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资亮

我是在一次家宴上惊悉堂叔王资亮已经在若干年前去世的消息的。席间，从新疆来的客人，我堂叔王资亮的妹妹在说到老年人的自我保健问题的时候说：我们家族中，老大和老三因为心肌梗塞过世，老二如今因为脑溢血后遗症而卧床，所以，我们需要特别提防这个。而他们家的老大，也就是我相对更熟悉一些的王资亮。

我第一次见到王资亮，是在40多年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一年的秋天，他们夫妇以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胖胖，回故乡探亲。王资亮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矮小、敦实、幽默，跟我又瘦又高，总是显得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父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真不敢相信他们不仅是堂兄弟，而且曾经在一口锅里吃过好些年的饭——听我父亲说，他叔叔也就是王资亮的父亲得子很晚，因此，他曾一度过继给他叔叔。所以，对于自己的几个兄弟早已过世的我父亲来说，王资亮就是他的亲兄弟。

那是一个物质非常匮乏的年代。平时很少荤腥进门的我们家，因为堂叔的到来，餐桌上一下丰盛了很多。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堂叔每餐最后，都会不拘小节将盘子里的汤汁吮尽，而后冲我们扮个鬼脸笑一笑：像个饿死鬼不是？随后收敛了笑容说：说什么都不该浪费，哪怕是一口饭、一口汤。

与节俭给我印象同样深刻的还有堂叔的勤劳。那一年，我大姐插队农村不久。堂叔特地到乡下去看望了她。适逢秋收季节，堂叔他挽起裤管，下到大姐的自留地里，帮助收割、脱粒，又用自行车栽回了家。堂叔告诉我，从前没去新疆的时候在家里这些农活他再熟悉不过了，如今不过是复习了一下旧日的功课而已。若干年之后，我父母相当沉重地告诉了我当年堂叔之所以选择去新疆支边的原因：他们家的成分较高，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为改变环境，能够生活得稍稍轻松一些，他不得不背井离乡。正如俗话“树挪死人挪活”所说的那样，他因此也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也是生活的彻底改变。

说彻底，绝非夸张，而是实情。来到新疆的堂叔在库尔勒的一所中学做电工。头脑相当灵活的他工作之外再揽一些私活，让他手头变得比一般人要宽裕许多。而他自己的生活改善之后，他没有忘记仍在故乡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把他们先后带到了库尔勒，并且都有了不错的工作。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妹妹。她最初在幼儿园工作，后来调入市图书馆，由普通馆员做到图书馆馆长，并且还先后赢得了新疆与全国“三八红旗手”的荣誉称号。他的二弟，如今则是库尔勒小有名气的经营摩托车和五金工具的老板。

新疆是堂叔的第二故乡，那里是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地方，他对新疆的感情自不待言。但他对衣胞之地同样深情眷恋——1974年那次回故乡之时，堂叔许下了一个心愿：只要情况许可，他希望今后每10年回来一次，看看家乡，看看亲人。在后来的30多年中，他果真信守了这个承诺。而在不能回来的那些年头，他每年都会有几封长信到我父母。他写的这些信，真的很长，一般都是两页以上，并且正反面都写——顺便说一句，他的钢笔字非常漂亮，即便是做教师的我和我的父亲，甚至与我们绝大多数同行，也很少有人达到那潇洒与俊逸的程度的。而在学校工作，纸张应该不是问题，可他却两面都写，我以为乃原因只能是一个：多年来他已经形成节俭的习惯。但他也有出手大方的时候：有一年，我父母囊中羞涩，想向他临时借一笔钱，他一下就汇过来200元。须知，这在30多年前，一个人的月工资只有3、40元的年代，乃是巨款呀！

最后一次看到堂叔，是在大约10年前。这时他们夫妻都已经退休，孩子也已经工作、成家了。记得那次家宴设在一家酒楼。这家酒楼旁边，某家影楼。吃晚饭，大家便去影楼合影。堂叔来的时候穿的是身便装，堂嫂让他回出换套西装。堂叔起初似乎有些不太愿意，可最后还是回去换了。让人非常遗憾的是，此番探亲返疆不久，堂嫂就查出了癌症，数月之后就病逝了。而我堂叔也应该就是在堂嫂病逝不久因为心肌梗塞而突然病故的。这张照片也是我们与堂叔堂婶最后一次合影。

对我堂婶，我还有话要说：她是我父亲的学生，家庭成分同样较高，经由我父亲介绍去了新疆；而去新疆之前，她甚至没有见过我堂叔一面！我堂叔只是小学毕业，我堂嫂却是中学毕业，他们能够走到一块儿，纯粹是一种缘分。就我的观察来说，在他们家，应该是妇唱夫随。遥遥数千里，牵手几十年，这感情，非比一般哪！

我堂叔，乃上个世纪60年代上百万支边青年中的一个，平凡而普通；他以及他那班人的命运，有多少人知道、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