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年底，我插队的那个生产大队从下属的10个生产队每个队抽了一亩地，又让每个队出一到两个人，组建了一个农科队。这农科队的全称到底是什么，我直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估计应该是“农业科学研究队”之类。然而，无论是这样的名称或者是类似于这样的名称，放在今天，都有可能让人笑掉大牙——一个生产大队，即便是抽调全大队文化水平最高，对于农业生产的认识和了解最深的人，又能在农业科学研究方面搞出多大的名堂来呢？
并且我敢肯定，假如你知道了当年我插队的这生产大队从各生产队抽取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你一定会惊掉下巴。
在这13个人中，年纪最大的是大家称之为王四佬儿的老爹，当年已经80出头了，原来是大队的放水员，走一步都要晃三晃。年龄排在第二的，是一位冒姓老爹，70开外，长长的寿眉，几乎全都掉落的牙口。年纪排第三的则是农科队的队长，此人姓吉，“年过半百”，早些年是做纸扎匠的。与吉队长年龄相仿的还有另一位半百之人，也姓冒，个子至多1米6，矮矮壮壮，是农科队中体格最为出色的。除此而外，与我年龄相近的，20岁上下的大姑娘小伙子有6位。30岁到40岁的正当年的也有，但是，除去担任农科队的会计的陈姓之人外，都是妇女。提起这样的年龄与性别结构，队长老吉直摇头——也难怪，那年头农业生产完全是钉耙锄头当家，种田靠的是死力气，这班人能行吗？
另一方面，既然是搞农业科学研究的，那么，文化知识那是少不了的。但这农科队里，我是唯一的高中生——我从小学到高中的10年，恰恰也是文革的10年，所以，所学知识其实非常有限。此外还有一位小伙子是初中毕业，其他人要么是小学文化，要么是文盲。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成了农科队当仁不让的农技员。可我就一个插队知青，才插队还不到半年，也别说农业科学，就是最基本农业生产知识，诸如小麦水稻棉花该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等等，都一无所知，还什么农技员？实话实说，我在农科队干了一年多一些，从队长老吉到会计陈，乃至普通队员，没哪个把我这个农技员当回事，所以，我这农技员，只能是名义上的。至于这一年里，农科队到底搞成了什么科学研究，我只能说它徒有虚名——也就跟其它生产队一样，春种秋收而已。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也就在农科队，我们多喝了几碗粥：农忙的时候，队长老吉会让人做上一大锅玉米粥或者大麦粥，干完活儿喝粥，喝完粥干活。
在农科队干了一年，如果要说好处，老实说我数得上来的也就这个：白喝了几碗粥——当然，如果大家在自己原来所在的生产队，这样的好处也没有。或者说如果是在原来各自的生产队，能够享受这样白吃白喝好处的，只能是生产队长、会计、印子员（掌管生产队粮囤盖印子以免粮食被盗无从发觉的人）等人。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我在大队农科队一年多时间，多少还是有些收获的。比如说，我就听年纪最大的王四佬儿吹牛，说他解放前做贩猪生意，把壮猪从江北解到江南，是很挣钱的。到了江南，生猪出手之后，他往往会去浴室洗“花澡”。而他那眉飞色舞的模样无疑告诉大家，这其中肯定有些花花绿绿的故事。而70开外的冒姓老爹则会讲另一些奇闻，比如说，有个女人，年头生了一对双胞胎，年尾又生了一对双胞胎，亦即一年之间家里添了四口人。那农科队的陈姓会计呢，他的眼睛总喜欢滴溜溜地在几个年轻姑娘身上打转，并且色迷迷地告诉人，哪个姑娘皮肤最白，哪个姑娘五官最好，哪个姑娘的眼睛最为水灵。所以，完全可以说，农科队一年的生活，让我眼界大开。
不能不说的是，在农科队一年时间，也有让我挺伤心的事儿：当年年底，因为农科队尚不具备结算能力，把所有成员所挣的“工分”，划到原来所属的生产队结算。我到原来所属生产队结算的结果是，一年下来——含我原来在生产队劳动我所挣的工分，居然还不够抵生产队分给我的粮草——我还倒欠生产队的一笔钱。这让我十分不解：我这一年几乎没歇过一天，别人干什么我也干什么，怎么就居然连自己也无法养活？因为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也因为我身无分文，最后我耍了一回赖——欠生产队的粮草钱我没给，而那会计也没追。——今天的我，高度怀疑当年那做会计的或许这其中动了歪念头。为什么？因为普通社员十分厚道，对我们知青一点也不计较，所以，没准儿他利用社员们的善良与我这不足20岁的知青的幼稚，极有可能在做账的时候做了手脚，给自己谋得了些许好处。
到农科队的第二年，我有些灰心丧气，加之听到了恢复高考制度的传言，我悄悄加入了复习应考的大军，没好好在农科队干。不过，不能不说的另一点是，即便是我好好干，我也不以为在农科队能够干出什么名堂来，也无论是自己还是农科队——就我个人而言，哪怕累死在田头，我依然未必能够挣够分回粮草所需的工分；就农科队来说，也绝无可能在农业科学研究上搞出任何名堂。
40多年过去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一哄而上的大队一级所办的农科队已经成为历史，但对于今天 的我们来说很有几分荒唐的那段历史，还有多少人记得呢？而我很幸运地——自然也可以说是很不幸地成为了那场运动式的农业科研的亲历者、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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