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就是力量

中国农村的改革，始于40年前安徽凤阳县小岗村——那里的18户人家，因为吃不饱穿不暖，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方才斗胆在一纸“大包干”的契约上，摁下了各自的手印。而当年的他们恐怕绝对没有想到，他们偷偷摸摸私下里搞的这一套，后来竟然会惊动中央高层，并经邓公拍板成为样板并推向全国，揭开了中国农村改变的序幕。

在那之前，在中国农村实行的据说有着“一大二公”等无数优越性的“公社制”。但十分遗憾的是，“公社制”在搞了二十多年后，不仅没有给中国农村带来生机，给中国农民带来富裕，反而让形势越来越严峻。我在1976年作为城市知识青年插队农村，亲眼目睹了那时候的农村贫穷而艰难的局面：就住的来说，一个生产队能够拥有一两间瓦房的人家不过三四户，并且这些瓦房几乎还都是解放前打下的底子，绝大多数人家则是泥墙草盖；就吃的来说，几乎全生产队的人家平时一日三餐都是稀粥，并且这粥还不是米粥，多是玉米粥，或者少量米打底，掺上山芋、芋头、青菜、胡萝卜等蔬菜的“糊糊粥”；就穿的来说，很少有人的衣服不打补丁的，三四岁的孩子甚至光着屁股——大冬天，则如同猫狗一样蜷缩在稻草堆里的大有人在；而说到用的，一个生产队三四十户人家，有自行车的大概不过三四户人家，而他们的自行车很多都是“除去车铃不响，其它的都响”。

尤其不该忘记的是，我插队的地点是在我们国家经济最为发达的华东地区——长江入海口的北岸的苏中地区。当这里农村的基本生活条件都不过如此的时候，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安徽凤阳更是可想而知。也因此，小岗村的村民们才会“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冒天下之大不韪，搞起了“大包干”。

为什么这些小岗村的村民想到了用“大包干”的办法来脱贫、治穷？我以为与他们深深知道，人为自己干与为他人干或者说集体干的积极性无法相提并论有关。虽然小岗村那时的具体情况我一无所知，但我对于我所插队的那个生产队的很多情况却是一清二楚的：在“公社制”的时候，如果你走在地头，发现某个小块地里的庄稼长势特好，非大田里的庄稼所能相比，那么，这块地很可能是某个人家的“自留地”。为什么“自留地”里的庄稼长势更好，产量更高？那是因为“自留地”里出的粮食全是属于自家的，而集体大田里的粮食即便丰收了，也未必是自己的——要与其他社员分享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各级干部，从公社、大队的干部，到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很多人会向这一块伸手，让分到社员手中的寥寥无几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比如说，我就知道，一些生产队长、会计乃至保管员会联手偷分、偷吃粮食。所以，人们为集体干活儿，怎可能那么积极、认真？糊工分，混时间是很常见的事儿。举例说给玉米地里锄草，不小心把玉米苗锄掉了，很多人仅仅是把锄掉的玉米苗装模作样竖在地里，极少重新补种上的。

对于“人之初”，“性”是“善”还是“恶”，我说不好。但我们能够肯定的是，只要是人，都会有自私自利之心，而且不仅是农民是这样，工人是这样，官员也是这样。至于那种真正能够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毫无疑问的是，极为罕见，也不是短时间里进行思想教育什么的就能改变的——也许，这该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努力的方向。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绝少有人能够做到。也不说别的，就是举世闻名的慈善大家比尔盖茨，他可以把上千亿美元的资产捐给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但他还是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了些许财产——他留给自己的孩子的这些财产虽然与他捐出去的相比，微不足道，可怎么说与“毫不利己”还是有距离吧？而比尔盖茨不过如此，更何况说其他人呢？比如说我，我就不敢学他，因为我有私心——我还惦着我的儿子、孙女呢！

既然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小九九，都有自私自利之心，那么，我们说话做事就必须面对现实。而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那18户农民，我以为就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可能不懂太多高深的道理，但他们却懂得我们都知道的这一常识。而当我们回归常识，顺乎民心、也顺乎人性、脚踏实地的时候，中国的农村就发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中国社会发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一定意义上来讲，常识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