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书·太子晋解》篇性质探讨

【摘要】《太子晋解》作为《逸周书》中特殊的一篇，受到学界普遍关注，但其性质值得探讨。首先，《太子晋解》虽然存在与赋体相类似的特征，但总体上看应该被视为小说，而不能被视为赋。其次，《太子晋解》篇虽然与师旷相关，但由于中心人物并非师旷而是太子晋，因此不能被视为“师旷小说”。

【关键词】师旷；《太子晋解》；赋；小说；师旷小说

《太子晋解》是《逸周书》中比较特殊的一篇，无论是语言运用还是内容主题都与其他篇章存在差异，因此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但不同学者对这篇文献的性质认识有所不同。上世纪八十年代，胡念贻先生曾撰写《〈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一文，将此篇文献视为小说。在后来的研究中，由于这篇文献内容涉及战国时期晋国乐师师旷，一些关注《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小说家书《师旷》的学者，将此篇文献视为师旷小说。而随着古赋、俗赋研究的发展，刘光民、赵逵夫、伏俊琏等学者又将此篇文献视为赋作。

因此，研究《太子晋解》篇，就涉及文献性质断定了问题。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梳理文献的性质，对文献研究来说，既是基础性的，也是关键性的。诚如胡念贻先生所说：“我们今天清理古代文化遗产，首先要按古代一些典籍的内容对它做出科学的归类，使之各得其所。”^[]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此篇文献的性质呢？我们认为可以分两个步骤来进行辨析：第一，此篇文献是赋还是小说；第二，此篇文献能否被称为“师旷小说”。

要弄清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还是看一下此篇文献的原貌：

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而与之言。五称而三穷，逡巡而退，其言不遂。归告公曰：“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臣弗能与言。君请归，声就复与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将以为诛。”平公将归之，师旷不可曰：“请使瞑臣往与之言，若能幪予，反而复之。”

师旷见太子，称曰：“吾闻王子之语，高于泰山，夜寝不寐，昼居不安，不远长道，而求一言。”王子应之曰：“吾闻太师将来，甚喜。热又惧吾年臣少，见子而慎，尽忘吾其度。”

师旷曰：“吾闻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骄，自晋始如周，行不知劳。”王子应之曰：“声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积施关，道路无限，百姓悦之，相将而远，远人来欢，视道如咫。”

师旷告善，又称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则，由舜而下，其孰有广德？”王子应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远人，皆得己仁，此之谓天。如禹者，圣劳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与，必度其正，是谓之圣。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无方，服事于商，既有其众，而返失其身，此之谓仁。如武王者义，杀一人而以利天下，异姓同姓各得其所，是之谓仪。”

师旷告善。又称曰：“宣辨名命，异姓恶之。王侯君公，何以为尊，何以为上？”王子应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谓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谓之士；士率众时作，谓之曰伯；伯能移善于众，与百姓同，谓之公；公能树名生物，与天道俱，谓之侯，侯能成群，谓之君。君有广德，分任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达于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为帝。”

师旷罄然。又称曰：“温恭敦敏，方德不改，开物于初，下学以起，尚登帝臣，乃参天子，自古谁？”王子应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义治律，万物皆作，分均天财，万物熙熙，非舜而谁能？”

师旷东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王子曰：“请入坐。”遂敷席注瑟。师旷歌无射，曰：“国诚宁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乃注瑟于王子，王子歌峤曰：“何自南极，至于北极，绝境越国，弗愁道远。”

师旷蹶然起，曰：“瞑臣请归。”王子赐之乘车四马，曰：“太师亦善御之。”师旷对曰：“御吾未之学也。”王子曰：“汝不为夫《诗》，《诗》云：‘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镳镳，取予不疑。’以是御之。”师旷对曰：“瞑臣无见，为人辩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闻而易穷。王子，汝将为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师何汝戏我乎？自太昊以下，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大当时而不伐，天何可得？吾闻汝知人年之长短，告吾。”师旷对曰：“汝声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寿。”王子曰：“然。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帝所，汝慎无言，殃将及汝。”

师旷归，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这则材料记载了叔誉使周，被周太子晋所难，归国后请求晋平公归还侵周之地，师旷在这种情况下使周，会见太子晋。二人在你来我往的问答过程中，太子晋占据上风，师旷心悦诚服，十分佩服年幼的王子晋的智慧和道德。材料的结尾是二人对王子晋寿命不长的预言，并以预言应验作结，有一定的神秘性。

一、《太子晋解》不宜被视为赋

事实上，《太子晋解》篇兼具赋和小说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两种观点都有一定合理性，但笔者认为，从总体上来看，应将其视为小说。

我们先来看主张是赋的观点。刘光民《〈逸周书〉中的一篇战国古赋》认为此篇文献的写法与汉代散体赋的体式相吻合。他将汉代散体赋的体式概括为：“以铺陈夸饰为主要表现手法，主体部分常设为主客问答形式，状物、写景、叙事、议论皆以对话语言出之；人物语言之外，极少作者说明描写成分。其前有序，交代主客双方，并为他们的对话提供极其简单的情节依据；后有结语，说明结局，或婉陈讽谏之义。序与结语纯用散体语言来写，对话部分则韵散间出，而以四、六韵文为主，并多用排偶句式。”

赵逵夫认为：“这篇作品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一篇典型的俗赋作品：对话的形式，有一定的故事性，对话语句整齐，有几小节为整齐的四言局，多排比句，对话部分通篇押韵，语言通俗，行文不避重复，带有民间传说故事的特征，有的地方显得诙谐幽默。”

刘、赵二人的观点很相似，都是将《太子晋解》篇与赋体的特征相类比，发掘两者的相似之处，从而得出《太子晋解》篇是赋体的结论。但是，他们在异中求同的过程中，忽视了同中之异，即《太子晋解》篇与赋体的差异性。

第一，诚如刘光民所言，在赋体主体铺陈夸饰展开之前，往往有简单的序文，交代主客双方，并为他们的对话提供极其简单的情节依据。这一点咋看之下似与《太子晋解》的开篇相似——安排师旷师周，为师旷和太子晋对话提供契机。但是赋体中的散体序文只是为对话铺陈的契机而存在，没有必要交代相对完整的背景缘起。因为过多的额外信息不仅显得多余，而且影响赋体主体铺陈夸饰的展开。而在《太子晋解》中，开篇不仅提供了对话契机——师旷使周，还详细交代了师旷使周的背景，即叔誉出使的不利，外交上的受挫。如果将《太子晋解》视为赋体，叔誉、晋平公的出现，以及叔誉使周的背景都显得多余，与赋体铺陈的展开毫不相干。

第二，由于赋的主体是铺陈夸饰，对话双方的身份并不重要，因此往往是虚构的人或物，较少出现真实的人物。即使出现，对话双方也不会表现出个性特征。但此篇文献完全不同。无论师旷、太子晋，还是晋平公、叔誉，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师旷和太子晋的性格特征都有一定的展现，特别是太子晋文质彬彬、超凡入圣的神童形象被刻画地栩栩如生。张锦池《志人小说论纲——中国小说探源》一文指出：“仿佛一个早熟的儿童跃然纸上。”这正是看到了此篇在人物性格塑造上的成就。在行文中刻画人物形象是赋体所没有的。

第三，赋的主体对话部分，所关注的是铺陈夸饰本身，并不包含对话内容之外的含义或目的性。而《太子晋解》篇中对话双方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具有自己本身的背景、性格、目的。因此，此篇中铺陈夸饰的对话，除了铺陈夸饰外，还具有明显的目的性。特别是师旷，本身就是为了政治外交目的而来，因此在对话中充满着咄咄逼人的追问和试探，志在完成晋国的外交使命，目的性十分明显。从这一点来看，双方对话虽然存在与赋体铺陈夸饰相类似的情况，但《太子晋解》篇中的铺陈夸饰仅仅是一种对话的形式、表象，我们更应该关注铺陈对话的弦外之音。故而这里的铺陈夸饰不能简单视为赋体的铺排。

第四，赋体的结尾有简单的散体结语，交代结局，或表达讽谏之意，但往往很简短。刘光民在《〈逸周书〉中的一篇战国古赋》中说：“篇末以‘师旷归。未及三年，告死者至’一句收束，和开头部分一样，也是散句。”从刘的论述来看，认为这几句是《太子晋解》的结尾，与赋体相似。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原文，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从“师旷东躅其足”一段开始，已经发生很大的转变，后文穿插了敷席注瑟、歌诗、告归、赏赐等一系列内容，这些都是以散体叙述的形式展开的。即使其中穿插着韵语，也是周代礼乐文化赋诗言志的反映，与前文的铺陈夸饰是不同的。因此，如果将《太子晋解》视为赋文，其结语应该是从“师旷东躅其足”开始的。但这样大段的结语几乎和主体的铺陈夸饰的篇幅不相上下，这种情况在赋体中是不存在的。

这几点都是《太子晋解》篇与赋体特征的不同，是我们研究过程中不能忽视的。基于此，笔者认为不宜将《太子晋解》篇视为赋体。但是，我们研究赋体——无论是古赋，还是俗赋，当然应该将《太子晋解》篇纳入研究视野，这是因为任何文体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受到其他文体，特别是相近文体的影响。《太子晋解》篇虽然不是赋体，但其主客问答、铺陈夸饰等特征也会对赋体的形成发展产生影响。

二、《太子晋解》的小说性质

既然《太子晋解》篇不宜被视为赋体，那么是否可以被视为小说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这一点，胡念贻先生在《〈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一文中进行了分析。胡先生提出了判断一篇作品是否是小说的一些标准：虚构成分所占比重、一定的主题思想，事件的叙述，人物的刻画，环境细节描写等等。实际上，我们可以展开细致的分析。

第一，此篇记载具有完整的情节。开头部分，设置了一个师旷使周的背景，即叔誉出使，被太子应对所难，归国后请求归还所侵之地。这个背景，交代了师旷的出使的原因，并为故事的主体起到了很好的陪衬烘托作用。小说的主体和高潮是师旷与太子的对答应对。结尾则是师旷对太子“不寿”的预言以及太子的去世。几个部分相互关联，构成完整的小说篇章。

第二，人物性格鲜明。前文已经提到，太子晋文质彬彬、超凡入圣的神童形象被刻画地栩栩如生。张锦池在《志人小说论纲——中国小说探源》中曾称赞此篇对太子晋的描写。而师旷在对话中充满试探，富有政治使命的外交官的形象也有很好地展现。人物性格的塑造，是小说创作的重点。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是小说的重要特征。

第三，详略得当。故事一开始，并没有把叔誉的出使应对过程详细呈现，而是将其虚化为背景，而集中笔墨详细叙述了师旷与太子的应对过程。这样的处理方法，使此篇读来，不觉重复拖沓。

当然，以上几点的分析使用的是现代的小说观念，实际上先秦两汉时期的小说观念更加宽泛驳杂，不过是指无关大道的言论。如果使用这种观念，前人已经很早就注意到此篇的小说特点了。《史通·六家》曾评价《逸周书》说：“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显然《太子晋》篇更接近《史通》所谓的“浅末恒说”。清人谢墉认为“此篇诞而陋，与诸篇绝不类”^[]。而无论是《史通》所言“浅末恒说”，还是谢墉所言“诞而陋”，都明显具有先秦两汉时期“小说”的特点。故鲁迅先生说：“《逸周书·太子晋》篇记师旷见太子，聆声而知其不寿，太子亦自知‘后三年当宾于帝所’，其说颇似小说家言。”可见，如果使用先秦两汉时期的小说观念，《太子晋解》的小说性质，早已被历代学者所认知。

基于此，笔者认为，无论使用今天的小说观念，还是先秦两汉时期的小说观念，《太子晋解》篇都可以称之为小说。

三、《太子晋解》与师旷小说

既然，《太子晋解》篇可以被视为一篇小说，那么能否被视为“师旷小说”呢？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一个尺度的问题。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关注师旷小说研究的学者普遍采用一种相对宽松的尺度，即将内容涉及师旷的小说都视为“师旷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学者卢文晖曾辑佚《师旷》一书，采用的便是一种宽松的尺度，甚至将应该被视为历史文献的《左传》中的材料视为师旷小说。自然《太子晋解》篇更被视为师旷小说的代表之作。卢文晖的做法代表了学术界的主流态度。

但笔者以为，我们说的师旷小说，应该是以师旷为中心人物，表现师旷智慧、才能为重点的小说，而不应该泛化为一切有关师旷的小说。《太子晋解》这篇小说虽然与师旷相关，但中心人物是太子晋而非师旷，因此不能被视为师旷小说。虽然此篇的主体部分是师旷与太子二人的问对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突出展现太子的机敏智慧。正因为此，师旷的形象不如太子晋那般生动。

借用赋体“主客问答”“尊主抑客”的形式来审视此篇，师旷显然是处在“客”的位置上的。因此在材料中对师旷“罄然”“躅足”窘迫形象的描写，都显示出师旷的配角色彩，并映衬出太子晋主角光环。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术届已经注意到，先秦两汉时期的小说往往会采用“依托”的创作手法。所谓“依托”，就是将小说事件附会在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身上。如果从“依托”的特点来看《太子晋解》，此篇的依托重点显然是太子晋，而非师旷。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三坟补逸下》云：“太子晋事甚诡诞，盖战国人以晋早慧而夭，为此说以神之。”^[]胡应麟认为这则小说是战国人以太子晋早慧而夭为出发点而附会出来的，也就是说这则小说是“依托”太子晋而产生的，这种观点看透了这则材料了本质，很值得我们参考。

我们可以对比相对典型的师旷小说，就可以发现它们与《太子晋解》篇的差异：

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坏于壁。公曰：“太师谁撞？”师旷曰：“今者有小人言于侧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师旷曰：“哑！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请除之。公曰：“释之，以为寡人戒。”（《韩非子》）

晋平公铸为大钟，使工听之，皆以为调矣。师旷曰：“不调，请更铸之。”平公曰：“工皆以为调矣。”师旷曰：“后世有知音者，将知钟之不调也，臣窃为君耻之。”至于师涓，而果知钟之不调也。（《吕氏春秋》）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平公曰：“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其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说苑》）

这三则材料分别来自于《韩非子》《吕氏春秋》和《说苑》，虽然来源不同，但都是典型的师旷小说：材料围绕师旷展开，着重展示了师旷超越常人的智慧和才能。毫无疑问，师旷在三则材料中都是主角，这与《太子晋解》篇有很大的不同。

《太子晋解》虽然不能被视为师旷小说，却在师旷小说形成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师旷小说从《左传》历史文献记载向真正意义的师旷小说的过渡。在研究师旷小说来说，《太子晋解》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不能也不必因此将其曲解附会为师旷小说。

四、结语

《太子晋篇》虽然具有与赋体相类似的特征，但从总体上看，应该被视为小说。而由于小说的中心人物并非师旷，《太子晋解》不应该被视为“师旷小说”。从事先秦两汉文献研究，材料性质的断定，影响着我们的研究进程。我们不能受到自己研究视野的束缚，曲解材料的性质，这既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非严谨的治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