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是由唐太宗撰写，沙门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刻制成碑文的。该帖虽然是集字作品，但历代的书法爱好者心慕手追，传习者众，在书法史上影响极大。然而大多数书法爱好者在临帖时却没注意到帖子中出现的两个字，在古代很可能是犯大不敬之罪要被砍头的！该帖中有一句“当常现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其中出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
大家看：就是图中被圈起来的两个字，都知道臣子对君王的名字是要避讳的。可别小看这件事，在古代，稍不留神便可能有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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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臣子对君王的名字是要避讳的。可别小看这件事，在古代，稍不留神便可能有杀身之祸。《唐律疏议》规定，故意直呼皇帝名字就是犯了“大不敬”罪，属于不赦的“十恶”之条，哪怕是无意犯禁，亦难逃“法”网。
比如：
诗人李贺因为父亲名“晋”，和进士的进谐音，连参加科举的资格都被取消了。
明太祖朱元璋当过和尚，造过反，所以连“僧”，“贼”二字都要避讳。有人写贺表时用了“天生圣人”之句，朱元璋看后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遂以大不敬之罪将其处死。
乾隆因为《字贯》一书对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没有避讳而将作者王锡侯满门抄斩，连告密者海成及其上司也因未看出此书有避讳而受牵连，被革职治罪。
如此看来，怀仁和尚敢在集王羲之圣教序中把当朝皇帝的名字直书其上，简直是不想活了。可他为何却没被治罪呢？
这里就不得不谈谈唐太宗对避讳的态度了。
据启功的老师陈垣先生考证：
因为避讳太多，导致古书典籍的原文出现诸多讹乱，给阅读带来了极大障碍，所以唐太宗继位之后就对避讳制度进行了改革。他规定：“二名不偏讳”。也就是说两个字都与尊亲名字相同的，只选择其中一个字予以避讳就行了。对世民二字，避世字就不用避民字，避民字就不再避世字。所以，褚遂良在雁塔圣教序中把“当常现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写成了“当常现常之世,人仰德而知遵。”大书法家虞世南的名字中虽然有个“世”字也不必因避讳而改名。
那为什么怀仁集王圣教序却两个字都没有避讳呢？
原来李世民还规定：“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也就是只要世和民不连续使用，就可以不避讳。在圣教序中，“当常现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世和民字分属于上下两个句子，不必连读，也勉强算做不连续使用，这大概就是怀仁集字时没有避讳的原因吧！
不过，奇怪的是，唐太宗在这件事上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他在自制的《晋祠之铭并序》的碑阴署名里，把李世勣名字中的“世”字讳掉写成了“李勣”。在他在位期间，魏征等人修撰的《隋书》中，既有避讳的地方，比如处出现改‘世’为‘代’，改‘民’为‘人’的情况，也有不避讳的地方，比如《隋书》的《齐民要术》民字就没避讳。
更有趣的是，他对自己的避讳不太在意，却为隋朝的皇室避讳。《隋书》中，因为避讳隋文帝的父亲杨忠，所以把该用“忠”的地方，都改成“诚”，比如忠臣改成诚臣，《忠节传》改成《诚节传》。就连唐太宗写诗，都写成：“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总体看来，避讳在唐太宗时期显得比较随意，那时的文人也没有因此招致祸患。但要放在明、清时期，可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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