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传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从昨天到现在，我已经参加了三场论坛，在参加论坛的过程中，我有一个非常惶恐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在中国的教育理论中，做教育政策跟随者的比较多，比如“加强劳动教育”“乡村教育”“双增”等政策发布后，都有大量的课题、研究、论坛。一方面，这反映了理论界对教育实践的关注；但另一方面，我会有一些不安，我觉得我们基本上是一个小跟班。
换言之，我们在讨论不增不减的时候，伴随着很多焦虑的问题。其实跟社会上经验层的泡沫相比，有些东西可能会让我们更有定力。
比如，不久前，有关部门让我们一起讨论下未来10年、15年中国教育的发展趋势和预测，我当时笑着说，这个趋势预设应该找教育社会学、经济学的专家，找我们搞理论研究的人，可能找错了。但我还是作出了回答：“未来10年，15年，150年，1000年……人类社会就像大河一样奔流，一方面是不断波涛汹涌，另一方面，有些东西会一直不变，办教育事业，一定要尊重教育规律，承认规律，不管多少年，都一样。”
今天，我也是思维下调，因为双减以后，大家讨论很多。“双减”政策出来后，我脑子就想过，有些做法一旦有绝对化的理解，一定会有问题。所以，我曾经讲过“双减与双增”。后来，我看理论界大家关注也比较多，“增”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我今天就不再讲“减”或“增”。我今天的主题是《不增不减的教育真谛——对“全面发展”概念的准确理解》。
绝对的“减”，本来就有问题
现在，我就觉得“减”会有问题。“减”的结果，就是以中关村妈妈为代表的一群人向教委抗议，并提出他们的诉求——“你凭什么不让我孩子做作业？”
大家往往会抨击这群人，说不要理这批人，这批人焦虑的背后是应试教育。但我觉得可能没那么简单，这群人的恐慌可能代表所有家长的恐慌。因为如果把作业、把课外辅导朝那条线绝对理解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孩子们学习能力的下降等。
有两个最基本的事实。从学习科学角度来讲，要记住一个东西，必须要重复若干遍，这是最基本的学习心理。另外，我在1998年发过文章，那时候最时髦的话语是“知识经济”，在人类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是以几何基数增长，现在看更明显，已经叫“数字化经济”，一方面，知识在飞速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又特别乌托邦地希望孩子少学一点。
尽管现在有好多专家说，现在不重视学习知识本身，重视能力创造性等等，但我觉得这是胡扯，因为学习能力创造性等等，没办法离开知识材料，它们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是都要的。
所以我认为，绝对的“减”，本来就有问题。
“增”，催生了中关村妈妈的另一种焦虑
另外就是“增”，大力搞体育、美育，实际又催生了中关村妈妈的另外一种焦虑，使得他们周末比工作日更忙，更累。一个是体力上，送孩子参加这个班那个班，另一个是财力上，家长不堪重负。
某种意义上，“双增双减”政策的背后，是国家想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解决负担问题，但如果我们按照错误的方向理解，无论是“增”还是“减”都是有问题的。
到底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很多话可以讲，在这里没办法展开。
简单来说，我觉得教育的不公平是中关村妈妈焦虑的根本原因，大家都想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占据有利的地位。这个思维当然是错的，可这个现象背后是社会问题，也是社会心理的问题。如果社会土壤不公平，社会观念改造不完整，无论怎么改，焦虑都难以改造。
“增”或者“减”的标准是什么？
我不讲宏大的事，只讲最简单的“增”或者“减”的标准是什么？
增、减是素质教育的一种诉求，素质教育的背后，是全面发展。
但我觉得对于全面发展，在建国以后，大家有严重误读，这种误读导致了以前的政策与现在以“双减”为代表的政策有可能在实践上有一些问题。
有两个误读。
一是，把全面发展理解为德智体、德智体美劳或者德智体美之间的教育方针，三要素、四要素跟五要素的争议。
其实这点，回到马克思的理解上，是非常荒谬的。因为马克思讲的全面发展，在面上的概括性比建国以来所有的表述要全面，是体力加脑力，而且是均衡发展。马克思是一个哲学家，他的概括力比我们从经验上讲三要素、四要素、五要素，争来争去争了几十年比，要更强。
二是，马克思为什么要讲全面发展？为什么强调全面发展和均衡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他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全面发展的样子。
他强调，“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可以随着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或者批判者。”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我有这个能力，我能够以我的心愿去做事情。换言之，全面发展是工具性的，自由个性才是最终的目的。
所以马克思讲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跟对人的自由、对人的解放的理解是连在一起的。可建国以后，我们讨论教育方针的时候，只在面上讨论德智体、德智体美劳或者德智体美，忘记了背后到底要干什么。
我觉得全面发展主要的目的是保证个体能够实现自由个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理解“增”和“减”的问题。
不要让“减法”“加法”成为局限
“减”可以，但不能让“减法”成为局限，不能绝对强调学习任务的降低，因为从趋势上讲，在学习的知识容量、操作的知识范围上，未来的孩子一定比今天的孩子掌握的要广。
一直以来，我认为“课业负担”这个词是一个很成问题的规定，因为大家把课业负担看成是题量多了，晚上9点之后还要做作业等。从方向上，这根本不对。
量是有一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更应该思考的是“孩子们为什么打游戏到12点，不嫌烦？”其实关键问题是学校里面的教学怎么能让孩子不亦乐乎，即使到课外，还想找最难的题目挑战，这才是问题的重点。
如果简单地把减法看成学习任务的绝对降低，这可能是比较危险的乌托邦式思维。
重要的是让孩子们的学习有质量，让课外作业成为他们延续课堂学习幸福的渠道，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无论是学校还是校外培训机构，都是在做功德。
当然，这个前提是在孩子的健康范围之内。作业量太大，也是一个问题。但，作为一个德育研究者，我不认为把孩子的作业消灭掉是好事，在德育上也不是好事。因为作业是一种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意味着一种责任。它会告诉孩子们，就像爸爸妈妈要工作一样，你也有作业，有责任做好作业。
加法也是一样，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某个补习班，问题是让孩子们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他的兴趣爱好，不是因为隔壁班弹钢琴，我也必须学钢琴。
如果不能够让个性自由成为全面发展，不能让个性自由成为教育的灵魂，无论是“增”还是“减”，都可能让我们误入歧途。
增也好，减也好，是非常形而下的具体措施。对我来讲，所有的教育改革，还不如让150年前马克思的理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扎实实地实现。
来源：中小学老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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