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教育写作（二）

1981年初，我从南通师专毕业后，在一所乡村中学做了6年的教师。在这6年里，我的阅读量非常大，每个星期回城，都会到县图书馆里借上几本小说；我还从新华书店经常购买包括古典的与外国的文学图书。比如说《史记》、《三言二拍》、《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忏悔录》等等。而在这时候，我的文学创作依旧坚韧与充满激情——虽然未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可创作的量即便是现在看来，也还是挺吓人的——每年从我笔下流淌出来的文字少说也有四五十万字。我敢说，就是在这样的磨砺中，我的文字水平得到了稳步提升。记得这所乡村中学的一位资深语文老师，在比较我和另外一位年轻教师各自的特点时认为，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比另一位要稍差一些；可我的文字表达能够则在另一位老师之上。这在很多人看来或许并无多少分量的评价，对于我来说其意义非比寻常：那时的我，委实在语言表达方面有欠缺——我从小就不爱说话，当初报考师范学校则是因为别无选择——我的高考成绩不是很好，是在学校二次扩招的情况下，才勉强挤进该校的。我真不敢想象，假如不是这位老师至少肯定了我的文字表达能力，那么，我是不是还有信心成为一个好老师。

在今天的我看来，从高中毕业插队农村到我读师范、在那所农村中学任教的10年时间，是我从事教育写作的积累期也可以说是准备期。是这一期间大量的写作实践，让我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对我的教育写作的意义非比寻常：人不管做什么，想要做成，想要搞出一点成绩，一蹴而就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不大；对于多数人乃至绝大多数人来说，最难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积累。

我的教育写作进入收获期，是在1986年我调进另一所学校——如皋职业中学之后。大约从1987年起，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包括教学札记、小说、散文、评论等各类作品。而发表在《中学生学习报》上的《“即”与“既”》应该是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只有寥寥300字左右，是从字形、字音、字义这几个方面，对这两个中学生很容易搞混的字进行辨析的。1989年在武汉大学主办的杂志《中学语文》上，发表的千字短文《死于非命的文人》则是我在杂志上刊出的第一篇文章。这篇短文在今天的我看来，学术价值几乎为零，因为它仅仅是集萃了中国古代李白、杜甫、王勃等若干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故事，有一定的趣味性和可读性，更像是知识小品，而与“论文”相去甚远。但是，它毕竟是发表在教学杂志上，且与中学语文相关，所以，对我个人的教育写作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永远值得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