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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8日┃成果培育┃试析教学成果培养路径——以天津市两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为样本



试析教学成果培养路径

——以天津市两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为样本

王毓珣  申丽凤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摘    要:作为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奖项,也是最能折射出省域基础教育教学质量与活力状况的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已经评选了两届,分别为2014和2018年。本文选取天津样本对这两届获奖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天津市在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中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均大幅下滑,通过剖析其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加强教育工作顶层设计;构建三级教育科研体系;完善教学成果推荐办法;实施教学成果培育工程;建立协同创新激励机制。
关键词: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天津;培养建议
作者简介:王毓珣(1963-),男,山东龙口人,研究员,副主编;;申丽凤(1996-),女,贵州遵义人,硕士研究生。
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评选始于教育部于2013年12月30日颁布的《关于开展2014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1]及《2014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安排》[2]。迄今为止,该奖作为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奖项,也是最能折射出省域基础教育教学质量与活力状况的奖项,已经评审了两次。登陆中国知网,截至2020年12月28日13时09分,以“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为检索词,选择“主题”“篇名”“关键词”进行检索,关于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论文只有29篇,其中关于省域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论文有5篇[3,4,5,6,7]。本文选择天津市作为样本,对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天津样本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天津市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情况概述

自近代以来,天津市的基础教育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础教育界就有“北有南开,南有某某”等说法。1994年3月14日,国务院发布了《教学成果奖励条例》,共16条内容,涉及教学成果奖设立目的、内涵、申请对象、等级、奖励及要求、申报程序、经费保障、违规处罚等[8]。天津市十分重视该条例的落实,较早地启动了天津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的评审工作,迄今已经评选了六届。这一举措,一方面,对于引领天津市基础教育教学改革方向、激发该市基础教育工作者投身教学改革的积极性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天津市参加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2014年,在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中,天津市合计推荐成果28项,其中22项获奖,6项被淘汰。田本娜等人完成的《突出汉字、汉语特点的小学语文整体改革与理论构建》获得一等奖,其余21项获得二等奖,获奖率为78.57%。2018年,在第二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中,天津市推荐成果31项,其中10项获奖,21项被淘汰,只获得10项二等奖,获奖率为32.26%。“基础教育成果奖的评选,充分地展现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样体现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参与中小学、幼儿园教育教学改革的新探索和新实践。”[9]两届比较,天津市无论从获奖数量、获奖率,还是从获奖等级上看,均大幅下滑。

二、天津市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情况分析

1.天津市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总数与排名分析

与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先进省域比较,天津市获奖情况并不令人满意(见表1)。
  表1 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部分获奖省域分布


由表1可见,一是从总体上看,天津市在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中,一等奖从1项降到0项,二等奖从21项降到10项,获奖率从78.57%锐减至32.26%,获奖排名从第八名降到第十三名。也就是说,无论从获奖数量还是获奖质量上看,天津均出现下滑。二是在四大直辖市中,从得奖总数上看,2014年,天津排名第三,仅高于重庆。2018年,天津排名第四,在直辖市中垫底。从获奖质量上看,上海、北京、重庆各获得特等奖一项,天津为零;一等奖上海获得26项,北京20项,重庆4项,天津1项。
分析原因,2014年,天津之所以旗开得胜,一是与天津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重视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大兴教育科研之风密切相关。当时的天津出现了一区一教育的教育科研盛况。二是与天津十分重视教育科研,并于1985年率先在全国设立厅局级教育科学研究院相关。该院自建院以来重视服务教育实践,采取与区县教育局共建区县教科院分院、在中小幼设立实验基地等多种形式,服务教育教学实践,指导教育教学改革。三是与天津在全国较早地开展省域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有密切关系。历届评奖积淀使获得天津市优秀教学成果奖的成果较多,从中优中选优,拿到全国也是相对先进的。
2018年,天津之所以折戟沉沙,一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教学改革的优秀成果在2014年大多已经获奖。二是因为兄弟省市在2014年之后开始重视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培育工作。例如,山东、广东、重庆、西藏等。三是因为天津市获奖标准与国家获奖标准不匹配,且没有设立特等奖。这最终导致在天津能够得奖,但依据国标则水准不高。四是因为恰在2014—2018年间天津教科院这一指导基础教育实践的市级最高教育科研机构承担了天津市基础教育界两大工程:未来教育家奠基学员培养工程、优秀教学校长培养工程,不足50人的专职科研人员队伍捉襟见肘,不得不暂停了区县分院与实地基地指导工作,而兄弟省市的教育科研人员则扎根基层、服务基层,指导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五是京、津、沪、渝教育科研力量存在差距。北京有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教育学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等,上海有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教育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等,重庆有西南大学、重庆教育科学研究院等,而天津只有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等,教育科研人员数量不多,精力有限。

2.天津市县域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分布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掌握天津市各区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情况,本研究在天津市16个行政区的基础上,另加直属单位(包括市教委直属的中学、幼儿园、视障学校、教研室与电教馆)和其他(包括高校、教科院与考试院),合计为18个县域(如表2所示)。  
表2 天津市县域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分布 


表2可见,一是在天津市18个县域中,获得推荐名额的县域只有10个,仅有直属单位、其他、和平区、滨海新区、河西区、南开区、北辰区等7个县域获奖,获奖县域比例为38.89%。河北区、红桥区、河东区、东丽区、津南区、西青区、武清区、宝坻区、静海区、宁河区、蓟州区等11个县域为0。这说明全市18个县域教学研究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二是从推荐数上看,直属单位、河西区、和平区名列前三。从获奖数上看,直属单位、其他、和平区名列前三。三是从获奖率上看,北辰区、滨海新区、其他名列前三。这说明我市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荐上尚有许多亟待改进之处,如何把本市最优教学成果推荐出去亟须主动作为。四是从变动情况看,天津市18个县域获奖数除了北辰区实现零的突破,增加1项之外,其余17个县域均出现下滑,其中下滑最严重的县域为河西区、和平区。分析其原因:一是因为直属单位隶属于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条件,也一直是天津基础教育改革的排头兵,故而独占鳌头。而其他包括高校、教科院与考试院,属于专业科研人员云集之地,因此在与非专业科研人员同台竞争中能够占得先机。二是因为各区教育科研的基础本就不同。和平区、河西区一直在区县教育科研中名列前茅,滨海新区则因体量大,又属于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区,因而两届皆有斩获,南开区则因是老牌教育科研强区,近期亦重视教育科研相关。北辰区则与近些年来开始重视借助教育科研兴区密切相关。可见,县域是否重视基础教育科研,是否努力提高基础教育的科研含量,与其得奖多少成正比。如何做到与时俱进、大兴教学研究之风、不断提高教学研究质量亟待解决。

3.天津市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完成单位分布分析

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完成单位情况能够反映该类单位的教学研究质量在国家级教学成果平台上的高低,表3为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完成单位分布情况。
由表3可见,一是从推荐率上看,教育部明确规定,中小幼一线申报的成果应占所有成果推荐数量的70%,高校、教育行政部门与科研单位的推荐率为30%。2014年,天津市中小幼的推荐率为71.43%,高校、教育行政部门与科研单位的推荐率为28.57%,符合规定。2018年,中小幼的推荐率为70.97%,高校、教育行政部门、科研单位的推荐率为29.03%,符合规定。二是从获奖数与获奖率上看,2014年中小幼的获奖数为16项,获奖率为72.74%,高校、教育行政部门与科研单位的获奖数为6项,获奖率为27.26%。2018年中小幼的获奖数为4项,获奖率为40.00%,高校、教育行政部门与科研单位的获奖数为6项,获奖率为60.00%。两届比较,高校、教育行政部门与科研单位的获奖数基本与上届持平,而获奖率大幅提升,而中小幼的获奖数为4项,获奖率大幅下滑。这最终导致天津市在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中出现断崖式下降,如何快速提升中小幼教学成果质量任重道远。  
表3 天津市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完成单位分布情况

注:科研院所包括教科院、教育招生考试院、教研室、电化教育馆等。

此外,教育行政在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推荐数仅为1项,获奖数为0。这说明天津市的教育行政部门在教学研究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如何激发教育行政部门教学研究积极性有待解决。
这是因为高校与科研院所均为基础教育专业科研人员聚集地,在与非专业科研人员竞争中自然优势尽显,因此,两届合计高校推荐5项,获奖4项,获奖率达80%;科研院所取得了推荐11项,获奖8项,获奖率达72.73%的好成绩。其中,高校还摘得了天津市两届唯一的一等奖。特殊教育相对稳定是因为天津一直是我国特殊教育强市,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天津市实施两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这不仅大幅提高特殊教育硬件水平,而且有效提升特殊教育软件质量。因此,特殊教育两届合计推荐3项,而获奖2项,获奖率达66.67%。而幼儿园之所以滑坡严重,是因为教育科研先进的幼儿园均已在2014年获得奖项(推荐3项,3项获奖),获奖率达100%,而到了2018年已经乏善可陈,推荐4项,获奖0项,获奖率为0。针对学前教育,天津市虽然先后实施三年行动计划、三年提升计划、两年行动方案等,但基本上解决的是学位的增加等量的增长,而非质的提升。中小学与此情况类似,2014年推荐15项,获奖12项,获奖率为80%,而到了2018年则突降至推荐17项,获奖3项,获奖率为17.65%。应该指出的是,天津市近些年来在中小学先后实施了三期义务教育现代化标准建设工程、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工程,然而这些举措主要解决的还是外延增长问题而非内涵发展问题。

4.天津市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关键词频次分析

关键词是指基础教育成果奖中体现成果特色的出现频次较高的词汇,成果奖关键词分布分析可以反映一个地区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研究的内容、方法等,通过对天津市两届获奖名单关键词的统计,选取了排名前十的关键词加以分析(如表4所示)。
一是从关键词出现频次上看,2014年,“教学”“课程”“改革、发展”等关键词排名前三。其中:“教学”这个关键词出现11次,表明致力教学改革是第一热点;“课程”出现8次,反映了天津市课程改革受到重视;“发展、改革”出现6次,折射出发展与改革是当时教学研究的主基调。2018年,“课堂、教学”“中小学”“课程”这三组关键词名列前三。这说明天津市在第二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仍将“课堂、教学”“课程”作为申报重点,同时跨学段的“中小学”教学研究开始增加。
二是从两届对比分析上看,天津市两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关键词变动不大,“课程”“课堂、教学”“发展、改革”“中小学”是出现频次相对最高的关键词。这反映出天津市在第二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荐中没有做到与时俱进,缺乏必要的创新。 
表4 天津市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关键词频次 


三是从学科分布上看,2014年“汉字、语文”进入前十,2018年数学进入前十。这说明语文、数学是天津获奖最多的两大学科。
这是因为2014年教育部下发的《2014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安排》明确规定:“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要反映我国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的重大成果,其内容包括课程、教学、评价、资源建设等方面,可以是综合性的,也可以在某些方面有所侧重。”天津获奖成果关键词出现频次主要为“课堂、教学”“课程”,而“改革、发展”属于变革手段,“中小学”则是基础教育的大户,恰与这一文件的规定相吻合。另外因为天津在语文、数学两大学科教学研究上具有优良的传统,且一直处于全国前列,因此,语文、数学进入前十理所当然。

5.天津市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合作情况分析

从表5可见,2014年教学成果获奖数,团队合作和单位集体各占10项,个人占2项。2018年,团队合作占9项,单位集体1项。团队合作是跨单位的合作,单位集体是某一学校团队合作,个人则由研究者一个人独立完成。两届合计,团队合作与单位集体在32项成果中占30项,获奖率高达93.76%,而个人完成者占2项,获奖率占6.24%。这说明基础教育教学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一个人的力量与智慧很难实现,需要多人联合、协同创新才有可能做到。  
表5 天津市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合作情况分布 


这一是因为合作研究已经成为基础教育教学研究的一大趋势,表现为合作研究获奖成果比例越来越高、合作研究规模越来越大。团队合作属于跨单位合作,单位集体属于本单位合作。二是因为学科分化越来越细,同时基础教育教学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解决这些越来越复杂的问题,仅仅依靠个人单干无论从时间、精力,还是从知识储备、认识局限上看,均难以胜任,合作研究已经成为当下教育科研的必然走势。

三、对策建议

1.加强教育工作顶层设计

建议天津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推荐作为工作重点之一来抓。其中,鉴于天津市基础教育教学研究相对薄弱的现实,专门成立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办公室,具体负责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选择、培育与推荐工作。参考宋乃庆等人发现的问题———“农村学校对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的知晓度和重视度不足,导致一些教学成果被埋没”[10],建议天津市在经济相对薄弱的地区成立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宣传小组,城乡两头一起抓。随着网络的发展,建议天津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在天津范围内设立成果网站,归属天津市委教育领导小组管辖,尽快在全市推广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发挥它的引导作用以及宣传价值。在小组宣传的基础上,要加强教学成果质量的审核,通过成立教学成果评审专家小组,严格把控审核标准,在评审的基础上,及时给予实质性建议,更好地优化教学成果。
以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选择、培育与推荐作为风向标,引领、激励天津基础教育领域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鼓励教育教学创新等。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办公室应设在市教育工委、市教委,具体工作委托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负责。

2.构建三级教育科研体系

全面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见》精神,抓住事业单位资源优化配置之契机,构建市有教育科学研究院、区有教师发展中心、校有教科室的三级教育科研体系。制定《天津市教育科研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之精神,大兴基础教育科研之风,创造“人人搞研究,校校有项目,区区有特色”的天津基础教育教改经验。教学成果聚焦实践问题,通过在实践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在过程中寻求成长,这才是教学成果的重大意义[11]。向获得教学成果奖较多的地区学习,例如江苏地区,江苏基础教育基于现实的教育行动和教育创造,创造出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和具体的时代特征[12]。天津市的教学成果应落实教育指导方针,找到天津市的教学成果特色,形成自己的教学成果特点,推出一批能够代表天津水平、国内领先的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为促进我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天津智慧、天津力量。


3.完善教学成果推荐办法

建议认真学习1994年3月14日签发的第151号国务院令《教学成果奖励条例》,明晰“教学成果,是指反映教育教学规律,具有独创性、新颖性、实用性,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产生明显效果的教育教学方案”[8]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参照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办法[2],对天津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进行完善与改造,把其作为取得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荐资格的必备条件。具体建议有:一是依据《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网评评分表》[13],完善天津市基础教育成果奖评选标准,做到标准一致、指标一致、判据一致。该评选应在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奖评选之前一年进行。二是依据管办评分离的要求,委托第三方天津教科院组织评选,采取学校自荐、区县推荐、网评、小组评审、评审委员会合议、投票表决等评选程序进行,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等三个等级,获得特等奖、一等奖的成果同时获得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荐资格。三是该奖项的颁发单位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奖金数额应依照国家级奖励金额之60%~80%发放。

4.实施教学成果培育工程

目前,山东、广东、重庆、江苏、浙江、江西、陕西等省域先后启动了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培育工程,天津市也吸收先进省域经验启动了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培育工程。应特别指出的是培育工程的重点:一是必须精选“落实立德树人,聚焦基础教育改革'真问题’”[14]的项目,顺应基于证据的基础教育教学改革新趋势[15],遵循理论意义、实践价值、实际效果、专业影响四大标准,以及理论创新、问题突破、实践检验、影响范围四大判据,坚持培育一批、准备一批、酝酿一批的原则,争取优中选优,把最能代表天津水平、国内领先的项目选择出来。二是必须根据每个项目的具体情况,成立培育专家组,制订个性化培育方案,不断提升项目的学术含量与理论水平,精心提炼和表述成果,发掘项目的创新意义与价值,促进其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应用,验证其可行性,提高其实践应用价值。三是必须在天津市教科院网站特设教学成果奖专题,采取政策倾斜、经费保障、深度研讨、专家资源、专题宣传、论著出版、成立研究所等多项举措,对获得市特等奖、一等奖的成果,加大支持、实践检验和成果宣传推广力度,促进优秀教学成果进学校、入课堂、促教学,提高教学成果推广的深度、广度、高度与力度。

5.建立协同创新激励机制

建议基于基础教育问题解决多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之实际,参照朱克曼发现的规律:“现在,不仅所有科研项目大部分是共同努力的成果,而且在合作当中的'主要促进者’有时不止三人。”[16]顺应“合作比例越来越高,合作规模越来越大”[17]之大势,出台《天津市深化基础教育科研协同创新机制的办法》,借助头脑风暴、集体讨论、分工研究、专兼合作等,汇集多人的研究智慧,产生协同效应。一是建立天津市与县域基础教育专家库,以天津师大、天津教科院、天津考试院等基础教育专家为主,适当吸收国内一流基础教育专家加入,构建基础教育专家与中小幼无缝对接机制,通过专项指导、跟踪指导、专题研讨等,充分发挥市内外相关领域专家资源优势,在协同创新中展示各自的才华,走向共赢;二是建立区域基础教育科研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基础教育科研强区与弱区的手拉手关系,共选课题,协同攻关,努力提高天津市域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的科研含量;三是建立跨省域基础教育科研协同创新机制,鼓励天津市基础教育界与兄弟省域、县域、学校等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勇于直面基础教育实践中遇到的真问题协同攻关,合作完成创新性教学成果,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18]。
本文来源:现代中小学教育 2021,37(1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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