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文”这个名称上窝了几年，从逻辑、存在论、认识论等方面清楚地看到，“语文”是一个不合逻辑、不合认识规律的、低级思维形式的空名。今年秋，正式进入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即“语文”性质的研究。经过数日阅读有关文献，今天早上开始动笔，把我对于“性质”问题的认识写出来。写出一段贴一段，有幸遇到同好，希望听到批评意见。）
一．“语文”性质的提出
“语文”性质作为一个问题，它的源头在哪里？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只是就“工具性”这一个性质进行探源，李维鼎因为《马氏文通》建立了语法系统，开始了形式主义的“语文”研究，便认为它是“语文学科的性质被认定为‘工具性’的源头”[1]。胡适曾说，“我们认定一个中学生至少要有一个自由发表思想的工具”[2]，周纪焕把胡适的这句未加证明的直接断言作为叶圣陶的工具观的基础，认为“叶圣陶发展了胡适的语文工具属性思想”[3]，曹明海“因为这‘工具论’据说是叶圣陶先生的定性”[4]，便从工具说的提出者身上找源头，叶圣陶在1924年发表的《说话训练——产生与发表的总枢纽》一文中说，“儿童的情感正被培养，同时要使他们能利用适当的工具来表于外，感受满足的快适……所谓适当的工具，当然语言独占重要，因为它最能把人与人的心联锁起来。”。
这些源头可能与“语文”性质存在关联性，但是，作为研究者，我们不可以不作细致、清晰的区分，思想的模糊，方法的简单都可能带来结论的偏颇或误差。马建忠借用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规律，建立了汉语的语法体系，他的语法体系的对象是“汉语”，反映的是汉语的结构形式，我们不能因此说，具有结构形式的东西就是工具，“精神”就表现为一定的层次性，它却是最自由的。退一步讲，进行形式主义的研究，研究的对象具有工具性，然而，“语文”与汉语毕竟是两个概念，而不是同一个概念，概念不同，其性质就存在着差异，无论是从形式逻辑还是从辩证逻辑的角度讲，我们都不能随意地把两个概念等同起来。胡适时代，也有其他先贤把“语言”比作工具，但是，没有人进行充分的证明，科学的观点必须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研究“语文”性质是一种科学认识行为，把科学性较低的东西直接拿来充当论据，得出的结论未必科学。叶圣陶1924年讲的工具与1954年讲的工具也是有区别的。30年前，他是普通教育工作者，他的观点尚不为多数人接受，30年后，他的身份是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的观点伴随权力而产生巨大影响，把一种个别性认识转变为普遍观念。科学认识所获得的思想，以其严密的逻辑体系的真理性能够得以广泛传播，某些观念夹杂着错误，也能够为人们普遍地接受，其原因在于来自接受者之外的强力或者来自内在的信仰的力量。不管是胡适，还是民国时期的叶圣陶，他们的言论仅仅是个别性认识，这种个别性认识尚未上升到符合客观对象的普遍思想，属于“我认为”的主观观点，与客观对象不尽一致，而国文或国语都具有确切的本质的规定性，是具有确定内涵的概念，概念由于自身的否定力量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排斥在自身之外，保持自身的纯粹性和同一性，不致使异己的东西改变“国文”“国语”的内涵和学科教学的方向。民国时期的国文或国语教育始终能够限定在语言的范畴之内，而没有超出语言的边界。江川说：
“学科名称叫‘国语”“国语”时，意义都很明确，所以在教学目的问题上从来都没有分歧。解放前关于国文教学的问题，也曾进行过好几次大讨论，单说与教学目的有关的问题就有文言白话问题、中学生国语程度低落的问题等等，却惟独没有讨论过这个‘工具性’问题；因为在当时国文教学界的人们看来，这个问题无需讨论，早就是大家的共识了。”[5]
“语文”性质作为一个问题来定性、讨论，这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语文”性质成为问题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潜在期，以1954年叶圣陶发表《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和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的出台为标志，前者提出“语言是形成思想的工具，是认识世界的工具”的观点，后者以国家法规的形式进行规定：“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在波谲云诡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于缺乏“性质”意识的人，教学大纲向他输入了“工具观”，对于具有“性质”意识但不赞同“工具论”的人，他要么接受“工具论”，要么表示沉默。“工具论”借助于政治力量平静地种植在“语文”教育界。第二阶段为明确意识期。1980年，武汉师院、西南师院等12所院校中文系编写的《中学语文教学法》在学术的层面上提出“语文科是兼有工具性和思想性的基础学科”，并且，对“工具性”所指的内容进行说明：“不仅要学生学习课文的内容，而且要求学习课文的表达形式”，这个说明为空洞的“工具论”充实了内容，迈出了认识的步伐。第三阶段为争鸣期。这个阶段开始于1987年陈钟梁发表的《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从而引发了“人文”派与“工具”派之间的大争论，通过这场辩论，“人文性”在学科中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工具性”的影响愈益广泛、深刻。
对于“语文”性质问题的起源进行清理、确认，有助于我们清晰、正确地把握“性质”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而作出恰当的判断和解释。如果无限地扩大时限，把似是而非的内容拉入“性质”问题，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迷惑我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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