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之死

曾子的死跟一张竹蓆有关。虽然不能简单地说，曾子的死是这张蓆子直接造成的，但是这张蓆子无疑加速了他的死亡。

事情是这样的：曾子病重在床，他的学生乐正子和他的两个儿子曾元、曾申陪侍于床侧。一个童僕坐在一角手中持?烛火。突然间，这童僕发现了新大陆：曾子身下的竹蓆如此光滑、漂亮，一定是大夫之人用的！乐正子立刻对童僕予以制止：不要声张！可惜已经晚了。曾子听到了这句话，并告诉他：这张竹蓆是在鲁国执掌大权的大夫季孙赏赐给他的，因为生病行动不便所以一直没有换掉。随后他让儿子曾元扶他起来，换掉蓆子。曾元则表示，你的病情相当严重，不宜移动，等到天亮的时候，再换蓆子也不迟。但曾子执意让他换掉。无可奈何之下，几个人只得扶他起来换掉蓆子。结果，回到床上还没有睡好，曾子就死去了。

这件事，记载在《礼记．檀弓上》中。曾子在向曾元解释他为什么一定要换掉蓆子的理由时是这样的说的：“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这番话的大意是：你爱我不如他（童僕）。君子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去爱护人，小人以无原则的迁就爱人。我还有什么苛求啊？我能符合正道而死去，也就足够了。

我们都知道，曾子是孔子的学生，并且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是儒家思想忠实的继承者和传播者。而儒家主张以“礼乐”治国。“礼”是什么？你当然可以说他是规范人的行为的一种制度安排，但换一个角度来说，“礼”同时还是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维繫物。因此，曾子得知自己睡的竹蓆本是大夫之人方才可以使用与享受的“华而皖”（漂亮而光滑）的蓆子时候，诚恐诚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的做法，无疑违背了礼制，是越位之举，也是可能带来十分恶劣的影响、给儒家的形象抹黑的。所以，他坚持一定要换掉—哪怕因此而死掉。

儒家与曾子为什么这样重视“礼乐”，也可以说是透过“礼乐”显示出来的等级与秩序？这与儒家努力维护现存秩序的良苦用心有关。为什么要努力维护现存秩序？只有这样，天下才不致大乱。而一旦天下大乱，最受害的无疑还是芸芸众生、小小老百姓。发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频繁的战争以及为谋取国君之位而在父子、兄弟、君臣之间的谋杀还少吗？旷野中堆砌的白骨还不够多吗？因此，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儒家重视“礼乐”强调“等级”，其初衷未必就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是基于现实的无可奈何的次优选择。当然，这样的选择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并不能正真正、彻底解决“秩序”问题：在“台上”的固然对这样的做法满意了，可对在台下的希望自己也能有出头之日的人来说，显然是无法满意的。因为你没有他们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

对于曾子来说，努力践行儒家的思想，让天下更多的人接受这一思想，“牺牲我一个”并无多少遗憾；反之，如果因为一张竹蓆而让人们对儒家产生“言行不一”的怀疑，或许才是他更大的遗憾。另一方面从季孙将大夫使用的级别的竹蓆赏赐给他，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等级观念固然存在，但显然远远没有后世那么严重：假如在季孙们的认识里，这样的竹蓆只有大夫之人才能使用，那么，季孙就不该将这竹蓆赏赐给曾子了—赏赐给他的目的，不就应该是给他“用”的吗？而正是一代代的不断强化，才让等级观念在这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如此这般深入人心，以致让不同等级人之间产生了鸿沟。

另一方面，在童僕对这张蓆子的漂亮和光滑发出惊嘆之前，曾子就已经睡在这张蓆子上了，而且是可能知道这蓆子是季孙赏赐的大夫之蓆的。这之前为什么没有换蓆？因为没有人发现，没有人指出。而一旦童僕指出，假如再不予以更换，那么，就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曾子即便是拼了老命，也要把它换掉。因此，曾子之死，严格说来，不是死于蓆子，而是死于一种执著—对儒家思想的执著的维护。他的做法，你可以说有些迂腐和刻板，但至少这种保持言行的一致性的个性，还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