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升级

做教师的，学历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国家推出职称评定制度之后。因为职称晋升对学历有一定的要求，而更高级别的职称，意味着更高的工资水平与在校园里更高的地位。

当时在我们学校语文组中，各种层次学历的老师都有，但本科只有两个，一个是李成，他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安徽师大阜阳分院毕业的；另一个是瞿铁汉，他是文革前的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也有两个是中师学历，曹石泉和朱新华。最多的是大专，我、陈中锋以及以后稍后调进的丁小燕等都是。

严格说来，仅仅是大学专科，是不具备教高中的学历要求的。记得在1987年或者1988年的时候，教育系统曾经举办过一次教师资格考试，学历不达标的老师只有通过这一考试，方才可以任教相关年级的课程。那年学校高中教语文的除去我之外，还有陈中锋参加了考试，结果，教育学心理学我考了大约50多分，语文考了70多分；陈中锋前者考了大约60多分，后者50多分。但这种考试也就搞了一年，并且并没有真正在学校推开。

为了消除学历不达标可能给今后任职带来的麻烦，1988我报名参加本科函授入学考试。因为这一年年初儿子生病住院，所以，我在最后时刻放弃了这次考试。陈中锋就是这一年考取本科函授的。与他在苏州大学中文系同时参加本科函授的有一位叫张国华的老师。对于这位张老师，我没有好好感，原因是有一次来我们学校玩，大家闲聊起“避讳”一词的意义，我说起在我曾经任教的柴湾乡，有不少人姓“史”，但为了避讳，大家约定熟成地都将此姓读做“吏”。张国华有些不屑地对我说：又不是皇帝，哪里来的避讳？——意谓这种情况并非属于避讳。这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我知道他的说法是错误的，但因为学问做得不够扎实，也因为那时性格相对内向，所以，当时我并没有据理反驳。

我也因此在下一年为本科函授入学考试进行的复习相当刻苦，而我父母也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在最后那些复习的日子里，我的食宿是在他们那里，以免受到家庭的影响——那时儿子还小，并且只要我在家，那么，他就会缠上我。这也是我父母有别于一般父母的地方：他们总体说来晚年生活非常逍遥，看得很开，多数第三代他们都不愿帮助照应；但是，在关系到我们的学习、学历问题上，却竭尽全力予以鼓励和帮助。这或许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关：我母亲可是“教育世家”；而我爷爷，昔日如皋师范毕业的。

去南通参加本科函授入学考试，我是和同事于建华起去的。因为普通旅馆都被前来考试的考生提前订走了，高档的宾馆又有些舍不得，所以，最后我们在通州附属医院附近一家专门做病员家属生意的家庭旅馆将就了一夜。这家家庭旅馆，是通铺，而且男女混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