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辩证法

说重温辩证法，其实我的心里虚虚的，这是因为对于原产德国黑格尔哲学里的这玩意儿，不只没看过原著，也没有系统地去了解过它，哪怕是助读性质的书籍，仅仅乎在四五十年前那个特定的时代，从一本哲学小册子里，读过探讨它的若干篇章若干段落，因此知道了这样一些据说是哲学的基本原理的东西：“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们不仅要看到事物的正面，还要看到事物的反面”；“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等等。

应该说，辩证法很有道理，但让我非常不解的是，那个年代讲的辩证法似的适用范围非常有限，而不具普遍意义。比如说，对于人物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只适用于普通人，而不太适用于特殊人物——像雷锋、张思德、焦裕禄等人，我们看到的对他们的评价就只有正面的而没有反面的。至于一些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陈独秀、李立三、刘少奇等，则是相反。所以，对于这样的辩证法，小时候的我，真的是一点也看不懂。

最为典型的要数对于人口问题的看法了。记得那时候有条语录，说是“人多热气高，力量大，从来也没有看到人民群众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话显然更多的是肯定的“人多”的积极意义，然而，“人多”是不是也有人多的毛病呢？比如说，吃饭也多、穿衣也多——一句话，物质供给的需求也大？因为那时候的背景相当特殊，大家把一些众人崇拜的人物神化了，把他们的话真当做“句句是真理”，绝少有人说“不”——如马寅初那样稍有异议的，则有可能被打入冷宫。

在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与昔日相比显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盲从的人虽然也还有，但是，懂得思考，有一定的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的人，已经渐渐多起来了。对于我自身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积累的增加，阅历的丰富，思考的加深，越来越喜欢“对着干”——不论是谁说了什么，更习惯的做法是首先问一问为什么，甚至于提出质疑。而这样的思维方式的变化，是不是辩证思维之类，我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它让我开始有了自我意识，不再那么糊涂了。

举例说眼下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大地上肆虐，我就想到了很多很多问题，并且是跟辩证法有关的问题。比如说，这场疫情之所以让全中国为之紧张，似乎与湖北武汉乃是属于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级城市，及其“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的地位有关。这样的超级城市，其经济规模与消费水平也是超级的，而对于城市管理水平的要求无疑远比中小城市更高。或者说，如果在这样的城市里发生公共卫生事件，那么，想要有效控制，肯定比中小规模的城市——比如说人口规模在40万以下的城市要困难很多。有些让人奇怪的是，对于这样的超级城市，大概是因为看重其规模效应，或者说它对发展经济水的积极意义，不少人十分热衷，最近这几年，试图通过放松户籍管理等方式，吸引新移民的地方还很不少。因此，我的疑问来了：难道说，这些城市的管理者，跟四五十年前的一些中国人一样，只要看到了“热气高、力量大”的这些正面效应，而没有看到其它很多反面的效应？

就眼下越来越发达的交通运输来说，我们似乎看到的也尽是正面的东西，没有看到反面的东西：动车的时速已经达到了近200公里，我们觉得还不够快，又发展了时速在左右300公里的高铁。至于今天的民航普及的程度，也到了哪怕是二十年我们都无法想象的地步——在华东地区一些省市，地级市几乎都拥有机场。而发达的交通运输，在让我们的出行变得无比便捷的同时，是不是也给我们进行诸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控制，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为它为一夜之间将疫情扩散到全国提供了可能。当然，值得反思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比如说，城市化或者说是城镇化眼下很热，可对它们可能带来什么样的负面效应，我们考虑到了没有？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发展是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果不是，什么才是？

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其价值不容小视。从前，我们之所以没有能够把它的积极意义最大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讲的其实不是真正的辩证法，而是被阉割的辩证法、被扭曲的辩证法。在今天这个属于思想解放与社会民主的时代，我们应该善用它，为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服务。因此，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很多重大问题的探讨的时候，应该提倡充分讨论、畅所欲言与辩证思维，“不只看到事物的正面，还要看到事物的反面”，掌握好平衡，以努力避免重大失误的出现。

如果喜欢你就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