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多年前，在浙江余姚某富家庭院，一位年轻人为了弄明白竹子的内在道理，坐在一片郁郁葱葱、枝叶婆娑的竹林前，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眼前的竹子，没有人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也许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自己的所为。年轻人就这样绞尽脑汁而苦思冥想，一天、两天……直到第七天，年轻人终于体力不支且头痛难耐而被人搀扶回屋。这位年轻人就是王阳明，他这一怪异之举被载入史册，称“阳明格竹”。
五百多年后，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先生在谈到“阳明格竹”时说：“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是的，王阳明正是在探讨自己，探讨内心的自己；并试图通过探讨内心的自己，达致领悟儒家的“格物致知”。但是，王阳明这次“格竹”是失败的，留下的是一片茫然。
王阳明是中国明朝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死后被封“先儒”，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贬谪贵州龙场任驿丞。
在龙场的困境里，王阳明仍难以释怀“格竹”经历，并结合多年来自身的遭遇，日夜反省，殚精竭思。某天夜里，他忽然顿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认为圣人之道就是良知，而良知人人都有；判断事情对错是非，标准是良知，而不是外在的事物。王阳明认为“心”才是感应万事万物的根本，并由此提出“心即理”这一代表性思想。这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史称“龙场悟道”。
“阳明格竹”、“龙场悟道”，围绕的始终是先秦儒家提出的“格物致知”这一形而上的思想命题。
“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概为“八目”，而“格物致知”是“八目”中之基石，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但《礼记·大学》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并没有就此作出任何释义阐明，而在其它先秦古籍中也没寻迹到使用“格物”或“致知”这两个词汇可供参考，遂使“格物致知”其原本涵义和意义成为研究先秦儒家思想之谜，亦是延续至今的一桩文字公案。
什么是“格物致知”？如何“格物”？怎样“致知”？
先秦时代，“格物致知”这句话也许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含义。最早对此作出解释是东汉人郑玄，他认为：“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深；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像人所好来也。”这里指的是道德伦理层面。
从宋代程朱理学始，“格物致知”便作为儒家认识论的重要命题而引起宋儒乃至后世的广泛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首推朱熹。朱熹学说在肯定人的道德修养同时，强调了对外部事物的考察和知识学习的扩展，为求自身的善和事物的真相结合。“格物致知”的精义是为了“穷理”，而所穷之理既是道德伦理，又是自然之理。元朝中叶，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官方采用为科举取士的应试准则，明清两代的科举应试更是以朱熹学说为准，故朱熹对“格物致知”的释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后世社会影响最大的观点。
与朱熹学说不同，明人王阳明不主张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方法，主张“心即理”，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从“心即理”的观点出发，王阳明进一步提出了“知行合一”说。所谓知，主要指人的道德理念和思想意念；所谓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而知与行两者的关系，则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综观儒家思想发展史，自汉以降，关于“格物致知”诠释的争论一直没停歇过。明末刘宗周曾说过：“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而明末至今，又历三百多年，新的流派、观点更是层出不鲜，可谓名副其实的百家争鸣。如：
唐·李翱：万物所来感受，内心明知昭然不惑；
北宋·司马光：抵御外物诱惑，而后知晓德行至道；
北宋·程颢：穷究事物道理，知性不受外物牵役；
南宋·陆九渊：修持心性不为物牵，回复天理之知；
清·颜元：亲自实践验证，致使知性通达事理；
……
2005年发行的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
2012年发行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推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
不知是先秦时期文字深奥孤僻，还是后人的诠释过于玄乎，以至于纷呈缭乱，甚至是晦涩难懂，“一篇读罢头飞雪”。难道是山霭朝岚，只可感觉，不可捕捉？不可否认的是，历代哲人大家都依据了自己的哲学倾向对“格物致知”作出了合乎己意的诠释，亦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所处时代的元素。在倡导传承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确实也有必要告知社会公民一个易懂而权威的释义，以利领悟和践行。（文章来源：《深圳商报》；作者：老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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