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一、史记的成书
(一)家族之使命
司马迁出身于一个“世典周史”的史官家庭。《太史公自序》: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司马迁将自己的家世一直追述到颛顼的重、黎时代,而且充满着自豪感。这样的家世,使司马迁自觉地继承了古代史官的诸多优良传统,也成为一个优秀的史官。
(二)父亲司马谈的影响。
司马谈曾学天官于方士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是个学问渊博的人。司马谈不但是个学识渊博的人,又是一个在学术上有理想、有建树的人。司马谈对于先秦诸子有精深的研究,写下了著名的《论六家要旨》,把上古学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公正地评论各家之优劣得失,一一加以证明。
司马谈临终遗言,见《太史公自序》: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適使反,见父於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绝於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後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後,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谈正是以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文化承担精神,将这一宏伟的遗愿交付给了司马迁,希望司马迁成为孔子第二。司马迁也正是这样,从其父身上接受了继承孔子事业的文化精神与人格力量。这,成了司马迁的一个崇高的精神支柱。
(三)司马迁的积累
司马迁十岁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史籍,又向今文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向古文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史记》:“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 《越绝书·外传记地传》:“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
(四)人生变故——李陵之祸:发愤著书
李陵之祸对司马迁无疑是个极大的打击,尤其是遭受宫刑,使他陷入极度痛苦之中,甚至想到过“引决自裁”,了此残生。“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是,对于伟大理想的坚定信念使他改变了态度。首先他想到不能随便的就此死去。“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报任安书》)这样的死,不但毫无意义,而且遭世人的误解。“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报任安书》)
二、史记的体例
本纪、世家、列传、书、表
三、史记之特色
(一)并非单纯的历史文献的记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二)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撰之,上断唐尧,下迄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智)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史记·游侠列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汉书·游侠传》: 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视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
(三)强烈情感
一部《史记》,贯注着司马迁强烈的感情,这是《史记》以前的史传作品所没有的,也是《史记》以后的史著所无法比拟的。单就这一点来说,也是可称为“绝唱”的了。
把《史记》与《离骚》相类比,前人已多有论述。明人杨慎说:“太史公《屈原传》,其文便似《离骚》。” (凌稚隆《史记评林》引)李晚芳说:“司马迁作《屈原传》,是自抒其一肚皮愤懑牢骚之气,满纸俱是怨辞。”(《读史管见》卷二)刘熙载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艺概》卷一《文概》)刘鹗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老残游记序》)而鲁迅总括前人的论述,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最为简省精当。
“无韵之《离骚》”,就是指《史记》具有深厚的怨愤之情,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笔端常带着感情。
司马迁的这种感情,首先在屈原身上产生了共鸣。司马迁的人品、遭际,与屈原极其相似。《屈原列传》写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对于君王和楚国是一片忠心,结果是见疑被谤,行吟泽畔,自沉汨罗。司马迁是“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然而“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终至于招致宫刑,蒙受羞辱。屈原是“嫉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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