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话就是指官场上通行的话，用今天的话说，官话就是指公务员在公务活动中所讲的普通话。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官话也称“官腔”。官腔通常是指官场上的门面话，即当官的冠冕堂皇、盛气凌人地对群众敷衍或责备的空话、套话。如老百姓批评某官员“此人官不大，但官腔不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操官话指的是语言形式，耍官腔指的是语言内容，把形式和内容混为一谈，显然不对。
但百姓把操官话与耍官腔划等号，说明群众对官僚作风极其反感。社会生活告诉我们，讲官话的官员未必就耍官腔，耍官腔的官员未必就讲官话。
官话一词，始见于明朝人张位所著《问奇集》中：“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
官话名称通行于明、清两朝。明、清两朝做官的要遵守回避制度，即本人不得在家乡为官。官员们不在家乡做官而到外地做官，如果说家乡话，别人往往不容易听懂，这样就会影响交际，进而影响工作，因而，工作的需要迫使他们学讲大部分人都能听得懂的官话。这种官话究竟以什么语音为标准，当时并没有明确规定。
明初建都南京，官话应该跟南京话差不多，后来明迁都北京，官话语音面貌就变得和北京话差不多了。直至清末官话更名之前，官话的语音标准虽然一直没有明确规定，但人们往往把北京话以及和北京话较为接近的北方方言都看成是官话，于是官话就有了“蓝青官话”的别称。“蓝青”喻指不纯粹，人们将夹杂别地口音的北京话，如汉语言史上的“西南官话”、“西北官话”、“下江官话”等皆称作“蓝青官话”。
讲官话，起初只是官员们工作交际需要的自发行为。明确规定官员必须把官话作为公务语言，是清朝雍正年间的事情。公元1728年，雍正皇帝召集朝廷一批高级官员，专门对官员率先使用官话问题发出训谕。
雍正指出：官员每每异地任职，不讲官话而用乡音会使得官民上下语言不通，老百姓不能明白长官之意，于是“吏胥从中代为传述”，“添蚀假借，百弊丛生”，“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他要求各级官员在执行公务的场合，如上殿陈奏、宣读训谕、审断词讼以及作为百姓参与公务活动，必须讲官话，“不得仍前习为乡音”。他要求各地设立“正音书院”，八年之内率先在福建、广东等省普及官话。
规定八年以后，凡是不懂官话的举人、秀才、贡生、童生，一律不准应试。雍正皇帝的训谕全文长达350多字，对官员为什么要通晓官话、在什么场合使用官话、怎样才能使读书求仕之人掌握官话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的阐述。较之前朝各代，应该说雍正是提出把官话（普通话）作为官员（公务员）工作语言的第一人。
清末维新派人士梁启超是广东人，因官话讲不好，其博学无法让光绪皇帝赏识，其应赐受四品官衔因此降至六品。晚年他在清华大学讲学，因官话讲不好，让人听得很吃力，常使学生高兴而来扫兴而归。梁启超为此伤透了脑筋，直至年老他才明白，无论是作为官员还是作为学者，都需要会讲官话。于是回到家中，学富五车的梁启超经常虚心向妻子请教官话读音。
到了清末，官话名称已不能适应客观需要。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去日本考察，他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很成功，回国后就向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张百熙建议，学习日本经验，在中国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更名为“国语”，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同意了这一提案。从此“官话”名称不再通行。
官话名称被国语代替以后，民国时期，“五四”运动前后，全国开展过一次声势较大的“国语”运动。经过语言学者们的反复争论和探索，最终统一认识，确定以北京语音为“国语”的标准音，称为“国音”。
解放以后，“国语”于1955年更名为“普通话”。因为国语代表的是汉民族共同语，而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如果把汉民族共同语称作“国语”，则可能引起民族政策方面的混淆。台湾省现仍保持汉民族共同语为“国语”之称说。
通行于明清的“官话”，民国期间改称“国语”，解放以后，“国语”又改称“普通话”。
在明朝以前，官话还有过其他一些称说。上古夏商周和春秋时期，官话称为“雅言”，通行于社会活动和教学之中。《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表明孔子讲学或参加社会活动时，不用鲁国方言，而用雅言。应该说，大教育家孔子开了我国古代推广官话的先河。
从秦汉到唐宋，一直到元朝，官话陆续出现过“通语”“凡语”“通名”“四方通语”“天下通语”等称说。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官场失意后，曾被贬到海南岛。他在海南岛兴办学校讲学，全用“通语”讲课，并带动当地老师也用“通语”讲课。他的学生长大后，在其倡导与示范的潜移默化影响下，也纷纷用“通语”进行教学。可以说继孔子之后，文学家苏轼成为我国古代又一位对推广官话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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