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五年,在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了这样两部分竹简:一部分发现于墓主的头部右侧,另一部分在墓主的足部。两部竹简的内容大致相同,都是关于推择时日吉凶的迷信书籍,后者最后一支简的背面书有“日书”二字,因此我们称这些秦简为《日书》。为方便起见,前一部分称《日书》甲种,后一部分称《日书》乙种。
《日书》有简四百二十五支,占云梦出土全部秦简(约一千一百五十支)的三分之一强。其中《日书》甲种一百六十六支,乙种二百五十九支。虽然乙种简数多于甲种,但是甲种简的正反两面都写了字,字既小且密,而乙种只正面写字,字也大一些,《日书》乙种无论是字数或内容都远远比不上《日书》甲种。
作为研究秦国社会的珍贵史料的云梦秦简,其政事、法律等部分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然而,遗憾的是学术界却很不公平地冷落了《日书》。举例说来,关于政事、法律的秦简都被译成现代汉语,独《日书》没有。据我们所知,迄今为止,研究《日书》的文章屈指可数,而且这些文章多属于“简介”或“记时记月”之类问题。《日书》鲜为人知,珍贵的历史资料被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
我们认为,《日书》被冷落决非偶然。除了《日书》本身的问题,如专有名词多,简文又有残缺,并涉及大量复杂的古代天文历法知识而难以卒读外,最主要的恐怕是人们认为,《日书》是“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的产物”(《云梦睡虎地秦墓》第22页,文物出版社),因而没有多少价值,忽略了《日书》应有的地位。
不错,《日书》大部分是谈论鬼神迷信的。但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54页)《日书》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产物,而是秦国社会历史在人们头脑中的曲折的反映。因此,当把《日书》细细通读以后,我们看到了秦国社会普遍存在着的宗教、鬼神观念,看到了支配着这些观念、意识的风俗习惯、阶级关系以及经济活动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日书》是公元前三世纪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正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日书》研读班”的全体成员,在林剑鸣先生的主持下,经过近两个月的校读、讨论,对《日书》进行了初步、有益的探讨。本文就是我们集体讨论的结果。
二
《日书》产生于秦昭襄王时期。
与《日书》同时出土的《大事记》表明,十一号墓主喜的下葬时间,是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日书》成书的绝对年代,也不可能晚于此年。但是,能否进一步地确定《日书》成书年代呢?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首先,《日书》不可能是秦王政时期的作品。
我们知道,秦始皇名嬴政,所以秦避讳“正”。《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二世二年正月作“端月”。《索隐》:“秦讳正,故云端月也。”《吕氏春秋·情欲》:“端直之远”。《吕氏春秋》成书于始皇八年,故讳“正直”为“端直”。《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琅邪刻石》:“维廿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亦作正为“端”。
云梦秦简《语书》是秦始皇二十年南郡守腾颁布的一个文件。文书凡遇“正”字皆写作“端”,显然是避讳。如:“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有(又)能自端殴(也)”。“毋(无)公端之心”等。
以上史料证明秦始皇时期确有避讳“正”字的事实。但是在《日书》中,文不讳“正”。如“正月”,《日书》凡数百见。又有“正阳”(《云梦睡虎地秦墓》简763,下皆同)、“生子为正”(简816)、“女子为正”(简881)、“居正北吉”(简874)、“正端貍(埋其上)”(简858)、“正东”(简1092)、“正南”(简1094)“正西”(简1095)、“正北”(简1096)等等。这就给《日书》打上了确凿的时代印记。
其次,从《日书》反映出来的历法看《日书》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使用的历法主要有三种:夏历、殷历、周历。秦国使用的是夏历的变种——《颛顼历》。问题是,秦国何时开始使用《颛顼历》呢?我们认为是昭襄王时期。因为:(l)根据朱文鑫《历法通志》和日人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颛顼历》的测定年代大致在公元前三六〇年左右,亦即秦孝公二年。但我们考虑到,从《颛顼历》制订到使用当有一段时间,因此《颛顼历》在社会普遍使用应该是秦孝公以后。(2)文献资料证明,秦昭襄王时期开始使用《颛顼历》。《史记·秦本纪》记昭王以后事,凡有月份的皆以十月在前,而正月在后。如“四十二年,安国君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九月,穰侯出之陶。”又如“四十八年十月,韩献垣雍。秦军分为三军。……正月,兵罢,复守上党。”(3)考古资料印证。秦简《编年记》记昭襄王“五十六年后九月,昭死。”之所以有“后九月”,是《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而闰月放在九月之后,故有“后九月”之称。
考察《日书》,我们看到其中通用的历法即《颛顼历》。《日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十一月斗,十二月须,正月营,二月奎,三月胃,四月毕,五月东,六月柳,七月张,八月角,九月底,十月心。”(简730)在“玄戈,一组简中(简776一787)也有相同的内容(《日书》乙种975一1002亦然)。根据今天天文学家的计算,这一记载大体符合二千年前的太阳实际运行位置(见吴守贤、刘次沅《二十八宿距星三千年来的平位置及其与古代观测的比较》一文,载《陕西天文台台刊》1985年第一期),而与太阳运行位置相对应的月份,正符合秦国通行的历法一一《颛顼历》。这祥,《日书》成书的上限就可以确定:不早于秦昭襄王时期。联系上面谈到第一点,则《日书》成书的年代为昭襄王一庄襄王时期。
第三,《日书》最后成书当在昭襄王二十八年以后不久。
《日书》甲种有关于秦楚月份对照的材料。具体为:
秦“十月,楚冬夕”(简793)
秦“十一月,楚屈夕”(简794)
秦“十二月,楚援夕”(简795)
秦“正月,楚刑夷”(简796)
秦“二月,楚夏杘”(简793)
秦“三月,楚纺月”(简794)
秦“四月,楚七月”(简795)
秦“五月,楚八月”(简796)
秦“六月,楚九月”(简793)
秦“七月,楚十月”(简794)
秦“八月,楚爨月”(简795)
秦“九月,楚鬳马”(简796)
在《日书》甲种的另一处也涉及到秦楚历法:
“毁弃八月、九月、十月,毁弃南方,爨月、鬳马、中夕,毁弃西方·屈夕、援(夕)、刑(夷)、(夏)杘,毁弃北(方)·夏尸、纺月,毁弃东方。皆吉。(简840)
援夕、刑(夷)、(夏)尸,作事南方·纺月、夏夕、八月,作事西方·九月、十月、爨月,作事北方·鬳马、中夕、屈夕,作事东方。皆吉”。(简841)
《日书》为什么要列二份楚秦月份对照表呢?我们认为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年),秦国攻占了楚的国都黔,设置南郡。作为占领者的秦国官吏,面临着这样一种困难:既要在南郡统一使用秦的历法,又要照顾到当地人民长期以来使用楚国历法的既成事实。他们唯一能做到的是采取折衷办法——楚秦历法并行不废。只有这个时候,才有对照标明秦楚历法的必要。因而《日书》也应该成书于此后不久。
三
正如一些学者们所指出的,《日书》是一部充满鬼神怪异的推算时日凶吉的迷信书籍。从《日书》中可以看到,几乎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有良日、忌日,有吉有凶,福中有祸,祸中隐福。名目之多,令人瞠目。
在古代,天命论的迷信思想往往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指挥棒。掌握指挥棒的是那些统称为日者的星占卜筮之人。《史记·日者列传》褚先生补记,汉武帝取妇,聚会日者卜间,某日可否取妇。五行家日可,堪舆家日不可,建除家日不吉,丛辰家日大凶,历家日小凶,天人家日小吉,太一家日大吉。《集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日者。”所谓《日书》,实际上就是日者用来决凶择吉的工具书。
目前我们看到的云梦出土的《日书》,是流行于秦国中下层社会的选时择日之书。这一点从《日书》内容本身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日书》反映的多为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举例说,《日书》有很大篇幅谈到秦人的婚娶生子。在这里,父母对将出世的孩子表现出美好的愿望,这种愿望是受他们的社会地位制约的。《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为“庸耕”,说“苟富贵,毋相忘”,同伴讥笑:“若为庸耕,何富贵邪?”绝大多数的卑贱奴隶是不敢奢望自己的孩子能高官腾达的。《日书》对将出世的孩子的前途大都作了如下安排:“生子必有爵”(简799)、“生子为大夫”(简805)、“生子为大吏”(简810)、“生子为吏”(简511)、“生子为邑桀”(简822)、“生子肉食”、(简877)。“生子必驾”(简524)、“己巳生子鬼(丑),必为人臣妾”(简874),等等。这里举的仅是《日书》甲种的一部分例子。我们看到,人们对其子女的希望不是很大的,最高不过是大夫而已,而大量的却是为吏、为邑桀、有爵、肉食、必驾(坐车)等,甚至还有为人臣妾的,可见这些人的地位是不高的。从有人希望其子为“邑桀,来看,大概他们都属于秦国地方的中下层人物。
《日书》中的祭祀活动也可以证明我们的看法。作为一部占卜凶吉的书籍,祭祀活动肯定是免不了要记的。但是,象当时王公贵族那种大型的祭祀在书中没有丝毫反映。相反,(日书》乙种(简1052一1082)记载:
子,以东吉,北得多西闻言凶。朝启夕闭,朝兆不得,昼夕得。以入见疾,以有疾,辰少翏,午大翏,死生在申。黑肉从北方来,把者黑色,外鬼父,
丑,以东吉。西先行,北吉。南得。£(朝)闭夕启,朝兆得,昼夕不得。以入得££疾,卯少翏,已大翏,死生。
... ...
既没有隆重的仪式,也没有多少供品,明显地看出是一种小家气象。特别是《除室》所载的祭祀:“正月、五月、九月之丑,二月、六月、十月之戌,三月、七月之未,四月、八月、十二月之辰,勿以作事。大祠,以大生(牲),凶,小生,凶,以昔(腊)肉,吉。”(简1015)“大祠”以后简文泽成现代汉语就是:举行大的祭祀,用大牲畜作祭品,凶,用小牲畜作祭品,凶；用切成块的腊肉作祭品,吉。迷信的背后隐藏着真实。这实际上是不大富裕的小家庭拿不出整只牲畜作祭品的客观反映。对比一下春秋战国时代公贵族们那种声势浩大、祭品丰盛、仪式繁琐的祭祀，《日书》所暴露出来的低级、简单的祭祀方式不是很可以说明问题吗?
作为反证的是《日书》中关于国家大事的内容极少。《礼记》说:“国之大事,在戎与祀。”《日书》没有反映秦国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已如上述。这样,《日书》对于战争尤其是秦国统一战争基本上没有涉及。考诸《日书》,谈到战争的仅有下面几条材料:
秀... …利
正阳… …
... …岁善,毋(无)兵。(简763一764)
……利弋猎、报仇、攻军韦(围)城。
……岁又(有)小兵,毋大兵。(简769一770)
彻,是胃六甲相逆,利以战伐。……岁善,毋兵。(简773一774)
冲日,可以攻军入城……(简938)
彻,大彻,利单(战)伐。……岁善,毋兵。(简957一968)
虽然谈到了战争,但非常抽象。事实上,秦昭襄王时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日见强盛,统一六国已成定势。这时,秦与六国战争纷起,无有宁日。据统计,秦昭襄一代(五十六年)共发生较大战争五十五次(见杨宽《战国史》附录《战国大事表》,人民出版社)。但是,《日书》对这些战争完全没有涉及。假如《日书》是上层社会使用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如果再看看使用《日书》的墓主情况,我们能得到更深入的认识。据考古报告,墓主是一个四十至四十五岁的男性(《云梦睡虎地秦墓》第69页)。学者们认为,墓主就是《编年记》简文所记的“喜”。喜的主要经历是这样的:“(秦王政)三年……八月,喜榆史”,“〔四年〕……十一月,为安陆御史”,“六年,四月,为安陆令史气“七年,正月甲寅,鄢令史”,“十二年,四月癸丑,喜治狱鄢”,“十三年,从军”。喜最大的官职是“令史”。令史为县令属下,地位比较低。《日书》既为随葬品,当是喜生前常用之物。喜这样一个小吏有《日书》,和我们上述推断,即《日书》是流行于秦国中下层社会的书籍正相吻合。
四
现在,我们谈《日书》的体例。
《日书》全部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
1、正文。《日书》的基本内容都在正文内。为了使条理清楚,《日书》作者采用分类表述的形式。每一类内容之前都加小标题,以示区别。《日书》甲乙两种共有小标题七十个。有些标题完全相同,内容也相同或相近。如甲乙种都有“除”、“室忌”、“梦”和“士忌”。甲种“马”出现了两次,乙种“见人”、“除室”、“行祠”都出现了两次。因此,《日书》不重出的标题有六十二个。下面按照《日书》正文的标题作一简要归纳:
第一组的内容主要是历法、天象与人事的关系。这一部分在整个《日书》中起着工具和原则、纲领的作用。如“除方,甲种:天象与月份的关系,乙种:历表,“岁”、“毁弃”对照楚秦历法,为日者卜问吉凶提供方便。“稷辰”、“玄戈”、“星”谈天象与人事的关系,是《日书》的总纲。整个《日书》所谈到的具体的行事吉凶实际上是它们的顺推。
第二组的内容主要是:土木建筑、出门归家、娶嫁生育、六畜饲养、日常生活、疾病灾异及其他具体行事的吉凶。这一组是对第一组总纲的解释。在行文上,第一组谈的比较抽象,而第二组则比较详尽、烦细。
2、表。《日书》有表六个。其中甲种三表,即:①《除表》(简731一742)。以濡、赢、建、陷、彼、平、宁、空、坐、盖、成、甬为经,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为纬而排列组成的一份历表,②《楚秦月份对照表》(简793一796),已如前述,③《五行表》(反面简813一804),金木水火土五行随时间相胜。乙种亦三表,①《地支表》(简896一908),将十二地支按十二月排列,无论横看竖看都有十二地支,②《十六分时表》(简913一924),③《建除表》(简1101一1113),按斗柄所指方位排列时间。
3、图。《日书》甲种有三图:①《朔初日图》(简776一786),②《门图》(简843一855),标有高门、货门、东门、获门、刑门(以上东方),则光门、大伍门、辟门、南门、仓门、寡门(以上南方),不周门、云门、失行门、大吉门、屈门(以上西方),徒门、起门、
正文、表和图是《日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日书》的初步探索使我们认识到:
第一,《日书》正文、图、表互为经纬,相得而益彰。《日书》的内容主要存于正文,具体而详细。图、表是对正文的解释,简单而直观。如《人字图》对“人字”部分的说明令人兴趣横生,而《建除表》与《日书》正文相呼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图表是研究《日书》正文的一把钥匙。
第二,图、表是日者应用《日书》的工具。从哲学上讲,《日书》是唯心主义天命论的产物,因而是荒谬的,不科学的,但日者既要使《日书》在运用中畅行无阻,在逻辑上必然要求《日书》本身无大的自相矛盾。为达到这一目的,日者创造了正文、图、表三部分的体例。图表既是正文的总结,又是日者应用《日书》的工具。日者在处理他们所处时代各种层出不穷的事物时,可以根据图、表的基本规则逻辑地顺推和扩大。为什么《日书》乙种的标题多而内容少呢?我们认为这就是日者临时运用《日书》图表原则推行的产物。
《日书》正文、图、表体例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创造。从现存的先秦古籍看,大多数只是文字的记述。即如《山海经》有图有文,而无表。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亦有图,但其既非图、文一体,年代也比《日书》要晚得多。把正文、图、表有机地结合在一部书的,《日书》是第一次。
五
从《日书》的标题中,我们即可看到《日书》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是极为广泛的。它有着从经济生活、阶级关系、意识形态到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内容,为我们研究秦国社会,特别是研究统一前的秦国中下层社会,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
《日书》有大量的篇幅涉及秦人的经济生活。封建时代的正统史学家对中下层人民社会经济生活是不屑一顾的,即如司马迁《史记》,由于史料缺乏等因素,也很少有这方面的记载。《日书》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秦在建国以前,是一个游牧民族。当春秋中叶,秦人接受了周遗民的先进农业文化之后,农业成为秦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商鞍变法,实行重农抑末政策,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史记·商君列传》),秦国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的、空前的发展。秦简《仓律》、《效律》提到咸阳“十万石一积”,栎阳“二万石一积”,表明秦国粮食贮藏之多。《禹贡》将秦地列上上等,决非偶然。秦国农业经济高度发展的事实,在《日书》中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反映。“秦除”(简746一752)规定了禾的良日、忌日:“禾良日,己亥、癸亥、五酉、五丑。禾忌日,稷龙、寅秫、丑稻、亥麦、子菽、答、卯麻、辰葵,癸亥名常”。乙种“秦除”(简960)也说:“五谷龙日:子麦、丑黍、寅稷、辰麻、申戌叔(菽)、壬辰瓜、癸葵。”这实际上包括后世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农作物结构。为了保证农时,《日书》对下种及收获极为重视。如“五种忌”(反面简745一744):“丙及寅禾,甲及子麦,乙巳及丑黍,辰麻、卯及戌菽,亥稻,不可以始种及获,赏其岁,或费食。”甲种“秦除”:“£忌不可种之及初获。出入之。辛卯不可以初获禾。”乙种“秦除”“五谷良日,己口口口口口出种及鼠(予)人。壬辰、己已,不可以鼠,子,亦勿以种。”(简959)在生产中,秦人注意积肥。如“庚辰、壬辰、癸未不可以燔粪”(简855),从反面说明其他日子是可以“燔粪”的。秦国农业发展的另一个侧面,是《日书》多次提到粮食的积贮。如“梦”载:“国居宇西北,
秦国畜牧业在《日书》中也有反映。《日书》设有“马”、“马日”、“牛日”、“羊日”、“猪日”、“犬日”、“鸡日”等专题,规定六畜繁衍的良、忌日。可见畜牧业在秦人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与秦国的地理特点和经济传统是相联系的。
《日书》中秦国小商品经济的发达,给我们以强烈的印象。长期以来,有些学者认为秦国抑末,商业经济落后。《日书》为我们提供的资料,说明上述看法是有问题的。《日书》多次提到商业买卖。如:“斗,利祠及行,贾贾市吉。”(简804)、“须女,祠,贾市......吉。”(简806)“卯,猎、贾市吉”(简814)“货门,所利贾市,入货吉”(简849)”宇,南方高、北方下,利贾市”(反面简876)、“十二月,婺女,祠,贾市口……吉”(简1000)这些都说明商品交易在秦人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以致《日书》规定:“己亥、己巳、癸丑、癸末、庚申、庚寅、辛酉、辛卯、戊戌、戊辰、壬午,市日。”(反面简797)“市良日,戊寅、戊辰、戊申、戊、利初市,吉。”(简818)秦国可能还有夜市的存在。如简(反面)799:“辛亥、辛已、甲子、乙丑、乙未、壬申、癸卯、庚戌、庚辰,莫(暮)市以行,有九喜。”晚上去做生意,如无夜市很难理解。秦人的这种小商品交换,已脱离“抱布贸丝”的物物交换阶段,货币进入了流通领域。《日书》简1090:“不钱则布”。简822:“金钱良日,甲申、己巳。”可以为证。特别要指出的是,《日书》还反映妇女经商的情况,如:“庚寅生子,女为贾”(简875)。《日书》既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提出,说明妇女经商不是个别例子。《日书》“女为贾”的材料和《史记》女怀清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
总括上述,秦简《日书》对秦国中下层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是多方面的,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昭襄王时代的秦国,历史已进入封建社会。但是,从奴隶主蜕变而来的地主阶级为了使封建的阶级剥削有广泛的基础,需要保存一定的奴隶制度,作为对封建制的重要补充。商秧变法时,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选以为收孥”(《商君列传》)。《日书》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说明秦国结治阶级是怎样把贫苦农民变为奴隶的。如:“毋以申出入臣妄、马牛、货材”(简839)、“利居室,入货、人民、畜生”(简955)“
和中下层人民生活相适应,《日书》用了“室忌”、“作事”、“窗”、“土忌”、“直室”、“宇”、“反积”、“盖屋”、“盖忌”、“垣墙日”、“除室”和“穿户忌”等十二个标题专门谈士木建筑。其中最多的是房屋修盖,我们从中可见秦人居住特点。例如,根据简文882至873的资料,秦人住所以“宇”(堂屋)、“内”(卧室)、“小内”为主体,附以“困”(粮仓)、“圈”(马、牛、羊圈)和“困”(猪圈)等。住所周围分布着井池(水塘)、垣(围墙)和道路。联系秦简《封珍式》和士伍住宇:“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的记载,我们认为一宇二内是秦国中下层人民住宅的基本形式。又如,洛阳金谷园出土的汉代明器中,有一件厕所猪圈陶器。其西半部为厕所,东半部为猪圈(发掘简报见《文物》1983年第4期)。这种建筑形式《日书》中就有反映。如“
秦是一个短命朝代,又有秦始皇焚书之举,因而流传下来的关于秦的史料非常有限。秦简的法律、政事部分虽在某方面填补了“空白”,但毕竟有不及的地方。秦国社会的风俗礼制即为秦律和其他政事简所无。《日书》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尤可宝贵。有关出门归家和娶嫁生育的标题多为这方面的内容。如“行行(后“行”字为当为衍文)祠“记载:“行祠,东南行,祠道左,西北行,祠道右。其謞日大常行,合三土皇,耐(乃)为四席,席叕(缀)其后,亦席三叕。其祝日:毋王事,唯福是司,勉饮食,多投福。”(简1040一1041)这是为远行举行的仪式:先铺四床垫席,再献上三色土,然后祈祷祝福。又如人们作了恶梦后,也要行祈祷式。甲种“梦”云:“人有恶梦,
从《日书》看,秦国社会有许多与后世相同的习俗。如人们为避邪驱鬼,无论家居或出门都带桃符。“禹符,左,行,置右环(辕),日口口口右环。日:行邦,令行投符地。禹步三,日:皋敢告口口口符,上车,毋顾口口口口”。(简999一1002)这段简文虽残缺不全,但仍可看出主要内容:家居时,将桃符挂在房子的左边,坐车远行,将符挂在车辕的右边。然后举行仪式。后世也有挂桃符以驱邪的风俗。王安石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元日》)我们从《日书》可以了解行符这一风俗的渊源与演化。
在思想方面,《日书》更是以其丰富的资料说明了许多过去所不了解的问题。我们这里试从三个方面来谈。
1、迷信禁忌。《日书》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有着多如牛毛的禁忌。东汉思想家描写秦汉时期的迷信禁忌情况说:“世俗信祸崇,以为人之疾病死亡,及患被罪,戮辱欢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徒,祭祀丧葬,行作入官嫁娶,不避岁月,触骨逢神,忌时相害,故发病生祸,絓法入罪,至于死亡,弹家灭门,皆不重慎,犯触忌讳之所致也。”(《论衡·辟崇》)对照《日书》所反映的秦国社会,的确如此。《日书》把星辰的运行、四季的变迁,日月的交替,直接与人间的吉凶福祸联系起来。如甲种“秦除”,首先谈到天象的变化,然后论及人事:“正月,建寅、除卯、盈辰、平己、定午、挚未、极申、危酉、成戊、收亥、开子、闭丑。建日,良日也。可以为啬夫,可以祠,利枣(早)、不利莫(暮),可以入人、始寇(冠)、乘车,有为也,吉。”(简743)他皆仿此。在《日书》作者看来,一切人事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吉凶福祸是早已决定好的,人们的权力只在于顺从天命。因此,《日书》禁忌特多。从战事、见官到婚嫁、兴土木皆有忌日和良日。忌日行事,必然有祸。如“上忌”规定:“四月酉以坏垣,凶。入月十七日,以毁垣,其家日减。春三月,毋起东乡(向)室,夏三月,毋起南乡室,秋三月,毋起西乡室,冬三月,毋起北乡室。以此起室,大凶,必有死者。”(反面简757一755)相反,良日无有不成,皆大欢喜。“秦除”规定:“成决光之日,利以起大事,祭、家(嫁)子,吉。居有室,行有得,生子美(简919)”。人们一举一动,完全受禁忌的限制,以致形成世俗。
2、鬼神观。翻开《日书》我们面前立即出现了一个鬼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鬼神无处不有,无所不在。仅以鬼的名称讲,就有
对于鬼神的侵害,人们起来反抗,自卫。《日书》提供了这方面的详细资料。人在与鬼相斗过程中,结局是好的,往往是人胜鬼。我们从《日书》看到,人固然怕鬼,但鬼亦怕人。“故丘鬼恒畏人,畏人所为”(反面简872)鬼虽然到处害人,但人驱鬼的方法却很简单。如鬼敲鼓扰人,人只要以鼓“应之,则已矣”(反面简862),鬼夜里敲人门,“以歌若哭,人见之,是凶鬼。鸢(沿)以㑇矢,则不来矣。”(反面简867一866);
3、五行思想在秦国民间的流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古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施族节旗皆上黑。……更名河日德水,以为水德之始。”秦始皇这一改制,人们向来认为是接受了邹衍的五德相胜学说的结果。这种看法并不错,但《日书》的出土,证明其说是不够全面的。
4、《日书》两处提到了五行概念。简(反面)813一803有文有表。其文为:“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木胜土。东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中央土。”简974一982:“丙丁火,火胜金;戌已上,土胜水,庚辛金,金胜术,壬癸水,水胜火;丑已金,金胜木。未亥〔木,木〕胜土;辰中子水,水胜火。”从这两处资料看,秦国民间早已流传着五行思想,而且恰恰是五行相胜的思想。
秦国虽早已有五行相胜思想的流行,但由于没有和帝王、政治相联,因此还不能成为秦国的政治指导思想。直到战国末年,邹衍的“五德终始”之说传入秦国,秦国传统的五行思想便与邹衍学说合流。秦王政时,吕不韦曾有意识地将两者统一起来,以作为统一以后秦的政治学说。《吕氏春秋·十二览》中五行与春夏秋冬四季相联系,分明是受了秦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五行与帝王相联系,又是接受了邹衍学说的结果。吕不韦虽死,但这种合流的政治思想并未随之消亡。秦统一六国后,便正式宣布以它为秦唯一的政治立说。所以秦始皇的“五德终始”政治,实际是邹衍学说和如《日书》所载秦国传统的五行相胜思想的棍种。
此外,《日书》还对思想领域的其他方面,如濡家学说在秦国中下层的影响与作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丰富了文献的记载。
在天文历法方面,《日书》保存有较多的重要材料。比如,《日书,》继曾候乙墓发现之后,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二十八宿星座的名称和运行,其次序与后世所记的完全相合。可见秦人的科学技术水平并不低于山东六国。又如,《日书》中秦楚月份对照,对我们研究秦楚历法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再如,《日书》证明统一前秦国就并行十二分时和十六分时两种记时制度,从而解决了多年以来学术界悬而未决的难题。还有《日书》所载的十二生肖,对我们了解其源流演变也很有帮助。总之,《日书》是研究秦国社会特别是中下层社会的十分重要的史料。随着人们越来越多的兴趣和关注,《日书》过去被蒙上的那层灰尘将会拂去,将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附记:
余一九八五年访日,应邀参与关西大学之木简研读班,受益匪浅。后至东京早稻田大学,为关东地区学者作简犊研究之演讲。与古贺登教授晤谈之际,有共同研读《日书》之动议。继闻古贺先生欲师事卜者为研读《日书》之准备,且有位居讲师,衔为博士之青年学者十余人与其事焉。悉此,余心慨然。敬谢不敏之余敢不勉力!遂于归国后,有《日书》研读班之举。志于学者青年五七人,每周两次聚于敝研究室,风雨莫阻,持续数月,终克其事,乃由胡君正明捉刀,吴君小强杀青,集共同研究之心得,成此论文一篇,系初步极肤浅之认识,意在引起国人对《日书》研究之重视。余于天文、历法、卜巫、祭祀之学,茫然无知,谬误之处,在所难免。祈方家教正之余,翘首以待精研《日书》之论者源源不绝,免“江东无人” 之诮,则敝研读班及拙文之短长复何虞哉！
林剑鸣
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于西北大学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文博》1986年第5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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