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

傍晚从一家校外外语培训机构门前经过，忽然发现办公室里电脑前坐着好几位洋面孔。再一细看，他们的人数居然比里面的黑头发黄皮肤的还多。这让我不禁生出许多感慨来了。

我生活的这个小城，在国内恐怕至多也就勉勉强强可以称是四线城市——40年前不过是一个不到两万人口的小县城；眼下尽管升格为县级市，跟“城市”沾边了，可主城区的人口依然不会超过20万。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城里，如今的你不经意间就有可能碰到老外——白皮肤黄头发的或者是黑头发黑皮肤的老外，甚至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旅游仅仅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则是在这里各类外语培训机构工作的外教。

今天的中国不再封闭不再保守，“与世界接轨”成为不少人时差挂在嘴边的常用语。如何接轨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但无论哪种接轨，语言无疑是最重要的媒介。所以，今天的学校里外语课程与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一样的重要。这其中，外语分数在中考与高考中所占比重是一个方面，而假如某些家长希望孩子日后能够有机会出国留学、工作、生活之类也是一个方面。就学外语来说，跟着老外学无疑更正宗，更易学。因此，很多校外外语培训机构聘请了很多老外授课。当然，请这些老外的代价一定不菲。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家长依然趋之若鹜，足见很多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非比一般——很多中国人真的富起来了。

有些夸张的是，在我们这个小城，就连一些早教机构竟然也打出了外教亲自授课这张牌招揽孩子。半年前，我陪三岁的孙女去某个早教学校上亲子课，就亲身体验了一把。那老外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挺亲切的。虽然一个小时的体验课上，他仅仅是“哈罗哈罗”了几句，可我能够看得出来，他的教学态度是认真的，绝大多数孩子也挺喜欢他。

这样的情况假如时间倒过去40年，简直让人难以想象。在我读书，包括小学和中学的那个年代，我从没看到过哪怕一个老外出现在我们这里。不过，这可不等于我们这地方从前就没有出现过老外。因为我听老人们说过，在更久远的年代，事实上我们这里是有老外的身影的。我的岳父小时候与小伙伴在城墙上打闹，两人都不慎从城墙上摔了下来。我岳父眼球摔出了眼眶，是教堂里的洋牧师为他慢慢揉进了眼眶，数月之后痊愈了；另外那个小男孩则因为摔断了腿，身体出现严重感染最后不治身亡。我的一个邻居，甚至身上还有老外的血统：她的外公是在我们这小城开医院的洋人，娶了身为中国人的她婆婆。

情况到我小时候发生了变化。那是一个到处充斥着“革命”字样的年代，对于外来的东西高度敏感的年代，自然也是洋人洋货十分罕见的年代。直到34年前，我才第一次亲眼看到了出现在我们这里的一班小老外：这是一群从日本到我们这里来旅游的小学生，住在政府招待所里；一天早上，我从政府招待所门前经过，发现数十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席地而坐，跟在收录机的音乐后面认认真真地做操。他们的神态与我们的孩子很有些不一样，结果我一问才知道他们是一群小老外。而从那之后，老外的面孔在我们这个小城里就逐渐多起来了。最近一段时间，我甚至不止一次在街头或者超市里，看到老外和他们的中国太太——涉外婚姻眼下可不是个例。我有位大学同学，他的女婿就是尼泊尔人。

一个国家与一个家庭一样，都需要与外界交道，互通有无与相互学习。而这样的情况事实上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十分常见，并推动了我们多方面的进步。这包括科技、文化、思想等等。让人十分遗憾的是，40年前我们一度竟然大批特批“崇洋媚外”，把外来的东西几乎都视作洪水猛兽，真的匪夷所思。而这样的思维，别以为今天就已经绝迹了，有些人依然对外来的东西敏感——只不过是选择性的敏感，因为我可从没看到谁拒绝电视电话彩电冰箱之类的。对于这样的选择性敏感，我们是不是该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