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故地重游者的觅踪与思索26之
（一）
我的父亲----一位生长在山东沂蒙山区农家的孩子，在他81年的生命历程中，在13岁那年（1942年严冬）跟随着我的奶奶从鲁中的大山里走出，顶着凛冽的寒风，向着北方的渤海湾畔艰难的行走，这是一个没有目的地的流浪。一路上走走停停，当沿路乞讨到寿光县大平原西部距离海滨不到50公里的一个小村庄居住下来了。这一住就是26年。在他39岁那一年（1968年寒冬），一辆马车拉着全家的全部家当，还是冒着像当年一样的寒风，原路返回到当年乞讨时的出发地---临朐县西岭子村。而这一住，只有三年的时间。在他43岁那一年，在一个初春“惊蛰”节气的那一天，还是一辆马车又拉着全部家当，还是40年前那条乞讨的路线，又复返居住过的这个小村庄---寿光市安乐村。38年后（2010年8月），他终于长眠在这块异乡的大地上。
山东省临朐县西南部，连绵起伏的群山，当时爸爸居住的小山村就在一座大山的南坡，爸爸曾对我说过，如果在当时是风调雨顺的年景，种地农民的日子还能凑付，如果遇上旱灾，这种山地石岭上的庄稼就会颗粒不收。父亲说，这一年不但遇上了几十年没有的大干旱，而且当时的日本鬼子对这片山区反复进行“大扫荡”，制造出骇人听闻的“无人区”。爷爷早在5年前“闯关东”，在辽宁省本溪附近的一座煤矿上悲惨死去，剩下了奶奶拉吧着只有8岁的爸爸和4岁的姑姑相依为命。正是在当时的旱灾和“兵灾”的双重压力下，在这片地方的农民向四下流散。父亲说，这一年虽然春节临近，你奶奶一手挎着要饭的竹篮、一手领着只有你四岁的姑姑、我跟在后面迎着西北风向着北方行走的时候，这条路上的灾民已经步履蹒跚的行进着。父亲说，当我和你奶奶、姑姑离开居住的房子时，走几步停下来回头张望；再走几步，又停下来，又回头张望。这里是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子，这里是我出的地方，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13年。舍不得走、但又必须走，最后，还是流着眼泪，迎着寒风一步步走去，转过山头，我和你奶奶还在张望这个小村子，他已经消失在群山的后面。10天后，也就是农历1942年腊月23的“小年”，落户于现在的寿光市。
就是这样，我的奶奶带领着全家，从故乡的出走、返回、再出走、再返回，走出了第一弃家的道路。这种弃家在农家生存中是少有的，并且这种弃家中行走异常的艰辛，一路的风雪、一路的乞讨，奶奶曾对我说，讨要的地瓜面饼子被冻成了“石头”，饭碗了的饮水结成厚冰，手脚和脸起了冻疮。数九寒天，一家人穿的鞋子露出了脚趾头.......。
从1942年底到1968年底，在寿光市安乐村这一“留驻”就是26年，在这个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奶奶和父亲第二次在这个不足50户的小村子里扎下了根系。从1960年后父亲就担任了党支部书记，“文革”被打成“走资派”被批斗管制。
1968年冬天---腊月24日，正好是26年前腊月23日小年在这个村子落户，我们全家还是在奶奶和父亲的带领下，一辆马车装着全部的家当，沿着当年奶奶和父亲逃荒路线返回到了26年前的那个出发点。
这一次从第二个“留住点”的出走，与第一次不一样了。上一次来时的3口人增加到7口、我的母亲，我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在那个本来就极为贫困的年代，再遇上政治迫害无疑是雪上加霜，一家人都穿着补丁叠着补丁的衣服，在呼啸的寒风中冻得浑身发抖，母亲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在走出院子的那一刻，她一次次返回身来，望着全家用辛勤汗水盖起的房子，望着院子里的那棵与她相依为命的大枣树、饲养过牛羊的草棚嚎啕大哭，父亲和我几个弟弟妹妹也擦着眼泪。只有最小的3岁妹妹，母亲把她抱在怀里，先是惊异地看着全家人，后也大哭起来。
离弃生存家园的痛哭，在于长期生活中对家园渗透其中浓厚情感的释放，那一草、那一木都倾注着全家人辛勤劳作的心血；在那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里，曾经是全家休息、吃饭、储藏、甚至小孩做游戏的地方，母亲曾经在炕头上、在深夜里摇动着嗡嗡的纺纱车、奶奶曾经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纳着鞋底；我和弟弟妹妹们也曾经在这站煤油灯下写作文、做算术题......。在这里留下了不只是我们的脚印，并且留下更多的是我们生存的全部场面，在这块场面的地基上，全家扎下了深深的根系，如今就要将这些根系全部拔出，焉不能流泪、焉不能嚎啕！
装载着全部家当的马车从院子里出发了，一个揪心的场面出现了，嚎啕大哭的母亲，忽然在大哭中扑倒在地，她趴在地上好像是要抱住这个院子，他好像是要化作这个院子里的泥土，永远留驻在这个“家”里，我和我的父亲、邻居一次次把她从地上扶起，但是她还是死死地抱住这块土地。此时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一边拉着母亲，一边大哭着。现在也就是40多年后我才明白，农家在不得已的困境中出走，就像一棵长期生长在泥土中的大树，当他习惯了几十年的风雨雪霜后，她就不会轻易离开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如果生硬地连根拔出，对于这棵树是一种苦难、一种悲伤、一种难以言表的不舍不离。
马车的车轮慢慢地转动了，出了院子，一家人不约而同地望着这个生活了26年的家；行走到村子中的大街上，一家人还是回过头去深情地望着草屋的房顶、没有木头街门的栅栏、还有与这个家园同龄的大枣树。忽然一大片冬雾笼罩着这个村子，马车驶离了村庄，此时全家人又一次张望着弥漫大雾的村庄，此时每个人眼睛都哭得红红的，马车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行走着，这时一家人都默默地跟在马车的后面，行走在26年前奶奶和父亲来过的那条道路。
临朐县西岭子村，坐落在一片群山起伏的山沟里，它是父亲在此出生并生活了13年的最初家园。第二天，拉着全部家当的马车在这座小山村停下来，开始了长达3年的安居。
从寿光市安乐村的出走，等于是将全家连根拔出，来到160里外的群山峻岭等于是又一次扎根。能否扎下根，事关能不能继续存活。而存活，意味着是否能够适应异地的水土。我来临朐父亲的故乡时只有16岁，在那时，这个年龄的孩子早熟。只是在这个小山村居住2--3个月的时间，我就判断出这里并没有合适的土壤使我家能够扎下的根系。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并且由于山地土壤瘠薄，一年辛辛苦苦种植的粮食根本填不饱肚子。并且当地的农民由于更加贫穷，在生活习俗、民间交往等方面，与当时的寿光农家有着不小的差异。别说母亲和我及弟弟妹妹不适应，就连出生在这里的父亲也感到了更大的生存痛苦。除了奶奶外，全家达成了一个共识，一定再回到寿光的故乡，哪里才是适合我们生存的家园，但是，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父亲还戴着“走资派”帽子的时候，如果这时回去，岂不是还是当年全家从寿光出走时的困境？
1971年，有两件事情推动了我全家再次向寿光搬迁的动力：第一件我的奶奶在1971年冬天去世，长辈阻扰的障碍排除；第二件“9.13”事件，促成了政治上的松动，当时父亲专程到当时的寿光县革委会，找到了被解放的老干部、原县委书记卢星文，这位卢书记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我家搬回寿光故乡、并且要父亲重新担任书记。。1972年初春的“惊蛰”季节里，还是一辆马车，拉着全部的家当，再一次沿着3年前从寿光到临朐的道路，复返寿光县安乐村。
这一次从临朐的出走，没有眼泪、只有高兴；没有悲伤、只有欢乐。在离别那座草屋的瞬间，从父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松和怪异：这种轻松，既是对3年劳苦折磨结束后的欢喜、又是对强加给父亲走资派的否定，如今又回到阔别3年的家乡，有谁不高兴呢？
还是像三年前，马车的车轮又慢慢的转动了，驶离了院子，来到大街，全家还是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望着既熟悉、又陌生的家园，草房、猪圈和草棚子。还有那几棵三年前种植的梧桐树，竟然长得那么高、那么笔直。为什么？因为这是在有一年我去赶集，用了5角钱买了5棵大拇指粗的树苗，我挖坑、浇水、培土，一天天看着他们长大；又因为他们是当地的树苗，只是从不远的山坡移植到自家的院子里，这里面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而对于我们全家，这是从100公里外的平原向山地的移植，他需要的土壤、水分空气和阳光，与100公里外全然不同，3年来仍没有在这片土壤里扎下根系。所以，又一次的出走，还是为了重新找回那片适宜生存的土壤。
母亲、我和弟弟妹妹都很高兴，唯有父亲眼睛红红的，我想这一次离别他别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他的第一次从这里出发，是13岁，是在一个滴水成冰的严冬；3年前他从寿光走来，也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季节；而今，在一个冰雪消融的时节，又两次复返同一条路线，那种感慨、那种滋味，也许只有自己才能充分体验。正是这种五味俱陈的体验心酸中也夹杂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此时他指着我和弟弟妹妹们说，“29年前，我和你奶奶、姑姑从这里走的时候是三口人，这一次再次从这里出走是7口人；三年前从寿光来这里是7口，今日还是7口，去年你的奶奶去世了，但前年又添了你的小妹妹，这里虽然是咱的老家，但这一走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但你们要记住这里是你爸爸第一次扎根的地方.....”。
第二天马车到达寿光市安乐村的时间是1972年的3月15日，差一天就是农历的“惊蛰”时节。当曾经在这片土壤中26年的根系重新扎入熟悉的土壤后，无需经过那种排异、那种重新的适应，很快我们全家就迅速融入熟悉的村落、迅速扎下并扩展着生存的根系。
（二）
正是这种从临朐到寿光、再从寿光到临朐、又从临朐到寿光数次循环往复，在我的心中深深地留住了一种说不出的心理情结，每当我回顾奶奶和父亲第一次从临朐到寿光这段不堪回首的艰难行走，眼前就映现出那种暴风雪中母女沿路乞讨的悲惨图像，这种背井离乡的路途异常坎坷。有时我在梦中也映现着我的先辈们在冰天雪地里衣不遮体的身影，经常在痛哭中醒来已是满脸的泪水。我的故乡啊！你到底是在哪儿？是寿光市的那片平原大地？还是临朐县的那片峻岭深山？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动力驱动着全家数次弃家又寻家？而每一次的弃家，既是一种对家园的恋恋不舍，但又是不得不被迫出一次次的出走；而每一次的寻家，都曾对定居后做出过对家园坚定固守的承诺，而这种承诺又在强大的压力面前非常脆弱，当被严酷的生存现实撞击的粉碎时，又不得不又一次弃家返回原先居住的地方。
第二次的出走，与第一出走不同的是，不是自然灾荒和外来侵略者对生命的折磨和杀戮，而是“文革”；
第三次也就是从临朐的群山重新回归寿光的平原大地，是我家对人的尊严寻找的成功，在等待了三年和支付出高昂的代价后，三年前被迫拔出的根系重新移植到曾经长期生活过的土壤，数次出走的无奈终于转换成为相对固定的“留驻”，至少对于父亲，他不会再一次返回他第一次出走的那个地方。最后，在他81周岁那年，他终于长眠在这块他为之奋斗了65年的土地上。
（三）
每一搬家都是一次将生存根系连根拔起后到别处重新栽培的过程，如此拔出的许多根系已经被折断，这种被折断的痛苦，已经牺牲掉他重新复活的能力；况且，当他被植入别处的土壤时，还面临水土不服的厄运。当刚刚被植入土壤，又要拔出根系、在此栽培时，又需要一段融入和同化的适应，这虽然是植物学的知识，但是在本质上他同人类迁徙相同构，所不同的是，留住后的无奈和无奈中的出走，与植物的移植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无奈中究竟蕴含着多少的精神折磨？多少的血和泪？简直是一言难尽！
是啊，这种无奈中的出走，又因在定居中的无奈，不断地走着这条弃家又寻家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不是从甲地到乙地再到丙地......的那条线性路途，而总是从原点出发，最后的终点又回到了原点。循环是一条封闭的道路，对于那些历来被边缘化的农民们，就像过去农村的一头毛驴，当他被主人驱使拉动碾压粮食的石磨，也就只能拉动着沉重的石磨行走在一个又一个着一个循环的封闭路途........。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瞬间！如果把当时的这种心情转化为文字，但是，抽象的字符怎能与奶奶、爸爸当时的悲伤、心酸同构？在复杂的情感面前，虽然字符只能做作似的表达，但是我还是做最大的努力，以文字符号把当时心情还原。
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家园，这是庄稼人的“根”，就像一棵深天大树、也像一颗不起眼的小草，它的根系居室深深地植根于家园中的土地，土壤、水分和有机质料供应着这些植物的成长。而土壤成分相对恒定在于其中各类成分的稳定，不是特别的大旱大涝，土壤中的水分也是以相对稳定的常态滋润着植物的生长。作为世世代代生长在这片山区的农人，就像大地上的植物，在长年累月的衣食住行中、在一年四季的春播、夏种、秋收和冬藏中，平静地演绎着这幅寻常的世俗生存的图像。也正是这种植根性对家园的固守，使华夏农民安于现状、安土重迁而不轻易走出自己的家园而流浪。但是又由于在天灾人祸的威逼下，农民又不得不一次次背井离乡的流浪，我的家庭就在这流浪大军中循环往复。
如果说在农业文明的历史阶段，农民还能够相对地固守着那片贫穷的家园，那么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家庭就处于这种大潮内的不断流动。还在39年前，我从寿光的大平原只身来到黄海之滨的青岛市创家立业，而今“留驻”在这座海滨城市里。最小的妹妹在10年前带着只有四岁的孩子去了新加坡，弟弟则在距离家乡不远的乡镇驻地安家落户，第二个妹妹也是在镇政府安家，只有大妹妹在距离安乐村2公里之外种植着一大片土地。
“其实，所有的故乡原本不都是异乡吗？所有故乡不过是我们祖先漂泊旅程中的最后一站”。（见杨明《我以为有爱》
我原来的家乡在什么地方？每个人都在询问，每个人都在寻根。但是我们也许永远寻不到最初的故乡，当我们回溯着先辈们在时空链条上一个个“留驻点”时，你会惊异地发现：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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