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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语言的掩饰与增生----(原创

        ----以常见常用的“服务”为例 

     在我国传统语言观里,语言的功能被局限的“言物指事”,说起来也相当简单:比如我指着窗外的那棵枣树说“这是一个枣树”,这六个汉语字符就表征着窗外的那棵枣树,如果把这六个字写在纸上或者录音,就算保留了记忆,我想,其价值功能仅限如此。

再一想,此问题绝非这么简单,因为,说话这话的人---也就是言说的主体、不同的语境,即便说出的语言一模一样,而其中意蕴非常不同。试想一下:如果是一位诗人,当他说出“窗外有一棵枣树”时,很可能是在表露着一种审美意识;当一位老农民说出的时候,可能是以展望的视野盘算着秋季来临的时候收获多少的红枣;当是一位植物学家说出时,可能已经在脑海里映现出它在树木科类中的归属、它的年轮、它的寿命;当一位木匠说出的时候,可能盘算着如果现在把它伐掉制造出什么家具.......。

于是,同一种相同的话语,如果处在一定的经济或道德构架中,说话者按照各自需要必然做出对某些方面的突出或强调,或者某些方面的遮蔽或置换。我前几年阅读过一篇关于研究审美的文章,其中说到鲁迅《狂人日记》中那句话:

“今晚夜光真好”!

该作者评论道:如果这句话出自一个在西子湖畔的月光下,两个恋人手挽手走在苏堤断桥一定是件情景交融的浪漫恋情;而如果是《狂人日记》中那个“狂人”在被对手追杀在月光下的小巷或旷野,那么这里的“月光”一定让人毛骨悚然。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有一些常用词汇,看上去非常明晰、确定,即便是一个小学生不但充分理解其意义,而且也能够熟练运用。但是,这些早已很习惯、并认为顺理成章不会有任何疑义的语词,如果与其拉开一段距离或者还原它“生活基地”的前维度,就会发现它的价值意义、表达功能早已并置换或者被游移而面目全非。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加怀疑的使用着,并且还认为这是唯一的意义。还有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被这些语词、表述规定着、禁锢着,甚至滑入“语言拜物教”。于是,语言的表达阐释功能被颠覆了----就如海德格尔那句名言:

“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们”。

这也是说话的主体不是“我”,而是被说出的“话”;这种“话”原来在句子里可能是“宾语”---被叙说的对象;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主语,而把原来的说话主体降低到宾语位置,也就是互换位置。所以,人类学家本维惠妮特认为:说话者有两个并在的主体:一个“言说主体”;另一个“话中主体”。当一种话语被制造出来并上升为意识形态高度时,他就是语言主体,并反转过来主宰或者宰制原来的“言说主体”。这一些是很容易理解的,当你站在官方文告面前时,那些字符争先恐后进入你的眼睛,并对你形成敬畏、庄严、威慑的情感;或者在法院布告前,你也被一次次警示着。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是人类生活的前维度。什么是“前维度”?即使人类“生活基地”的最原始经验,这一点也早已为马克思所关注。他认为:人类存在的首要事实就是“吃穿住”,其次才能从事政治、道德和哲学等等。这个思想虽然看起来不算高深,但却由于被遮蔽或误认不入流的“吃饭哲学”而轻视,这是很不应该的。为什么“语言哲学”成为当今“显学”?就是因为长期忽视语义分析,而分外给与的补偿。在此处,我就以及各最常见的“服务”为例,便可透视其中端倪:

关于“服务”是最常见的一个汉语动词,如果按照辞书的解释,它就是“为一定的对象工作”。我们先看看这个逻辑定义:“服务”属于工作范畴,只不过是“为一定的对象”。我想,难道“人类的工作”还有为“不定”对象的?大家说“有没有”?恐怕没有。试想,假设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工作对象没有固定对象,一会儿是为家庭成员、一会儿是为邻居街坊、一会儿是为集体组织而游移不定,这是不可想象的。凡是属于“服务”必然是很有针对性地某个人、某个社会组织、群体等等。没有为“一定对象”的工作或“服务”是不存在的。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服务”的性质就先还原它,也就是最初的服务是这么样子?在以后的演变过程又发生了哪些方面的改变?我想这个问题并不复杂。

我上面提到,马克思的那句话:人类生存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吃穿住”,服务主体首先要自己填饱肚子,如果有家庭的还要为家庭成员服务,也就是既要通过工作或服务维持自己的生存,还要承担起为家庭成员“服务”的责任,这是生命个体与社会最基本细胞---家庭成员赖以生存的必需。可见,最初的服务在这种生产力极端低下、生活清苦的环境下,“服务”并不是为了“人民”什么的,而是自己为自己服务,进而为家庭成员服务,所以服务的主体首先是服务于自己,其次再扩展到别人。

后来,随着社会分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产品有了一定剩余,又出现了市场交换等等。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服务的的对象,对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人类的服务对象还是为了自己和家庭。只不过劳动的形式不再是“自给自足”,而是商品化生产再通过市场交换,满足自我及家庭需要。当然在近现代无论是我国还是他国,出现了不少富人,他们有的捐款或做慈善事业,当然也会是为一定对象服务,但实际上还是一种交换形态:只不过不再是传统的“商品---货币---商品的形态”,而是“商品----货币----荣誉”,而是因“慈善”被社会、国家所赞誉而收获了道德价值、荣誉价值,这些还是自己的,只不过转了一个弯子,但最终还是为自己“服务”。

亚当.斯密所言的“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就是为了说明“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价值的用途。固然,它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它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择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确实,它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促进那种利益,它所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就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它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去指导,去尽力达到它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是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效益.......。

对于这一点,20世纪英国一位伟大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在谈到宗教活动的世俗后果时说:

“世俗世界的巨大成就,往往使圣城的工作的意外收获”。

这个意思是说:你的眼光本来是盯着天国的,但是没想到你的活动(也就是“服务”)却促进了世俗世界的繁荣。这种情况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但恰恰证明了历史的辩证法。我们人类的“服务”后果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看穿的,它只有在事后反思中才能被认识到。有时我们两眼盯着天国,却无意中导致了人间繁荣;反过来,如果我们紧盯住脚下那片土地,我们可能只能在原地转圈。这一些就是说明:只有为自己“服务”,才能更好的为社会服务;反过来讲,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目的也是为自己服务。所谓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可以做到,但是,这还是另一种形式上的为“自我服务”。如果把“服务”推向一个为他人的“纯粹”,那么,就自己最基本的生存也成了问题。

以上可见,“服务”就是一件很普通的工作形态,它由每个人“衣食住行”需要所派生,也就说不上多么光荣或者多么神圣。我们通常所言的“我们从事着某一项伟大的事业”,这话当然漂漂亮亮,但其间却有一个模糊:我们现在很多人一讲“事业”、“服务”等等,好像总是与理想、奋斗、政治和道德紧密连在一起,其是一件很普通的谋生劳动,哪有这般庄严?我们常说的服务对象很多:比如:干部要老百姓服务;老师为学生服务;医生为病人服务;演员为观众服务;军人为国家服务等等,特有的服务岗位只能为特定的对象服务,也就是“为一定对象服务”。劳动分工决定了为对象服务的特定范围,它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革命工作无贵贱之分”?按照老子的观点,凡是越是反复强调或者宣扬的也都是稀缺的或需要的。在我国长期有着重脑力劳动轻体力劳动的文化传统,就如孟子所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本来无论是劳心还是劳力,都是服务的不同形态,但是为什么对“服务”划分出如此等级?当然这是在当时的封建朝廷们为了有效维护权力的稳定把服务主体作出贵贱之分,从而证明“劳心者”对“劳力者”控制的合法性。虽然当今我们把服务视为“无贵贱”,但这正是因为“有贵贱”才作出的矫正性的强调,并且把“劳心者”降低为“公仆”,但仍然看到每年要挤上公仆行列的人们都挤在“考公务员”这家独木桥上,这本身就是对“贵贱”的明证。

以上算是对“服务”语义与语用的一点解剖,这只是大量被遮蔽词汇的一种,大量的都没有被解析,被明确而处在一种晦暗不明状态。比如像“要贡献而不要索取”等等,都有待于揭示。我们看到政治领域只是一个不大的领域,从其价值功能而言只是对社会的一种管理,它是一种既开放又约束的行为。而人类的很多行为并不是政治的,而更多是生理的、道德的或审美的。它只能在他的范围内运行而不能僭越到职业、家庭和私人生活空间。相对于经济和生存,其他总是次要的,一个越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国家就越是弱化管理,作为“服务”,只是生存的或者经济的。

“语言本体论”是当代哲学思想的前沿,这是维特根斯坦提出来并被后人发扬光大的。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艾可认为,一个词汇就是一个文化单位、一个知识迷宫,就象“服务”一样,它包含着大量的、也是极不相同的意识形态话语,把一个本来很简单的工作词汇增生出很多不应有的附着。这一点早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奥卡姆对这类现象的弊病看得很清楚,他说:

         “如无需要,勿增实体”。

虽只有八个字,但却是一个极具价值的警告,这是拯救语言混乱的一个禁止性命令,它的价值就在于:在一个本来不需要附加成分的实体上再增加所谓的“实体”,就会出现实体派生的“属性”,而当属性的外延扩展时,又连接新生的实体......,这是一种每完没了的对新增实体的解释,于是,语言就变得越来越混浊。还都是一些十分有害的“增生”或“附着”。至此,我感悟到:

凡是“中性”的对象它具有普适的价值而适用于全人类,如果硬要从农民的种植或养殖中区分“服务”的阶级性是件很危险的事情。继而我才体会到罗兰.巴特提出的那种“零度写作”的应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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