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钟与蟋蟀

况钟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之所以如此，因为他是封建时代十分难得的清官。而他作为清官，最为主要的便是他在苏州担任知府的那九年中，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比如说，打击豪强与贪官污吏，为老百姓向朝廷奏请减免赋税等等。不过，很多人未必知道的是，他在苏州知府的任上，还曾接到过宣德皇帝进贡千只蟋蟀供其斗玩的“圣旨”，间接地制造了至少一起家庭悲剧。

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卷二十四“斗物”一章中，有这样的记载：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而宣德皇帝的这道“圣旨”，同为明人的王世贞，在他所撰的《弇州史料》中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了：“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吉祥儿采取促织，今他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运自要一千个。敕至，尔可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宣德九年七月。”

对于小老百姓来说，斗鸡、斗牛、斗蟋蟀都不是多大的问题——他们还不就是图一个乐子嘛！但是对于宣德皇帝们来说，恐怕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因为谁都知道玩物可以丧志——作为承担着重大社会责任的人，如果你沉迷于斗蟋蟀之类，那么，还有多少心思用来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就况钟来说，这样的道理一定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清官之人，假如不是对这种事儿“心里明镜儿似的”，又怎么可能成为清官？可他也有为难的地方，我们应该予以一定的理解，那就是皇帝不是别人，而是他的最高领导，是可以决定他的前途和命运，也可以说是决定他能不能继续“为人民服务”的人，因此，虽然为皇帝搜罗蟋蟀这种事儿说起来很难听，也不像是他这样的清官应该做的事，但他也只能去做。

因为皇帝雅好蟋蟀，况钟只能努力去做。去做，后来就做出至少一桩人命案来了：据明人吕毖的《明朝小史》记载，“宣宗酷好促织之戏，遣使取之江南，价贵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食。惧，自缢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自经焉。”——顺便说一句，这个故事，看上去极像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促织”的原型。

苏州是当时全国斗蟋蟀的中心，这里的老百姓喜欢斗蟋蟀是一个方面，而这里出的蟋蟀善斗则是另一个方面。我们能够想象的是，在明代宣德年间，或许这里斗蟋蟀曾经是很重要的产业。不过，宣德皇帝向况钟索取上千只蟋蟀，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呢？这是另一个让人感兴趣的问题。如果是有偿的，那么，有可能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至少也会给人提供一个谋生的机会；如果是无偿的，那么，则会加重百姓的负担。而从蒲松龄《促织》里反映的情况看，应该是无偿的——也就是说，宣德皇帝向苏州府索取促织，只能是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与地方上的豪强之人欺凌、压迫老百姓在性质上并无二致。然而，况钟显然并没有做出诸如劝止甚至抗旨的反应。

我们当然不能因此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向况钟。然而，封建时代的所谓“清官”只能是相对的，我们是不是因此看得更加清楚了？他们是不是与《水浒》里的宋江等人“反贪官不烦皇帝”十分相类？十分相类，是不是足以让我们看清封建社会的“清官”的“局限性”？或者说，在豪强、贪官污吏跟老百姓之间，你让况钟们选边，他们会毫无疑问选择后者；可在皇帝与老百姓之间，你让他们选边，他们会选择谁呢？而这样的“清官”，真的是老百姓需要的吗？今天的我们，又该怎样评价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