四年，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潜夫论》写于安帝年间，成书最迟不会晚于顺帝初年。”（《王符评论》）就此，我们认为也是不妥的。《潜夫论·叙录》中王符针对“《实边》第二十四”所说的一段话，只仅仅是对“《实边》第二十四”写的序，而非《潜夫论》全书之序，它至多也只能证明《潜夫论》中的《实边》篇写于何时，而不可能证明整个《潜夫论》的三十六篇写于何时。而且，《潜夫论·叙录》中王符针对“《实边》第二十四”所说的一段话，也不能证明《潜夫论·叙录》写于何时。当然，安帝年间，王符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岁，精力充沛，是著书立说的黄金时期，《潜夫论》中的大多篇章写于此一时期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绝不能断然认定《潜夫论》全书就一定完成于这一时期。如前所言，因为从这一时期到王符死时还有四十多的时间。所以我们说王符的学术活动也就是《潜夫论》的成书是在东汉中后期，具体而言也就是东汉和、安、顺年间比较稳妥。事实上，王符在《潜夫论·叙录》的总论中也说的很清楚：“夫生于当世，贵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阘茸而不才，先器能当官，未尚服役，无所效其勋。中心的有感，援笔纪数文，字以缀愚情，财令不忽忘。”可以看出，《潜夫论》是王符在长时间以内断断续续写成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我们之所以要反复斟酌王符《潜夫论》的写作时代，其目的是为了比较准确地评价王符的思想及《潜夫论》的学术价值。东汉和、安、顺年间是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时期，特别是安、顺年间，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已经日益凸显，当然还不是桓、灵之时的“主荒政谬”。所以，他始终站在维护东汉统治秩序的前提下厉数其弊端并提出中兴的措施和办法。主张尊君重令，以法治国。认为东汉社会的政治昏暗、吏治腐败是因为君不施义、吏不守法而造成的，是与务本者少，浮食者多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
二
王符一生经历了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整个历史过程，目睹了东汉社会各种矛盾和现实。其《潜夫论》十卷三十六篇，数十万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道德、哲学、历史以及社会风俗等多个方面和领域，讨谪物宜，痛切时弊，内容丰富，见解新颖，足以窥见东汉中后期朝政腐败，政权衰微，社今动荡，民生调敝的现实状况在政治思想方面，王符明确提出了尊君重令，隆礼重法，考功择人，以贤兴国，富民为本，正学为基的政治主张。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官吏横行。对此，王符指出要对那些“妄违法之吏，妄造令之臣”，坚决实行“诛杀”。（《潜夫论·衰制》）认为“民之所以不乱者，上有吏；吏之所以无奸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顺行者，国有君也；君之所以为尊者，身有义也。义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政以出令，而贵贱贤愚莫得违也，则君位于上，而民治于下矣”。（《潜夫论·衰制》）可见社会动荡，民生调弊，其原因在于君不施义，吏不守法，政令不通，宪禁不止。所以，他强调，所谓“治国者”，“行赏罚而齐万民者”也；所谓“乱国者”，“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也；所谓“亡国者”，“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也。（《潜夫论·衰制》）把国家的兴衰治乱与法令之严威，吏治之清明，民众之安乐结合在一起。东汉中后期浮侈者多，游手者众，治本者少，对此，王符指出“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寒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安得不为非奸宄，奸宄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者多，则咎徵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潜夫论·浮侈》）因此，他倡导“崇本抑末”，“返本离末”，认为“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他说；“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又说；“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列土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者以信顺为本，以华观为末；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慎本略末犹可也，舍本务末则恶矣。”（《潜夫论·务本》）王符通过对本末关系的分析和论证，抓住了诊治东汉中后期社会弊端的吗要害。东汉中后期“阀悦取土”，“朋党为奸”，“群司贡荐，竟进下才”，对此，王符提出了以贤治国的主张。认为东汉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争相引荐，造成入仕为官者要么“以族举德，以位命贤”；（《潜夫论·论荣》）要么“窃名伪服，侵以流竟，权门贵仕，请谒繁兴”；（《后汉书·左雄传》）要么“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要么“行与言谬，心与口违”（《潜夫论·交际》）的现象皆“衰世之务”，坚决主张选官择人必须坚持考功效实的原则，把国家的兴亡与推行贤人政治结合了起来。正因为如此，清汪继培言：“王氏……其言用人行政诸大端，皆按切时势，令令可行，不为卓绝诡激之论。”（汪继培《潜夫论笺·序》）在王符的政治思想中，最具个性特点的是他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发展生产，加强教育，以民为本是治国的根本途径。他说：“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德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成太平之基，之休徵之祥。”（《潜夫论·务本》）可以说，王符的政治思想适应了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愿望，具有者积极的进步意义。他的目的是出于维护东汉地专制政权统治，其基本点是通过富民顺民以达到维护东汉地主阶级的专制政权。他说：“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是故无功庸于民而求盈者未尝不力颠也，有勋德于民而谦损者未尚不光荣也。”（《潜夫论·遏制》）可以看出，在王符看来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遏制腐败，整治吏治，反对浮侈，崇本抑末，富民教民，以民为本。只有这样，乱源自然也就消除了，社会自然也就安定了。
在经济思想方面，王符除继承“富民”“教民”，反对奢侈，主张变风易俗等秦汉思想家的传统观点以外，他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王符主张农工商并重，三者均可富民。他说：“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则民贫。”（《潜夫论·务本》）在此，王符突破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点，把工、商提到了与农并重的高度，认为三者并重，守本离末，均为生财之道和致富之源，如此则“民富而国平”矣。所以，他说：“故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贾可来也；苟有士民，国家可强也；苟有法令，奸邪可禁也。”将商贾与土地，士民、法令相列，发挥了先秦孟子关于土地、人民政事的思想，扬弃了“农本商末”、“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从思维方式上看，王符克服了以往思想家只把农商对立起来看他们之间的孰本孰末，而是把农与商联系起来分别看他们各自的本与末，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二，王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劳动时间”的概念，这就是“日力”，并且认为“劳动时间”乃民之本而国自己基。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力也。”（《潜夫论·爱日》）何谓日力？日力者劳动日也，也就是“劳动时间”。王符把人民的“劳动时间”提高到国基民本的高度来认识，把经济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看待，这是很有新见的。在王符看来，人民的劳动时间能不能得到保证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衣食温饱，影响着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人民的劳动时间能否得到保证的条件是政治的清明与否，政治清明则劳动时间就能够得到保证，政治昏暗则劳动时间就不可能得到保证。他说：“治国之日舒以长者，非谒羲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的其所，则民安静而力有余，故视日长也。”相反，“乱国之日促以短，乃君不明则百官乱而奸宄兴，法今鬻而役赋繁，则希民困于吏政，仕者穷于典礼，冤民鬻狱乃得直，烈士交私乃见保，奸臣肆心于上，乱化流行于下，君子载质而车驰，细民怀财而趋走，政视日短也。”（《潜夫论·爱日》）而东汉王朝正是如此。正如他说：“今则不然，万官扰民，令长自炫，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庭者非期脯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讼不讼，辄连月日，举室释作，以相瞻视，辞人之家，辄请邻里应对送饷，辄事讫，竞忘一岁功，则天下独有受其饥者矣。”“自三府以下，至于县道乡亭，及从事督邮，有典之司，民废农桑而守之，辞讼告诉，及以官事应对吏者，一人之，日废十万人，人复下计之，一人有事，二人获饷，是为日三十万人离其业也。以中农率之，则是岁三百万口受其饥矣。”（《潜夫论·爱日》）不仅如此，王符还把“劳动时间”的观点与社会伦理以及社会风气的转变联系在一起，强调要“授民时”，“不烦民”。他说：“礼仪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圣人深知，力者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务省役而为民爱日。”（《潜夫论·爱日》）王符把经济学上的“劳动时间”观念看的如此重要，这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
在哲学思想方面，王符是集先秦两汉以来元气一元论的唯物论之大成者。在宇宙的起源问题上，王符讲：“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生人，一统理之。”（《潜夫论·本训》）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他说：“天之以动，地之以静，日之以光，月之以明，四时五行，鬼神人民，亿兆丑类，变异吉凶，何非气然。”（《潜夫论·本训》）一切事物和现象的运动变化“莫不气之所为也。” （《潜夫论·本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王符讲：“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者“相待而成，各循其道。” （《潜夫论·本训》）在认识论问题上：王符讲：“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潜夫论·赞学》）在社会历史问题上，王符认为：首先，人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不赞成求神占筮一类的迷信说教，强调“妖不胜德，邪不伐正也”。认为“凡人吉凶，以行为主”。其次，社会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他说：“太古之时，丞黎初载，未有上下，而自顺序，天未事焉，君未设焉。后稍矫虔，或相凌虐，侵渔不止，为荫巨害。”（《潜夫论·班禄》）就是说人类社会是由无阶级无矛盾的原始时代进入阶级社会的。随着“时有推移，事有激会”，人类社会才出现了政治、法律等社会现象，“五代不同礼，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盖世推移而俗化异也。”（《潜夫论·断讼》）第三，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随着“矫虔”、“凌虐”、“侵渔”现象的出，于是“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潜夫论·班禄》）说明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不平现象即矛盾和斗争的出现而出现的。为此，王符对国家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指出：“五代建侯，开国成家，待嗣百世，历数千载。”（《潜夫论·忠贵》）
王符《潜夫论》就其思想渊源来看，深受先秦诸子及两汉学风的影响。在《潜夫论》中，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孔子、老子、墨子、孟子、苟子、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白虎通义》、《史记》、王充等秦汉诸子的思想痕迹，而且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对《尚书》、《诗经》、《周礼》、《左传》、《国语》、《周易》、《礼记》等先秦经书的大量转述和引述。所以，清人汪继培言：“王氏精习经术，而达于当世之务。”“其学折孔子，而复涉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未为醇儒。”（汪继培《潜夫论论笺·序》）就其学风与文风而言，王符《潜夫论》承苟（卿）韩（非）之遗风，同王（充）仲（长统）《论衡《昌言》相类似，博采众说，自成体系，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善于独立思考，勇于破旧立新，论学致力于经世济民，论证力求切中时弊。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