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超
摘 要：云南文学在清代迎来了它又一次高峰。以往的云南文学研究有不少成果，但整体深入研究明显不足。在《云南丛书》已经影印出版的当下，如何更好研究清代云南文学是值得思考的课题。为此，应该以云南文人群体为突破口，加强个案研究和家族文学的清理，并着力于文人群体的交游、群体诗社雅集活动以及群体成就和特征的研究。如此，才可能对清代云南文学格局、文坛的面貌和多民族交融的人文图景有更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云南文学；整体研究；群体交往；诗社雅集；文学成就
云南由于地处边地，长时间与中原阻隔，所以文学一直不彰显于世。随着明初谪滇诗人群的到来，尤其嘉靖年间杨慎入滇，云南文学得与中原相接，迎来了它历史上的大发展时期。到清代的时候，云南文学迎来了它发展的又一次高峰。无论在作家的数量、分布、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在整个清代诗文坛的影响来说，清代云南文学都蔚为壮观。因此，清代云南文学研究大有可为！但云南地区的文学没有受到研究者应有的重视。迄今为止，除去张福三教授《云南地方文学史》、蓝华增《云南诗歌史略》外，还没有以《清代云南文坛研究》《清代云南文人群体研究》等类似的专著。本文拟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清代云南文学的全面深入研究提出自己的一点想法。
一、清代云南文学研究的现状
首先是文献的整理。此工作其实最早可以上溯到清代嘉庆年间，保山袁文典、袁文揆兄弟开始收辑滇南诗文，《诗略》47卷，《文略》47卷，“凡所采取均为已往之人。”[1]之后又有黄琮《滇诗嗣音集》、许印芳《滇诗重光集》。1914年，《云南丛书》编纂启动，“自民国三年始，倡之者，滇督会泽唐公蓂赓，董之者，剑川赵公樾村，昆明陈公小圃，石屏袁公树五前辈。”[2]是书收录明清以来云南地方著述和文献共计205种163卷另有不分卷的51册，其中收录清代至近代诗文别集78种，总集11种，尤其还包括《滇诗丛录》《滇文丛录》《滇词丛录》的辑刻。因此，《云南丛书》有集大成的性质。它是对古代云南文学的全面整理，是研究古代云南文学的最原始文献材料。但这套《云南丛书》一般人还是很难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云南丛书》所收录的诗文集绝大部分被收录于台北新文丰《丛书集成续编》中。2009年，《云南丛书》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方便了世人对云南古籍的阅读。这套丛书也不能说穷尽了所有的资料，所以，清代云南作家文集的整理，尤其点校注释工作也一直在进行，如《钱南园文集》和《杨丹山诗选》和《大理白族赵氏作家群诗选》《云南历代文选》等，但相对于数量众多的清代诗文，仍觉得它们只是点缀而已。
其次是清代云南文人文学的研究。整体研究方面，有陶应昌《清初的云南文学》《云南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清代中期的云南文学》《清代后期的云南文学》概述了云南文学的发展成绩。更多的是个案作家作品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了如雷声普《试论李含章的试论和诗》、周玉华《钱南园及他的诗》、邓长风《清代学者倪蜕生平及贡献述略》、万揆一《清代昆明诗人钱允济和万本龄》《清代昆明现实主义诗人李于阳》《清代丽江回族著名诗人马之龙》、马子华《方玉润及其著述》、杨宝康《杨国翰家世及生平考略》《论清代云南诗人杨国翰的诗》、杨开达《论清代云南彝族学者高奣映的诗歌创作》《论钱沣诗画中的马》、侍静睿《朱庭珍诗歌创作浅论》、赵文红《清代云南“五华五子首选”杨国翰重要交游述略》、朱红华《品无罅隙议，文有琳琅篇——清代
名士刘大绅归滇诗文创作》《清代滇中名士刘家逵的诗歌创作》《清代滇中名士李发甲的诗歌创作》，茶志高《黄琮生年考》、李超《清代中期云南诗人袁文揆生平述略》，杨学娟《悠然一室中,似与陶潜友——从<雪楼诗选>看回族诗人马之龙的慕陶与学陶》、黄佳娜《朱筱园诗浅探》等论文。还有一些硕士论文，如梁雪莲《刘大绅诗歌研究》、马萌《秀出天南笔一支——朱雘诗歌研究》等。
再次是清代云南文学批评的研究。已有研究成果或是对清代云南诗学的整理和探讨，如张国庆《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或是对个案诗学理论的探讨，如张文勋、傅光宇、李孝友、陈良运、杨开达、胡建次、何世剑、李潇云、杨恬等对于师范、许印芳、朱庭珍、方玉润、赵藩、由云龙、袁嘉谷诗学理论的探讨。尤其杨开达先生在这方面的成果最为丰富。最后是云南文人总集的研究。如吴肇莉《云南诗歌总集研究》《<滇南诗略>的编纂与乾嘉时期云南诗坛》，李超《袁文揆与<滇南文略>的编纂》,茶志高《<滇南诗略>目录及作者小传订误》《<滇诗嗣音集>目录订误——兼论<嗣音集>收方外、闺秀诗》《清人编撰云南诗文总集思想述论》《<滇南文略>的成书体例及文章评点》《许印芳<滇诗重光集>的编纂体例及文献价值》，李锋《<滇南诗略>中对白族诗人评点的特征及价值》等。
以往的清代云南文学研究，聚集了一批云南著名学者，这些成果为研究清代云南文人与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应该看到的是，这些成果或立足于个案的研究，或侧重在人物生平的梳理，或者还停留在介绍概述上，清代云南文人的交往、群体的活动、云南文坛的面貌和成就仍然感觉很不清晰。因此清代云南文学的研究还比较碎片化，整体深入研究明显不足。在《云南丛书》已经出版的当下，对于清代云南文学的全面研究尤其应该提上议事日程。而关键所在是必须找到清晰的思路和方法。最行之有效的途径是加强作家群体的研究。陶应昌在论文中其实指明了清代云南文人群体分布的特点。文人群体在清代云南文学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人们以师生、同乡、同年、同门、姻亲关系互相来往，群体空前壮大。更值得注意的是，云南文人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的很多，他们都有走出云南或者仕宦他乡的经历，交游广泛。这样，云南文人在清代文坛的影响蔓延开来，他们越来越多地受到内陆著名作家、评论家的评论和赞誉。因此，以文人群体的交游去探讨云南文学，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二、加强个案的研究
单个作家也即个案研究是最小单元的工作，它是群体研究的基础。加强云南作家的研究，就是要以云南著名作家为重点，涵括其他在文坛较活跃的作家。当今研究的现状是，很多云南著名文人还未见有关注，其他文人的研究更谈不上。《云南丛书》收罗清代至近代云南文人文集有78家，还有保存在《滇南诗略》《滇南文略》等总集中的文人作品十分丰富，一些文人虽然在《云南丛书》中没有专门的集子，但是他们在总集中也留下了上百首诗作。当然，评判一个文人的价值，不能只看其存世作品的数量，还要看当时人对他的评价及其文学的艺术价值。一些即便没有文集存世的诗人，但是他在当时有很广泛的交友，虽只留下了不多的作品，但也是有价值的。个案研究仍然要做足文献功夫，要加强个案文人生平的考证，加强文人作品的收集和整理。清代云南著名文人大多有传记，方树梅《滇南碑传集》收录甚详，但是这些传记对于传主丰富的文学活动仍略显简单，他们更细致的生平系年需要去梳理。文人存世作品很多是不完整的，需要翻检地方志、碑刻、其他文献去辑佚。清代云南一些仕宦外地的诗人，他们在仕宦地可能还有遗存作品。当年方树梅老先生赴各省搜求滇贤遗书，通过查阅当地方志和实地寻访，偶得某诗人的遗诗数首而喜不自胜。在文献收罗基础上，加强文人创作风格、地位影响的探讨。清代云南许多重要文人的研究还未开始或者还很片面。举例来说，大诗人师范，目前所见，对其诗歌创作的研究还不全面和深入，其诗歌的艺术风格，其对云南诗坛还有他在安徽望江任县令时的文学影响疏于探讨。其实师范在望江的小停云馆，不仅是当地名流的集会所在，也是款待到此的云南诗人的地方。在师范身上，可以反映云南诗人走出云南，在外地诗坛产生影响的过程。大作家刘大绅，目前所见，只有《刘大绅诗歌研究》《刘大绅归滇诗歌研究》，其实还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如刘大绅与清代中后期云南诗坛雅集、刘大绅与五华诸子群体等。清代中后期云南诗人谢琼，《云南丛书》中未见其《彩虹山房诗集》。其诗歌见于《滇南诗略》，还有《南宁县志》，其词见于《滇词丛录》。同时期很多诗人集中都提到他，说明他有较广的社会交往，是值得研究的。全面的考察一个作家，会对这个人得出更多更细致的了解。还有云南少数民族诗人作为云南地区的一大亮点，更需要挖掘。云南少数民族作家以白族、回族、彝族最为醒目。而时代久远，一些作家的族属也需要我们首先去甄别考证。
事实上，文学史上任何一个细枝末节都有可能关乎全局，都可能推进文学史的书写，文学史的推进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任何一个点的缺失可能都会造成遗憾，或者造成错误的认识。所以对于个案，尤其是一些在现在看来不大知名的作家，很可能深深影响了文学的进程，或者是云南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观照清代中期云南诗坛的时候，总觉得曲靖一地云南诗坛相对较薄弱，没有产生什么大诗人，但是更细致的梳理，会发现，如赵桂，号小山，南宁人，诗见《滇南嗣音集》卷十八，李于阳《即园诗钞》卷十一有《哭赵小山》称其为“人间好才
子”，刘大绅《寄庵诗钞续附》卷六有《挽赵小山诗人》称其为“穷才子”，说明曲靖诗坛像赵桂这样的诗人引起了以昆明为中心的诗坛的注意。
三、加强家族文学的清理
家族文学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清代的家族文学繁荣壮观，而云南的家族文学也丝毫不逊色。家族文学的产生，折射出云南地域文化的积淀与繁荣有序。《云南丛书》中收录，如保山二袁遗诗、呈贡二孙遗诗、呈贡文氏三遗集合钞、李氏诗存合刻等是家族文集。此外，严烺、严廷中父子，万中杰、万本龄父子，师问忠、师范、师立夫祖孙，朱奕簪、朱雘、朱次明祖孙，刘大绅、刘大容、刘家逵、刘谦山家族，大理白族赵氏家族，石屏许氏家族，袁氏家族等等，都是清代云南文学家族。我们要梳理家族成员，家族成员的文学成就，家族文学在云南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我们还要探讨家族文学兴起的原因和家族在地方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李氏诗存合刻》十四卷，所收凡五集，李治民《棱翁诗钞》、李治民之子李因培《鹤峰诗钞》、李治民长孙李翊《衣山诗钞》、李治民仲孙李翱《兰溪诗钞》，李治民叔孙李翃《云华诗钞》。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家族还有女诗人，李含章，字兰贞，鹤峰中丞长女，有《蘩香草刺绣词》。还有李应绶，字萸九，鹤峰裔孙李彭之女，有《晚香室诗集》。这样一个家族，诗人众多，创作丰富，却没有引起学者的足够注意。再如朱雘家族。朱雘在嘉庆朝诗坛影响很大，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评价其诗歌“秀出天南笔一支”。袁嘉谷称“滇诗以杨石淙第一，苍雪、钱南园、朱丹木可定为滇南四家。”[3]485赞誉颇高，其父朱奕簪也是乾隆后期云南诗坛著名诗人，其子朱次明在道光年间诗坛也是非常活跃。所以，对于这些家族的研究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我们还可以在家族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清理云南诗坛的分布和格局。会发现，除去省会昆明是文人聚集中心，其他诗坛繁荣的地方，往往是文学家族辈出的地方。如大理、晋宁、呈贡、石屏，都是文学家族兴盛之地。我们要加强家族文学血缘关系的梳理，同宗同姓的家族文学，父子叔侄相承，一代代相沿续，我们往往容易注意到。还有一类往往为我们疏忽，就是母舅之一族。在文学史上母舅之一族产生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罗时进先生说：“历代作家的许多经世文章，往往正是源于外家衣钵，甥舅原一脉，不仅是家族世系的生命传承，也是家族文学的文脉延续”。[4]如北宋诗人李常对外甥黄庭坚的影响，黄庭坚又影响了与其外甥洪炎与徐俯。清代云南文学史上的甥舅关系也时常可见，如大理人彭翥，大母赵州苏氏，海门先生苏霖渤堂兄之女，“自失怙后，率从大母依止苏氏。”[5]他说自己学问是母舅苏檙幸而教之。五华五子戴淳之于黄琮亦是如此。还有一些母舅关系的家族需要梳理。
加强家族文学传承性、互动性的梳理。家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包括家风影响、诗歌创作影响等。如宁州刘大容，黄琮《醉吟草序》称：“先四十，乃从先生学为诗。……无言古诗其得意处，往往不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而其安贫乐道之意亦随时流露于毫楮间。然则刘寄庵诗诗之？大世丈诗之？雅所谓异曲同工否？”[6]所以刘大容“独浸淫于汉魏三唐，而于陶韦犹心契焉。”[7]716这一点是受到了家兄刘大绅的影响。陈荣昌《宁州刘公墓志铭》称刘家逵：“设帐于家，本其世父寄庵先生训士法，以朱子小学为宗，达于实践，故及门多士。”[7]821袁嘉谷称：“有光字谦山，亦能诗，潭西家风可谓盛矣。”[3]521刘大绅家族，一门四代都能诗，的确值得研究。又如朱筱园，袁嘉谷称：“小园先生诗才敏捷，幼得芋栗、丹木、幼木家传，博洽今古。”[3]555
加强家族文学在地方所起作用的研究。家族文学带动了一地的文风。如严烺之于宜良，袁嘉谷称：“宜良人才之盛，莫如匡山父子提倡风雅时也。”[3]676甚至一些家族著名人物成为云南诗人的集体记忆，如赵玉峰、如钱南园。
四、加强文人群体的交往研究
这个群体不仅包括家族文人，还有更广大的以地域为中心的文人群。文人间的交往最能体现文人群体的存在。一方面是云南地方文坛文人之间的交往，一方面是云南文人与外地文人的交往。要以重要诗人文人为中心，以点带面，勾勒出云南诗文坛的图景、云南诗人文人与外地文坛的互动图景。
云南文人之间的交往要注意关系的研究，如同乡、师生、同年、同门、姻亲等关系。同乡自然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在中国古代，由书院、科举文化下建立的师生、同门关系为读书人说看重。如朱庭珍《寄怀许心出印芳文》，诗中注：“君诗学山谷，少与予前后以诗受知先师黄矩卿侍郎。”[8]245黄琮于许印芳、朱庭珍是师，而许、朱二人彼此之间又是同门。师生、同门有时候构成一个很大的群体。如刘大绅与五华书院弟子。袁嘉谷与经正书院同学之间的交往也可以是一个群。同年关系也十分普遍，乡举同科即为同年，对同年关系的重视反映古人
对科举考试的重视。昆明人李坤与石屏人袁嘉谷为同年，李坤有《公米店歌为石屏袁树五同年作》。还有一种关系也为古人重视，即家门。在诗文集中，经常可以见到“家”字称呼对方，如戴炯孙称呼戴潢、戴淳为“家槎莲”“家古村”，因为他们都姓戴。姻亲也是交往的最直接关系之一。姻亲关系包括姑丈、内弟等等，姑丈如尹尚廉与段七峰之间的关系，袁嘉谷与张竹轩之间的关系。还有戚谊关系，如姑侄，戴淳之于方学周，有《柬梦亭姑父先生》，如姐丈，朱庭珍之于张星柳，有《哭张天船妹丈》。这些关系为云南文人活动交往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另一方面是云南文人与外地文人、文坛的交往。云南文坛是一个多元动态的过程，这其中有外地官员的作用。外地官员之于云南，或做地方官，或任乡试主考官，因此与云南文人有座主与门生之宜。因此，云南文人与仕滇官员的交往对云南文坛的意义也值得注意。如檀萃于云南诗坛，刘大绅《兰溪遗稿序》中称：“滇南诗学，自新都杨升庵太史戍滇而一振，寂寂至默斋大令戍滇而又一振。”[9]429这默斋即檀萃，安徽望江人，先是禄劝知县，后掌教育才书院，培养后学，颇有功绩。刘大绅《七峰诗选序》称：“自余见望江檀先生，始知先生为诗人，自余读滇南诗话，始知先生之门，滇南诗人之渊薮也。”[10]25153段七峰《奉赠檀默斋夫子主讲成材书院》诗中注：“滇中及门者先后凡数百人”，[10]25173可见这个群体之大。所以，云南文学的繁荣、文人群体的活动，又不只是云南文人参与，还有外地官员的影响。在这样的过程中，加剧了清代云南内陆化的进程。我们还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逆向思维，总结外地文人对于云南文坛所起到的作用：如檀萃与清乾嘉云南诗坛，如顾莼与清嘉道云南诗坛。
云南文人还有走出云南参加科举仕宦他乡的过程，在这其中会发生很多的人际交往。如师范之于望江诗坛，刘大绅之于山东诗坛。还有一些诗人游览名山大川，遍交师友。如严秋槎之于江苏扬州诗坛，“至扬州，倡风雅，拈春草社，和者百余家”。像袁文揆晚年为陈云岩筹纳赔鍰，此行遍交江浙名士，这样的例子是很少见的。尤其要注意梳理云南文人与京师诗坛的交往。如钱沣与姚鼐、翁方纲、洪亮吉、法式善等人的交往。戴炯孙与林则徐、顾莼、黄爵滋等人的交往。这些文学活动，提升了云南文人的影响，增强了云南文人在整个清代文坛的实力。
五、加强群体文学活动研究
如诗社和文人雅集。
清代云南诗人结社活动异常频繁，有大理师范、彭翥、龚簪崖等人结成的紫薇诗社，有戴炯孙、杨本程、欧阳丰、陆应谷结成的秋藤诗社，有朱庭珍等人的莲湖吟社，等等。莲湖吟社颇为壮观，袁嘉谷称：“同时有竹溪先生，独倡莲湖吟社，名流憬集，兰卿、筱园、向湖、天船、聚五、镜澄、古抑、厚安、菊农、雨苍其著也。刻成社橐，人争诵之。”[3]743另外，清代云南人诗文集中“同人”字眼的诗题很多，这些大多都是题赠同社诸君。如朱庭珍《招孙菊君清元放舟至来鹤亭，偕同人讌集作歌赠之》《雨中集鬟镜轩，同人分韵得镜字》。朱庭珍诗歌中还有很多《社题》，很显然都是诗社活动。还有一些联句活动也应该是类似于诗社的活动，如许印芳与蔡元燮、朱在勤、黄庆咸三人在《昆明西山联句》。我们应该加强诗社的研究，从考述成员到诗社的创作及其影响，一一探讨。
诗歌雅集是群体活动的另一种形式。要加强清代云南诗歌雅集的梳理。清代云南诗坛雅集最晚在师范等人那里就已经开始，但那只是一群共同爱好的人自发行为。最盛是在刘大绅嘉庆壬申掌教五华书院山长时期，他将雅集有意识地提倡。他以五华山长之尊，一方面联络诗坛大佬，如袁文揆、钱允济、万香海，一方面培养后进，参与雅集活动的大多数都是昆明本地诗人和五华书院门生弟子。当然，也逐渐吸引了地方大员以及昆明以外的诗人，如云贵总督伯麟、丽江回族诗人马子云等。等到刘大绅去世之后，他的弟子戴淳、黄琮继续着这样一种诗坛的雅集活动。诗歌雅集反映了清代云南文学的蓬勃生机。
群体较大规模的活动还有编纂地方文献。如袁文揆编撰《滇南诗文略》，“集滇诗后，复与武宁王子心辇、临汾张子春帆、钱塘汪子藕塘、镇洋王子序宣、昆明余子敛斋、文子望山、万子香海、蒙化张子翘岱论及滇文，出伯兄仪雅所藏暨三迤朋侪所寄，合若干篇，相与商榷”，[11]这些是明显的滇中名士聚集在一起商讨编撰的群体活动。而其实，袁文揆所编织的网更广，参校人员数百人，参订人员数百人，还有评阅人员数十人，他们为了同一个目的联系在一起，彼此之间增进了友谊。文献的编纂增强了云南文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了云南文坛的凝聚力，这对于云南文坛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还有一种群体的活动是修地方志。如刘大绅《枉伊莘农中丞书招修<通志>谢赋》。朱庭珍《寄怀许心出印芳广文》诗中注：“君与予同入省志局纂修戎事一门，君纂修道光一朝，予纂咸同二代。”[8]245著名文人被选拔修志是很普遍的事情，在这一过程中也多有诗词唱和发生，需要细细梳理。
群体的文学活动还有结伴求取功名，一路酬唱；或者科举路上诗歌书简往来发生联系；还有汇聚京师，相互鼓励，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如师范、洪铭、王藩、龚锡瑞、文钟运、张鹏升、方学周、朱奕簪、沙琛、严烺等人的都门九友活动。这九人日后都成为诗坛著名诗人。其中师范、方学周诗集中都有《都门九友歌》，回忆他们往昔在京师苦中作乐的生活。
六、加强群体成就和特征的研究
云南文人的成就体现在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词、赋，还有戏曲。更重要的是一批总集的整理、诗歌批评著作的出现，更标志着云南文学的崛起。朱庭珍《论诗》、李坤《论诗绝句三十首》、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等等，显示出一种清代云南诗学的成熟和文学的自信。这些诗学价值的探讨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要把这些诗歌批评放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放在清代诗学体系中去估衡。
云南文人作为群体的崛起，还与他们在文坛日渐产生影响分不开。而外地文人为云南文人诗文集的题跋，云南文人在外地文人诗话、诗选中的出现，这些是几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刘大绅在一部叫《乡园忆旧录》的著作中出场率甚高，而且是作为一时文坛评判者的身份出现，这很能反映他在济南诗坛的地位。云南诗人出现在诗话中，如袁枚《随园诗话》收录云南诗人彭翥、苏檙、龚锡瑞。《随园诗话》称“云南离中国七千余里，而近日文章之士甚多，以彭氏一门为最。”又称：“赵州龚簮岩名锡瑞者，工古乐府及七言长句……”[12]还有全国著名诗人通过序跋对云南文人文集的评点。如洪亮吉为师范诗集作序，姚鼐为沙琛诗集作序。而官职越大，作序的名人也就越多，如戴炯孙，为其诗文集题序的多达数十人，里面就有梅曾亮。这些作序的大学者大诗人不是说和作者关系一定很熟，但是反映了云南籍作家在文坛的影响。著名的诗选，如王昶的《湖海诗传》录有钱沣、李因培、袁文揆等人的诗作。《清诗纪事乾隆卷》收入龚渤、李因培、高羽丰、师范、钱沣、程含章、袁文揆、万中杰、严烺、刘大绅、彭翥、师道南等人。还有《晚晴簃诗话》等收录云南文人的情况。这些都要注意梳理。
我们还要加强群体特征的研究。这个群体除了汉、白、回、彝族多民族交融的一大特点之外，还应该注意的是群体的乡贤记忆、乡园记忆。乡贤记忆指的是后代文人对前代学人的铭记，出现在清代中后期云南文人笔下的乡贤以杨慎、赵玉峰、钱沣最多。在清代云南文人笔下，大量的凭吊杨慎古迹的诗歌，如朱庭珍《谒升菴先生祠》、许印芳《太史巷怀杨升庵先生》等等。而钱沣，作为清代云南在朝最有声望的官员，后学对其评价的推崇也极高。如朱庭珍《书钱南园诗集后》、许印芳《题钱南园先生遗集》。而赵藩还特别辑录《钱南园先生守株图题词录一卷》，此后以《题钱南园先生守株图》为题的仍不少。
而乡园记忆也是清代云南文人共同的一个主题。无论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还是仕宦他乡的滇省官员，都在诗文中流露浓郁的故园情思。滇南是铭刻在他们心中深深的文化烙印。为此，我们会发现，大凡那些北上参加春闱的文人，或者只要有出滇经历的文人，在他们的诗集中，总会有对富源滇南胜境的吟咏。他们的吟咏有两方面的情感。每每出滇南时，总是无限留恋和唏嘘；每每回到滇南胜境的时候，他们的情感总是欢愉喜悦的。朱庭珍诗集中就有《过滇南胜境坊》《滇南怀古》《滇南胜境坊》等三首。这个文化现象可以作为问题去梳理和探讨，以此反映云南文人奔波在仕宦路上的独有心态和家园记忆。
当然，文人群体研究必须扎根于深广的现实社会土壤，必须要有史的观照。既要对清代云南文学繁荣原因做出前此的交代，又需要对云南区域文学的进程做出史的描述。更要把云南文学置身清朝整个历史的政治文化背景中，把它放在清代文学的发展中去考量。在研究的视角上，我们还可以多维度：如清代云南文人整体的文学品格，文人对于中原文化甚至清朝统治的心态，文人对于中原文学的接受。我们只有把作家的创作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才可能明晰为什么他会创作这样的诗歌。只要我们把握清代云南文人群体这条线索，抓住群体中重要作家
这个点，以文人的交游关系为突破口，顺藤摸瓜，勾勒描绘，我们便会对清代云南文人的分布和文学格局，清代云南文坛的面貌，清代云南汉族与白族、回族、彝族多民族交往的图景等问题有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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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曲靖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