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分析哲学产生于上世纪初期，主要是当时英国剑桥和牛津一些哲学家创立的，其中比较出名的像摩尔、卡尔那普、罗素等人，其中集大成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维特根斯坦。这些哲学家认为，哲学自2000多年前柏拉图以来基本上在原地踏步，怀特海认为，2000年的哲学文化都是把柏拉图的注脚，说起来很是令人失望，这其中，哲学语言的混乱是主要原因之一。
哲学从它的意义功能来讲就是一种“元语言”，也就是解释某一学科知识的语言，就像我国现在的中医学有理论、有实践操作等等，如果通过使用一些具备充分概括的概念，再把它上升到本体论或者认识论层次，这就是中医哲学了。但是，哲学长期以来所充当的“科学的科学”却随着各门具体科学理论的发展成了“无冕之王”，被解释的科学已经相当完备了，其中有不少已经上升到“形而上”层次，如果哲学再解释，无非就是画蛇添足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哲学危机，第二个方面，维特根斯坦发现哲学中那些“大而无当”的概念，如物质、意识、规律性、本质、理性、存在等等，都是一些废话，这些废话并不是说它是错误的，而是无意义的。2000多年来的哲学争论，都是在对废话的争论，这些大概念每个哲学家都作了不同的理解，而且对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的理解都不一样，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对哲学语言意义的滥用。他说：哲学家就像一个瓶子里的苍蝇在瓶子里飞来飞去局是飞不出瓶口。于是，维特根斯坦开出的治疗哲学药方就是把哲学还原为“日常语言”，并且严格注意概念、句子在不同语境中的用法，所以他提出了“语言游戏”的理论。
语言分析哲学博大精深，它集中体现在维特根斯坦两本著作中----《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特别是后一本著作有很多对语言概念个案分析，很值得阅读。下面，我们从我国文化生活中一些语言个案进行描述，起码我们看到这些语言一些不精确的特点：
第一，任意性。最任意的地方像菜肴名称中的“母女相会”（鸽子和鸽蛋）、川菜中的“夫妻肺片”、“儿童肉松”等；
第二，逻辑混乱。日本侵略中国“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是逻辑顺序出问题，烧光了还有何物可抢？杀光了也无须再抢。
第三，含糊性。“小老大”---三个相对的描述被凑合在一起。而英语的表达就很清晰----“young captain”.
第四，冗余---不合逻辑。“严打”---什么是对应的“宽打”？“面向未来的选择”----难道还有面向过去的选择？
第五，“能指”大于“所指”。西雅图的所谓“反全球化”口号不能成立，全球化内容很丰富，有很多正面价值的东西，难道也一起反对吗？还有“大学生犯罪”，把古今中外大学生一网打尽，一个能指的大帽子，而所指只是很少一部分。
第六，用词铺张。复旦大学与北京大学对话成为“南北对话”，显然以偏概全；
第七，滞后性。“汽车在马路上行走”。现在交通工具早不用马了，为什么还叫马路？
第八，辩证性。“我遇到滑铁卢”。这种提法只是单向度的，对于拿破仑来说，滑铁卢是失败的象征；而对于联军率领惠灵顿而言则是成功的摇篮。
第九、汉语施事的主体与受体位置一样。“医生正在做截肢手术”。是医生被其他医生作截肢手术还是医生给他人做截肢手术？“明天我去看医生”？是你去看望医生还是找医生为你治病？语鄢不详。
这些还只是日常语言中的不精确，那么哲学概念极其抽象、晦涩，这其中的模糊性、不精确性、词不达意究竟又有多少？西方有一种“语境主义”，就是把语词放进具体句子根据上下文理解意思，也就是注意当时具体的语境。但是，对于哲学概念也无济于事。
汉语的语义、指称、象征、隐喻很复杂，中外语言的对应译法又很不成功，这也是汉语文化改革的一个难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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