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交之事

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亦即中国人把人际关系看得很重很重，举凡亲人、朋友、同事等各色人等，在可能的情况下都会予以必要的关照。这样的社会，是好还是不好我们很难一概而论。因为当大家彼此都把人情看得很重的时候，激烈的矛盾与冲突自然会少去很多，社会也会温暖、和谐与稳定许多；但是，假如因为人情而对某些人与事视而不见，让法律形同虚设，那么，久而久之，这样的社会必定会出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因此，如何把握分寸处理好具体的人和事，对于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在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规箴》中讲述了一则很有趣的故事，这故事可以让我们从中受到一定的启发：晋元帝时，廷尉张闿住在小市场上，他私自设置街道大门，每天关门很早，开门却很晚。附近的百姓为这事很发愁，就到州衙门去告状，衙门不受理；终于弄到去击登闻鼓的地步，可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大家听说司空贺循外出，到了破冈，就联名到他那里告状。贺循说：“我被调做礼官，和这事无关。”百姓给他磕头说：“如果府君也不管我们，我们就没有地方申诉了。”贺循没有说什么，只叫大家暂时退下去，说以后见到张廷尉一定替大家问一问这件事。张闿听说后，立刻把门拆了，而且亲自到方山去迎接贺循。贺循拿出状辞给他看，说：“这件事本用不着我过问，只是和您是世交，为了您才舍不得扔掉它。”张闿惭愧地谢罪说：“百姓有这样的要求，当初没有立刻了解到，门早已拆了。”

在晋代，廷尉是管理天下刑狱的高官，因此，当张闿私设街道大门的时候，老百姓们即便是有意见，可想要通过正常途径告倒他，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你看，州衙门甚至都拒绝受理，哪还谈得上胜诉的可能？最后老百姓们瞅准贺循外出的当儿，联名告状，也仅仅是无奈之举，把死马当作活马医了。当然，他们之所以瞄准的是贺循而不是别的哪个朝廷官员，一定是有他们的道理的，比如说，或许此前贺循就有“清官”之美誉，也敢为老百姓说话。而贺循在处理这个本来挺棘手的问题的时候，表现出的智慧让人印象尤其深刻：他先是以自己是礼官而非刑官为由拒绝受理，而后又让百姓退下，表示自己日后见到张闿一定会替大家问一问，给大家留下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在我看来，这时的贺循一定已经预见到了老百姓向他告状的事儿，张闿迟早会知道；知道了，一定会有所动作。

贺循无疑是聪明的：既然他们家和张闿家是世交，那么，两家人平时必定多有往来。多有往来，又同在朝廷上做官，因此，彼此的个性和思维必然有所了解。所以，张闿在探听到贺循已经介入此事之后，立刻把门拆了，肯定也在他的意料之中。换个角度说，张闿对贺循的个性和想法也同样十分了解——跟贺循硬碰硬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改弦易张，顺应百姓的要求，也给贺循一个人情呢？此外，我们不能不说的另一点是，这张闿显然属于还是有一定的法制观念、其良心尚未泯灭的人；我们可以说，是外部的贺循的巧妙的旁敲侧击与他内在的良心发现，让他最后选择了知错就改。而这样的结局，对大家来说是最圆满的：对贺循来说，避免了两家人的翻脸，伤害了双方的感情；就张闿来说，则避免了可能的在皇帝面前的“对簿公堂”。

法律则是人们的行为规范，而人情是社会的润滑剂，这两者各有各的作用而缺一不可。晋代的贺循在处理世交问题上体现出的智慧，让人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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