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走极端

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名叫杨四知的巡城御史，发出榜文禁止杀牛，并引用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私自宰牛之人将充军法办的法律，悬赏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当时，京城九门（俗称“哈德门”、“海岱门”）是回回人高度聚集的地方，不少人专门以杀牛为业，禁令一出让这些人顿时失去了生计。于是他们便聚集在杨四知的家门外，打算刺杀他。杨四知被吓坏了，最终灰溜溜地命令收回榜文；而他自己也一个月后方才敢去衙门上班。

这个有趣的故事记载在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卷二十“禁嫖赌饮酒”中。我们说有趣，是因为巡城御史官虽不是很大，但权力却非常之大——他们乃是代表皇帝行使监察权，履行职能时甚至可以不受都察院的控制而直接对皇帝负责，所以，巡城御史能够“以小监大”、“以卑督尊”。至于它的具体职能，则是负责巡查京城内东、西、南、北、中五城的治安管理、审理诉讼、缉捕盗贼等事。可就是这样一位可以让皇亲国戚大都畏惧三分的“超级警察”，竟然在一帮回回面前威风丧胆，一个月不敢出家门，如果不是白纸黑字，你能想象吗？

不过，我们用胆小如鼠来形容杨四知恐怕未必准确，因为胆小仅仅是他性格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鉴于他发布禁止杀牛的命令的举动，我们还可以用另一个此去形容他，那就是糊涂或者十分糊涂——明太祖朱元璋禁止宰牛，那或许是因为大明王朝刚刚建立，经济尚待恢复，而牛是农耕时代最为重要的生产工具之一；而在万历年间，这一问题已不成为问题，反之，回回们的生计如果丧失，那么，这部分人的温饱必将成为不小的问题，进而可能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动荡。因此，对于这些问题不加考虑，便贸然出台相关法律，是不是有些傻气？

任何法律与规定的出台都必须充分考虑民意与民情，也可以说政府的某些禁止性的命令不能不考虑民意与民情。杀牛是这样，禁止赌博与饮酒之类也是这样。比如说，赌博的危害众所皆知，所以，“禁赌”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但是，如果把老百姓的“小来来”，即不过是一杯茶、至多是一杯酒的来去的娱乐活动也列入赌博与禁止之列，那么，是不是可能出现一定的甚至是相当的民怨？我们不能不说的另一点是，这也必然让实际操作面临太多的难题，乃至让执法证自身深陷困境——你总不能将所有的老百姓都抓起来吧？“罪不加众”的说法虽然未必正确，但你恐怕不能说它没有一点道理。

爱走极端，是中国人的一大弊病。而极端之下可能导致什么，我们从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的巡城御史杨四知禁牛一事中，可以约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