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科队记忆

1976年将近年底，我插队所在的生产大队根据上级要求，成立了农科队。农科队一共是12人，都是从各生产队抽调出来的，大致为一个生产队出一人。农科队设队长、会计、保管员、农技员各一人。

队长姓吉，40多岁，胡须拉渣的，嘴里还镶了一颗挺晃眼的金牙。此人从前做过队长，可他做纸扎匠的岁月更长。纸扎匠是用芦柴、纸张等制作祭奠用品的行当，这在那个年代属于封建迷信是严格禁止的。所以，他丢下纸扎匠干起生产队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奈。会计姓张，此前没有“从政”的经历。他是我在农科队里最熟悉的一位：此前，我们在大队文艺宣传队里有过交集，他拉二胡并兼“导演”。保管员是农科队里最年长的王四爷，此人那时已经80开外了，来农科队之前，是大队放水员。他也是农科队里经历最丰富的一位：解放前，他是贩猪的，经常来往于上海与江北之间；解放后，他长期做“牛行”——买牛、买牛的之间的中间人。他也很乐意向我们讲从前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比如说，解放前在上海洗“花澡”。

农科队里也有年轻人，像我这样18、9岁的一共有6位。我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但也是文化最高的：我是高中毕业插队农村的知识青年，而他们大都只有小学毕业，初中毕业的有一两位。所以，我才会担任农科队的农技员——理所当然的，只能是名义上的，因为我虽然高中毕业，也在学校学过“农业基本知识”；可事实上对于“农事”几乎一窍不通。

说来很多人可能不相信，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这“农科队”三个字的准确含义，更不知道成立这样一个组织的目的到底是谁什么——“农科队”，顾名思义，似乎应该是搞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可我在农科队待了一年多，从没看到大家进行过什么方面的研究。平时大家做的，与从前在生产队里做的没有什么两样，也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们的队长比较开明也可以说机灵，粮食种得不错，产量应该比一般生产队稍稍高一些。而因为有了这物质基础，所以，他在农忙时节，会利用职权，让保管员悄悄给大家做点粯子饭糁儿粥，混个肚子圆——这在当年就是美味佳肴。完了，队长还会告诫大家，嘴巴紧点，千万别说出去。因为一旦被大队干部知道了，那就是问题，也就没有下次了。

对于最初的我来说，因为自己多喝了一点墨水，所以，有时候会在一些农事上谈一谈我的看法——自然都是从书本上看来的那些东西。让人非常遗憾的是，对于我绝大多数看法，队长不以为然。慢慢地我也知趣了，只干不说，就当自己是小学生——也确实，就农业生产来说，我了解的东西不要说比队长少太多了，就是跟年龄与我相仿的回乡青年们比，也差一大截。总之，在农科队的这一年，我的收获非常有限，并且更多的是社会知识。比如说，我对农民的朴实、简单、开放的个性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干活儿时，大家说说笑笑百无禁忌是一个方面，而有时候女孩子们嬉闹，在地上翻滚，真让我瞠目结舌。就经济上的收获来说则是让人哭笑不得：我在农科队干了一年，可我做的工分转到我所在的生产队结算，还不够分粮草的。也就是说，我还需要倒找生产队一笔钱。

还好，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学校。至于农科队后来怎么样了，我就不知道了；但我估计，最多在此后也就存在了三四年，即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普遍实行土地承包制便结束了。农科队里那些我的熟人们，我知道的是，吉队长重操旧业，做起了他的纸扎匠——他的女婿、外孙后来也继承了这个行当。会计张某，大概做生意发了点小财，跟结发妻子离了，找了一个更年轻的。可他只在50多一点的年龄，就病逝了。王四爷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还在街头看到过他，他拿根短扁担一头挑着一个包裹，精神抖抖的——据说他活到了近100岁。农科队里最爱打闹的那个姑娘，则成服装厂的老板娘。那两个年龄跟我相仿的小伙子，一个成了建筑小老板，另一个跟在他后面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