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胸怀

我是大约30年前初识《大公报》的容颜的。记得那天我作为学校教工篮球队的一员，赴城郊一所兄弟学校进行篮球友谊赛，赛后在校长办公室休息的时候，无意当中发现了该校订阅的一份《大公报》。——我是本地图书馆的常客，但我知道，即便是这家县级图书馆，也没有这份报纸，更别提其它单位了。而这所学校之所以会有这份报纸，是因为该校校长是典型的读书人，是经他努力并通过一定的程序获得批准之后，方才获得订阅《大公报》的资格的。至于今天，在内陆订阅《大公报》应该不至这么麻烦了。

也就因为多看了一眼有别于内陆其它报纸的《大公报》，发现它不仅是排版用的繁体字有些特别，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更加开放，所以，我萌生了向它的副刊“大公园”投稿的念头。而我第一篇投稿《大公报》的文章是什么，今天已经不记得了，记得的只是那篇稿子理所当然如石沉大海，因为那时候的我很多方面还很不成熟，包括文字也包括思想。

在时光过去了20年之后，我再次向《大公报》副刊“大公园”投稿的时候，情况悄然发生了变化：我因为看到电视上，春节前夕在广东打工的很多农民工，为了回家过年，骑上摩托车，载着各种各样的年货长途跋涉很有感想，因此，写下了一篇千字文——《回家过年》，谁曾想，不出一个星期，它就在“大公园”上刊出了，并且我很快还收到了样报。从此之后，《大公报》就成了我发稿的首选——在我看来，《大公报》具有博大的胸怀，眼光并不仅仅限于香港的作者，对于具有一定的思想锋芒的作品，也具有相当的包容度。至于编辑先生在寄发样报这样的细节问题的处理上，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同样让人不能不叹服。

在“大公园”上发出《回家过年》之后，我一发而不可收，在此后的6、7年时间里，一共刊发了大约200多篇文章。这其中，有生活散文，更多的则是读书随笔——在过去这些年中，在阅读《孟子》、《庄子》等古籍的过程中，我多有感悟，并因此而把它们记录了下来与公众分享。这其中，有批判中国人选择性失聪的毛病的《报喜不报忧》，有对明朝皇帝奢侈浪费予以谴责并提醒后人警惕的《丝绸作手纸》，有对庄子的“逍遥观”非常感叹的《几人能得真逍遥？》等等。

最为让我感叹的是，在刊发我这些年陆续写下的数十万字的读书随笔的报刊中，《大公报》未必是发稿最多的，但一定是最开放的——有些文章的观点，或许因为尺度稍大，被一些报刊割爱，但是它们，往往却能够在“大公园”里安家。与此同时，因为我深深知道《大公报》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在中国新闻史上居有重要地位，它的副刊“大公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所以，被它认可，给了我更多的信心，让我更为勤快地阅读与笔耕——对于一位思想者来说，阅读很重要，表达很重要，但拥有与人分享的机会更重要。而正是《大公报》给了我这样的与公众分享思想的机会。

我从前不过是一介中学教师，在内陆像我这样的作者多了去了，真可谓“微不足道”。而像我这样普通作者的作品，最终竟然能够频繁地出现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公报》上，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大公报》的博大的心胸：只要你有好的作品，那么，在这里是不乏发表的机会的。也因此，我以为博大的心胸，是《大公报》最为值得一提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