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帝王中，能写会画的有一定的比例。比如说宋徽宗赵佶的书法就相当有名，其自创的“瘦金体”甚至已经载入史册。又比如说明宣宗朱瞻基，其书法与绘画的水平也不低，看他那些传世的书法作品，真的非今天很多书法家所能相比。不过，客观地说，如果拿他与同时代的那些书法大家相比，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比肩”、“等尔”，但很难说一定高出后者多少。然而，让人无限感慨的是，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补遗”“宣宗御笔”一章里，却是这样评价的：宣宗皇帝，天授奇慧，所御书画，俱非臣下可及。幼时曾见御笔一扇，上画折枝花及竹石，即自题六言于端云：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扫却人间炎暑，招回天上清凉。烘染设色，直追宋人。——这评价之高，已经到了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了。
我们应该承认，明宣宗所画的那幅扇面中的诗歌，委实文字相当洗练于纯净，并且与折扇的功能高度契合，是一首很不错的小诗。至于那上面所画的折枝花及竹石，我们没有看到，所以只能说或许确实有宋人的风格并未必在宋人之下。但是，要说他“所御书画，俱非臣下可及”，那是我万万不能认可的。因为我知道在明代出了不少书画大家，比如说董其昌，那可是在中国书法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而董其昌可是与沈德符同时代，而且其生卒年月都稍早于沈德符，担任过南京礼部尚书以及太子太保等要职的人物，因此，沈德符至少该听说过他、听说过他的书法吧？如果这样评价明宣宗，那么，我们又该怎么评价董其昌呢？
毫无疑问的是，明宣宗与董其昌的书法水平大概未必在一个水平线上。既然如此，沈德符为什么竟然闭起眼睛说瞎话？我以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宣宗的身份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让他在评价后者的时候不能不诚恐诚惶、肃然起敬，进而导致了他评价的标准的偏颇——未必是以书法家的标准来衡量明宣宗的，而更有可能是拿做皇帝的达到的书法水平来衡量的；至于这其中，除去没有依照同一标准而有没有阿谀的成分，那我就不好说了。但我能够说的是，文人中并不乏阿谀拍马之人。这些人，有的是奴性使然，有的则是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用心。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说的是，帝王之人在中国老百姓的眼中，往往带有十分神秘的色彩。这神秘从何而来？一是老百姓自身对帝王之人的无限崇拜与恐惧，让他们只能跪在地上从下面、从眼角偷偷地往上瞄他们，而这样的心态与视角下观察到的帝王自然是失真的——是可能被无限放大的；二是帝王之人他们也会刻意渲染自己出生、禀赋之类的与众不同，并有意引导舆论进行这方面的宣传，进而显示自己君临天下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喜欢拍马逢迎的小人来说，积极响应帝王之人的此类号召或者是暗示，是可以捞到丰厚的赏赐或者得到更高的官职的提拔等各类好处的，故此，他们自然会热情有加、不遗余力。如此这般，塑造一个天赋异禀，能文能武的超人类的帝王，还不是易如反掌？
所以，帝王之人喜欢与能够写写画画、吟诗赋词的委实有一定的比例，但他们的水平到底如何，我们决不能简单听信沈德符们的评价，并据此给他们贴上除去政治家以外的，诸如文学家、书法家等一类的标签，将他们高度神化。比较可靠的方法是，我们自己花点功夫去把他们的作品找过来看一看、比一比。在这样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方才可能是比较切合实际的，相对公正和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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