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三食堂

我读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住的是我母亲单位提供的宿舍，在如皋海阳路上土产公司门市部的对面，路西朝东的一家水果店的隔壁。我们家北面，就是妇幼保健站以及邮电局，再北面就到了小城的中心地带百货公司和县政府了。那时候的如城只有2万人上下，主城区也非常之小，因此，海阳路北段与县政府相邻的这一地段，机关、企业等显得相当密集。也因此，在我们家西北边电影院的西侧，苏家巷和锦绣街的交汇处，有一个大门朝东的机关第三食堂。食堂另有小门七拐八弯从它的西侧向南，经过后来的如城税务所大院，最终通向长巷。

第三食堂从前是什么地方，我不是很清楚，但感觉其布局相当复杂：从东大门进去先是一条10米来长的通道，通道一侧经常停放着一辆三轮车，还堆放着一些煤炭；继续向西，是间南北向的敞厅，也就是第三食堂的主体建筑——餐厅，餐厅里摆放着四五张八仙桌，可以同时容纳40人用餐；餐厅往北有个10来米的走廊，连接北面的操作间和司务长办公室等。餐厅的北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院落，院落的西北角居然还养了几头猪。这些猪看到人，常常会把两只前腿架到栏杆上，咕噜噜叫着向人讨吃，有时还会侧过脑袋来看人。那模样，挺可爱的。所以，每年春节前，食堂要将养的猪宰了过年，我非常难过。

上小学三年级之前，我父亲在农村中学教书，母亲工作又忙，所以，我们姐弟四人就近在县机关第三食堂吃饭。在这里吃饭的，主要有电影院、广播站、财税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与部分家属。有时，也会有一些临时性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搭伙。比如说，“文革”前一阵，我就记得有“四清工作队”的人也在这里吃饭。

“四清工作队”的那些工作人员，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也就面孔相对陌生一些而已。但是，对于大人们来说，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我能看出，平时正常在这里吃饭的那些大人，对于这“四清工作队”的人员总有些拘谨和小心。至于到底因为什么，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但是，若干年后，回忆起我母亲跟我们多次讲到过的一个故事，是可以从中找到答案的：小城里一家集体性质的饮食店里，有位会计，平时每天白吃两只“油池”——本地一种油炸的食品，“四清工作队”下来之后，发现了这一问题。跟他一算账，一天白吃两只一两粮票、3分钱，一个月就是9毛钱，一年就是10块钱，十几年就是100多元钱，100多元钱就是他半年的工资，单单是让他退赔他就未必能够退赔得出，何况说还极有可能要跟他算政治账。结果他被吓坏了，上吊自杀了。

机关三食堂的工作人员总共也就四人，一人是司务长，三人是炊事员。炊事员中有两位临时工，其中一位是个子矮矮、说话声音有些尖利的老杨，另一位是有家住南门的大个子——此人后来可能因为意外而致小腿残疾。正式工就一位老胡。老胡身材相当魁梧，喜欢唠叨，是个热心人，厨艺也精。此人后来我们家办事曾经请他帮过几次忙。1985年，我母亲退休留用期间突发蛛网膜下腔出血，是他用三轮车送医院救治的。

在机关三食堂吃饭的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广播站的那位女播音员。这是因为那时候经常召开万人大会，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是要喊无数的口号的；喊口号，要有人领喊，这样才能整齐、有力、排山倒海。领喊，一般是一男一女轮流进行。女的那位便是广播站的播音员，她生得相当清秀，30岁上下的年龄。除去她的嗓音很好听之外，她跟其他人一样，每次吃饭之前都有背上一段“毛主席语录”也让我们记忆深刻。背得最多的语录是“节约闹革命”“备战备荒为人民”。

我们是真正自觉践行了“节约闹革命”的指示的，那时我们正处于发育高峰期，很能吃，但粮食又是有计划的，我们上小学的只有每月24斤，读初中以后才是32斤。因此，还在上小学的我和我哥哥，比起我读中学的两个姐姐，每天母亲给的饭票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少大约二两一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几乎每天都是半饥不饱，有意无意中响应了“节约闹革命”的号召。只是这样做太对不起自己的肚皮了。

在机关食堂里就餐的人们的生活条件，在当时的城市人群中应该属于高的或者比较高的；因此，我们不难想象那时候的普通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与生存状态。至于农村社员同志们这时期的生活，我则是若干年之后插队农村方才有所了解的——比起城市居民来，又要相差很多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