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广济寺塔的始建时间，现在的一些相关资料，均采用建于辽代道宗清宁三年，即公元1057年。这一结论是据《续通志·大广济寺塔记》的记载而确定的。
但锦州的学者在摘录、引用原文的时候，出现严重错误。通过查对原文，可以为广济寺塔建筑时间考证提供依据；广济寺古建筑群内所存文贵于明嘉靖十一年（1532）所撰《广济寺重建前殿记》中引述的金代高链所撰《塔记》也称：“肇造于辽道宗清宁间。”这是较重要的文字佐证；而从广济寺塔体所发现的一些铜钱币上的年号文字，则也为广济寺塔建筑时间考证寻到了新的线索。
过去诸多学者著文使用《钦定续通志》对《大广济寺塔记》的记载文字是，“清宁三年立，旧锦州。”这段文字明显与原文是有很大出入。
查《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七十·金石略四·历代石刻·（辽）》《大广济寺塔记》描述的原文是：“正书，清宁三年。锦州。”
即，《大广济寺塔记》这通碑碑文是“正书”，即楷书体；是“清宁三年”的碑；竖立在“锦州”。
前面所说的学者把原文引错的文章是《锦州名寺考》，此文考述广济寺塔说：“塔在寺前。正式名称，叫广济寺舍利塔，其建筑年代，按《续通志·大广济寺塔记》中记载为：'清宁三年立，旧锦州。’可知，塔在辽王朝道宗耶律洪基清宁三年所建（公元1057）。”
这里不但把《续通志》中对《大广济寺塔记》碑石情况的简述文字记录错误，而且这一错误把对《大广济寺塔记》碑石情况的简述，变成了对大广济寺塔肇建时间的记载。这一错误引起的歧义显而易见是将大广济寺塔的建造时间错后了。大家都知道，为一个建筑物立碑的时间，一般是在建筑落成之后的。《大广济寺塔记》这通碑石是：“清宁三年”竖立的，那么大广济寺塔在辽道宗清宁三年（1057）就应该已经建成。这说明大广济寺塔建筑时间还要提前，前到什么时候？
从辽代塔式建筑的施工工期规律来考证，以现在发现的有记载的辽塔建造时间最短的是辽庆州白塔为例。据《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营造历史及其建筑构制》一文考证，庆州白塔的修建是在动用军队的情况下“仅二年半时间得以完工。”那么以此工期推算，《大广济寺塔碑记》是清宁三年（1057）竖立的，即在广济寺塔竣工当年竖立，那么广济寺塔最晚应始建于清宁元年（1055）。这与《广济寺重建前殿记》中引述的金代高链所撰《塔记》称：“肇造于辽道宗清宁间”也是相符合的。
但是，如果再大胆推断一下，若广济寺塔的建造时间或许是5年，其始建下限应是，辽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4）了。这个推断是可参照《锦城大广济寺重建前殿碑记》“锦城广济寺古刹也，肇造於契丹之初”的记载来佐证。这样按照辽代寺院布局“先有寺后有塔”的一般规律，大广济寺及塔的始建时间当在此时，是有证据、有规律可循的。
这一大胆推断准确性如何呢？维修广济寺塔时的一些发现，对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帮助。
广济寺塔这次维修没有进行主动的发掘，未发现碑文、经幢等有确切的文字的记载，是一大遗憾。但从广济寺塔体上所发现的一些铜钱币上的年号文字，则寻到了新的线索。其中最早的钱币为“周元通宝”，始铸于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955）；最晚的钱币是“天禧通宝”，北宋真宗天禧年间铸，时间是公元1017年～1021年。与道宗清宁年间，1055年～1064年相差30余年。按照后代可以有前代的东西，而前代绝不可能有后代东西的规律，广济寺塔的建造时间绝不能早过1017年～1021年间。还因为宋朝的钱币，流通到辽朝，并瘗埋在塔中，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这样宋代“天禧通宝”30年后，能够瘗埋在广济寺塔上，就可以理解的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考古现象，现在辽宁地区发现的宋代钱币很多，而辽钱很少。原因是，宋朝与辽朝缔结“澶渊之盟”（1005年1月）后，宋朝每年向辽国进贡银币10万两，绢20万匹。40年后，辽国再度施压，宋朝贡项增至银币20万两，绢30万匹。一方面宋朝年年向辽朝纳贡，大量的宋朝的金银、铜币流向了辽朝，辽朝没有了自己大量铸币的必要。另一方面辽朝自铸币种类颇多而数量较少，是因为长期以来，布帛、羊马曾与金属货币一样作为商品交换中的比价物，故辽世宗（辽义宗耶律倍之子，辽朝第三位皇帝）时胡峤在辽上京（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看到的是“交易无钱而用布”。辽朝铸币少，反而使现今辽钱收藏十分热门。因此，广济寺塔上没有辽钱币出土，也是这一现象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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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倪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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