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住的是我母亲单位提供的宿舍,在如皋海阳路上土产公司门市部的对面,路西朝东的一家水果店的隔壁。我们家北面,就是妇幼保健站以及邮电局,再北面就到了小城的中心地带百货公司和县政府了。那时候的如城只有2万人上下,主城区也非常之小,因此,海阳路北段与县政府相邻的这一地段,机关、企业等显得相当密集。也因此,在我们家西北边电影院的西侧,苏家巷和锦绣街的交汇处,有一个大门朝东的机关第三食堂。食堂另有小门七拐八弯从它的西侧向南,经过后来的如城税务所大院,最终通向长巷。
第三食堂从前是什么地方,我不是很清楚,但感觉其布局相当复杂:从东大门进去先是一条10米来长的通道,通道一侧经常停放着一辆三轮车,还堆放着一些煤炭;继续向西,是间南北向的敞厅,也就是第三食堂的主体建筑——餐厅,餐厅里摆放着四五张八仙桌,可以同时容纳40人用餐;餐厅往北有个10来米的走廊,连接北面的操作间和司务长办公室等。餐厅的北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院落,院落的西北角居然还养了几头猪。这些猪看到人,常常会把两只前腿架到栏杆上,咕噜噜叫着向人讨吃,有时还会侧过脑袋来看人。那模样,挺可爱的。所以,每年春节前,食堂要将养的猪宰了过年,我非常难过。
上小学三年级之前,我父亲在农村中学教书,母亲工作又忙,所以,我们姐弟四人就近在县机关第三食堂吃饭。在这里吃饭的,主要有电影院、广播站、财税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与部分家属。有时,也会有一些临时性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搭伙。比如说,“文革”前一阵,我就记得有“四清工作队”的人也在这里吃饭。
“四清工作队”的那些工作人员,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也就面孔相对陌生一些而已。但是,对于大人们来说,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我能看出,平时正常在这里吃饭的那些大人,对于这“四清工作队”的人员总有些拘谨和小心。至于到底因为什么,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但是,若干年后,回忆起我母亲跟我们多次讲到过的一个故事,是可以从中找到答案的:小城里一家集体性质的饮食店里,有位会计,平时每天白吃两只“油池”——本地一种油炸的食品,“四清工作队”下来之后,发现了这一问题。跟他一算账,一天白吃两只一两粮票、3分钱,一个月就是9毛钱,一年就是10块钱,十几年就是100多元钱,100多元钱就是他半年的工资,单单是让他退赔他就未必能够退赔得出,何况说还极有可能要跟他算政治账。结果他被吓坏了,上吊自杀了。
机关三食堂的工作人员总共也就四人,一人是司务长,三人是炊事员。炊事员中有两位临时工,其中一位是个子矮矮、说话声音有些尖利的老杨,另一位是有家住南门的大个子——此人后来可能因为意外而致小腿残疾。正式工就一位老胡。老胡身材相当魁梧,喜欢唠叨,是个热心人,厨艺也精。此人后来我们家办事曾经请他帮过几次忙。1985年,我母亲退休留用期间突发蛛网膜下腔出血,是他用三轮车送医院救治的。
在机关三食堂吃饭的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广播站的那位女播音员。这是因为那时候经常召开万人大会,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是要喊无数的口号的;喊口号,要有人领喊,这样才能整齐、有力、排山倒海。领喊,一般是一男一女轮流进行。女的那位便是广播站的播音员,她生得相当清秀,30岁上下的年龄。除去她的嗓音很好听之外,她跟其他人一样,每次吃饭之前都有背上一段“毛主席语录”也让我们记忆深刻。背得最多的语录是“节约闹革命”“备战备荒为人民”。
我们是真正自觉践行了“节约闹革命”的指示的,那时我们正处于发育高峰期,很能吃,但粮食又是有计划的,我们上小学的只有每月24斤,读初中以后才是32斤。因此,还在上小学的我和我哥哥,比起我读中学的两个姐姐,每天母亲给的饭票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少大约二两一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几乎每天都是半饥不饱,有意无意中响应了“节约闹革命”的号召。只是这样做太对不起自己的肚皮了。
在机关食堂里就餐的人们的生活条件,在当时的城市人群中应该属于高的或者比较高的;因此,我们不难想象那时候的普通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与生存状态。至于农村社员同志们这时期的生活,我则是若干年之后插队农村方才有所了解的——比起城市居民来,又要相差很多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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