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名叫杨四知的巡城御史,发出榜文禁止杀牛,并引用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私自宰牛之人将充军法办的法律,悬赏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当时,京城九门(俗称“哈德门”、“海岱门”)是回回人高度聚集的地方,不少人专门以杀牛为业,禁令一出让这些人顿时失去了生计。于是他们便聚集在杨四知的家门外,打算刺杀他。杨四知被吓坏了,最终灰溜溜地命令收回榜文;而他自己也一个月后方才敢去衙门上班。
这个有趣的故事记载在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卷二十“禁嫖赌饮酒”中。我们说有趣,是因为巡城御史官虽不是很大,但权力却非常之大——他们乃是代表皇帝行使监察权,履行职能时甚至可以不受都察院的控制而直接对皇帝负责,所以,巡城御史能够“以小监大”、“以卑督尊”。至于它的具体职能,则是负责巡查京城内东、西、南、北、中五城的治安管理、审理诉讼、缉捕盗贼等事。可就是这样一位可以让皇亲国戚大都畏惧三分的“超级警察”,竟然在一帮回回面前威风丧胆,一个月不敢出家门,如果不是白纸黑字,你能想象吗?
不过,我们用胆小如鼠来形容杨四知恐怕未必准确,因为胆小仅仅是他性格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鉴于他发布禁止杀牛的命令的举动,我们还可以用另一个此去形容他,那就是糊涂或者十分糊涂——明太祖朱元璋禁止宰牛,那或许是因为大明王朝刚刚建立,经济尚待恢复,而牛是农耕时代最为重要的生产工具之一;而在万历年间,这一问题已不成为问题,反之,回回们的生计如果丧失,那么,这部分人的温饱必将成为不小的问题,进而可能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动荡。因此,对于这些问题不加考虑,便贸然出台相关法律,是不是有些傻气?
任何法律与规定的出台都必须充分考虑民意与民情,也可以说政府的某些禁止性的命令不能不考虑民意与民情。杀牛是这样,禁止赌博与饮酒之类也是这样。比如说,赌博的危害众所皆知,所以,“禁赌”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但是,如果把老百姓的“小来来”,即不过是一杯茶、至多是一杯酒的来去的娱乐活动也列入赌博与禁止之列,那么,是不是可能出现一定的甚至是相当的民怨?我们不能不说的另一点是,这也必然让实际操作面临太多的难题,乃至让执法证自身深陷困境——你总不能将所有的老百姓都抓起来吧?“罪不加众”的说法虽然未必正确,但你恐怕不能说它没有一点道理。
爱走极端,是中国人的一大弊病。而极端之下可能导致什么,我们从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的巡城御史杨四知禁牛一事中,可以约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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