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写这个书评我一直在纠结，想写的愿望是因为喜欢它，想向有兴趣的读者做一个推介，不想写的原因是不了解它，不了解这本书写的那个时代。尽管一说起来，很多人都能对那个时代夸夸其谈地说上半天。我读书的时候我们的教科书对这个时代是最拿捏不准的，不是编者有意要歪曲它，而是真的不懂。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包括这方面的所谓专家和学者仍然不懂。网上有一篇文章，对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事件“鸦片战争”进行了不同于教科书的解读，可说是对我们熟知的“鸦片战争”的一个颠覆性的解读，却是一个无知的完全出于臆想和推测的颠覆，其中的逻辑和史实的错误让人完全无兴趣去纠正，所以尽管我对这个时代也很无知，仍然愿意硬着头皮介绍林满红的这部大作。
正如书名《银线》所揭示的，这本书选取了一个很特别的角度：白银和白银所代表的货币体系如何颠覆了一个看起来兴盛的王朝。作者之所以对白银加以关注则出于一个很小的历史事件，1852年，在湖北一个边远的山区，一个叫钟人杰的生员领着一帮农民弟兄造反，烧了县城，杀了县官。起事的原因很简单，由“银荒”引起的银贵钱贱导致民不聊生。相比于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这个历史事件太小了，在我们的教科书和历史课本里是读不到的，本书作者似乎也是在成为研究人员后才看到这段史实，很少有人注意到事件背后的本质原因。
作者把十九世纪的大清帝国历史以1856年为界分成两段，这种划分与我们习惯的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界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对两次“鸦片战争”的认识向来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经常称为“通商战争”（或第一次中英战争），它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同一个历史事件中外不同的称谓本身就值得玩味。有人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对大清帝国更有正面的意义，它对大清王朝的打击更多的是意识层面，而不是物质层面，它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却没有打时人的心门。其后日本也经历了类似的事件，但这个弹丸之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并因此改写了本国和大清帝国的历史。林满红没有把兴趣放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上，她关注的是白银在这个历史事件和当时的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以1856年为界来划分这个时代，是因为历史在这一年有个截然不同的变化，之前大量白银外流的历史突然终止，实现白银回流。而长期为“银荒”所困已经瘫倒在地的大清王朝突然像打了鸡血一样又站了起来。这种变化无疑跟若干历史事实相关，但很多人只看到了历史现象，对其中的本质原因却一无所知。对此，林满红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她把大清帝国比为一个人，而白银则是这个帝国的血液，之前，大清帝国严重缺血而委地不起，之后，大量回流的白银像血液一样重新输入帝国的体内，它又重新站了起来。
大清帝国是如何大量失血（白银外流）并最终失去造血功能（银荒钱荒）的，林满红提供了很多历史细节。白银之所以大量外流，当时的人包括林则徐，以及今天很多人都认为是鸦片大量进口造成的，林则徐就提出要种植土鸦片取代进口洋鸦片，以缓解白银大量外流。当时不少明白人已经发现白银外流对大清帝国的严重影响。对此林满红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她用统计数据说话，1856年之后的鸦片进口量远比之前大，白银反而回流，这说明鸦片进口并非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当时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丝、茶等）在国外滞销，出口量大减，造成了严重的贸易逆差。因此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次鸦片战争”并非因为鸦片大量进口，而是因为通商问题，这场战争是铁定要发生的，起因不同而已，如果不是因为鸦片，则可能是因为白银，或者茶叶和生丝。日本就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它没有大量的鸦片进口，却同样爆发了通商战争。
同样，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很多人也把它归因于两次“鸦片战争”造成的民不聊生，林满红却愿意相信白银在其中的巨大作用，就像人打了毒针，会在血液中扩散，必然要导致一部分身体的腐坏。“银荒”导致的银贵钱贱，就是这样的一剂毒针。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和兴盛的原因。有人愿意把太平天国的灭亡归因于它的内斗和腐败，归因于领导人的农民劣根性，或归因于督抚们（湘、淮军）的剿灭功劳，但林满红还是愿意把它与白银联系起来。早期湘军的困苦、失败未尝不是因为缺银（钱），后期政府军的生猛、善战又未尝不是因为钱多。可以说，湘军、淮军驰骋沙场，如果没有马背上的白银，全都要进坟场。与其说是曾国藩、李鸿章挽救了大清王朝，还不如说是白银让大清帝国赢来了一段回光返照的历史时期。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大清帝国，有诸多的不可思议。譬如说，这是一个不产银的国家，却以银作为主要的硬通货和财富。大宗交易，政府的税收和各种开支都是以银两来完成。清政府只铸造制钱（铜钱），却不造银元，市场上最方便流通的银元是进口的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银元，外国的货币、前朝的货币全在市场流通。北京有两个铸币局，各省都有自己的铸币局，可以任意铸造铜钱，但各省的铜钱却不能相互流通。甚至私人也可以铸钱，钱庄可以发行银票。货币的乱象表明政府在货币体系中完全没有作用，也没有货币主权意识。林则徐算是个明眼人，隐约感觉到外国银元对市场的危害，主张政府铸造银元，他任职江苏巡抚时，还真的铸造了银元，不过因为质量太差市场不认可。这一切在白银充足时还相安无事，一旦出现“银荒”，政府就找不到抓手，无法控制局面。
“银荒”的原因林满红也进行了列举，包括白银外流、拉美独立运动导致白银减产、英国和周边国家禁止白银出口等等，总之，人倒霉时，喝水也塞牙。
当时人对“银荒”导致的银贵钱贱问题还是有认识的。王庆云说：“银之贵贱，不系钱之多寡，钱之贵贱，转系银之多寡。”1844年户部记载：“银之贵非由钱多，只以日趋于少，即日形其贵。银价日昴，固由于银少，而不关乎钱多。”缪梓说：“今日之患，不特银荒，而钱亦荒。”
没银没钱，市场陷入瘫痪，等于人陷入昏迷。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大宋的“交子”），却在十九世纪因为缺钱而使一个王朝陷入崩溃的边缘，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无法想像。林满红因此引入了当时的经世学派对货币问题的探讨。林满红把对立的双方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放任派主要是今文经学家，包括包世臣、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认为政府对社会的干预越少越好；干预派的主要成员多属桐城学派，包括管同、王瑬，吴嘉宾、梁巨章等人，主张政府干预市场。双方都著书立说，企图以自己的主张影响时局。十九世纪早期，是放任派得势，结果是清政府果然放任不管，听之任之，差点把王朝搞崩溃了。十九世纪后期，桐城学派得势，政府开始干预社会，王瑬的若干主张得以实施，包括铸造不可兑换的或高于本币的大额铜钱，但结果也不理想，在京城的试点以失败告终，这一结果自然与帝国金融信用的破产有莫大的关系。
这本书对历史细节的描述具有极大的魅力，阅读这些细节其实就是对固有知识的挑战，它可能让你一次又一次的产生疑问，并陷入对历史的思考之中。
（《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林满红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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