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12月8日离开北京，到山西省的马家堡大队插队。在那几年插队的日子里，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棉田里度过的。
北京没有棉田，之前也根本没有接触过棉花，到了那里以后才知道，棉花很容易闹虫害。什么棉蚜虫了、红蜘蛛了、地老虎了、棉蛉虫了，样数不少，所以棉花刚长出三片叶子起，一直到收摘棉花时都要打农药。
那时我们生产队上有农药队，专门负责给棉田打农药，而我就是农药队的一员。我的任务就是用牛车拉着很大个的汽油桶，然后把油桶装满水，拉到田地头，给农药兑水。其实这是半大男生的活，我们队长照顾我，就让我干这个活。
这活的确比下田要轻松多了，每天要赶在大家到达棉田之前把水运到。我都是提前一个小时左右把牛车套好，然后把汽油桶灌满水，再慢悠悠地赶着牛车到棉田。棉花地前放着半埋着的大铁锅，那是配农药专用的。我把水往锅里放满后，帮助技术员配农药。打药的都是女孩子，她们装好农药后，我帮她们把气打足，她们就开始喷药，而我基本上也就没什么事可做了。
那时，我们都是十六七岁，手脚根本就闲不住。她们打农药，我就给牛薅草吃，专捡最鲜最嫩的草给牛拔下来，看它眯缝着眼睛嚼着草，觉得很开心。可是牛吃饱后就不吃了，我又没事干，于是就跑到棉花地里，查查每一株棉花上究竟有多少虫，看着株棉花上挂了多少花铃。忽然，我看到一株棉花长得又粗又壮，棉铃比别的棉花多出许多来。
我心想：要是棉花都长成这样多好啊！我要把这棵棉花好好照顾一下，说不定会弄出个好品种来。那时我一点育种知识都没有，以为多施肥多浇水，将来的种子就会是新品种、好品种。于是，我捧来一大把化肥施在这株棉花周围。技术员看见了，提醒我少施肥，别烧死了棉花。我浑不当回事，依掉把肥施得厚厚的，又提了满满的一桶水，一点一点地浇，直到把这一桶水都浇在了这棵棉花的周围。
几天过去了，我们又该给这片棉田打药了。我急不可待地跑到田里一看，原本那棵长得最壮，挂铃最多的棉花竟然死了……当时我都快哭出来了。技术员看过之后，告诉我是烧死的，我更加内疚，闷闷不乐了很久。
都说山西人爱吃醋，一点也不假。他们家家的灶台旁土里都埋着两三口，一搂粗细的大缸，缸里满满的都是自己酿的醋。山西的老陈醋同山西的汾酒一样有名，但是我却以为最好喝的还是老乡用柿子自己酿的醋，酸中带甜，甜中带酸，绵软清香，不管你是不是山西人肯定都会喜欢这个味道。
山西人手巧，什么都能酿出醋来。出枣的地方用枣酿醋，我们那个地方出柿子，老乡就用柿子酿醋，家家飘着醋香。酿醋和下酱一样，每家的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当年，我们知青就轮着家买醋吃，究竟是谁家的醋酸，谁家的醋甜，谁家的醋香，都尝得一清二楚。山西做醋的柿子不像北京的柿子那么老大个，而是只有墨水瓶大小。柿子树都种在庄稼地里，这儿种两行，隔不远，那儿再种两行，秋风一刮，满树的小红灯笼，很好看。
插队的第二年，我在知青灶干活。吃完早饭，尚未到做午饭的时候，我就和大师傅（也是知青）就窜到柿子树上找柿子吃。当地有个规矩，在柿子未熟时，红柿子可以摘（其实是虫子咬了的，所以会提前红），青柿子谁若是摘了，一个罚款5角。我俩在树上东张西望，专找红色的吃，青柿子一个也不敢动。我俩沿着树趟子一路吃下去，等到该做午饭了，我俩吃的都快走不动了。
等大家收工回来，跟他们一说，大家顾不上洗脸，顾不上吃饭，都去摘柿子去了。那次柿子吃的我一连好几天都肚子发沉发凉。老乡说，柿子吃多了会结石，也不知真假。反正以后我再也不敢那样吃柿子了。
插队生活一别已有几十年了，我也快70岁了。可是当年那一幕幕景象，依然清晰地呈现在脑海中，就像刚刚过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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