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桥非遗——潮州大锣鼓（一）

潮州大锣鼓

CHAO ZHOU DA LUO GU

  简 介 

潮州大锣鼓是发源于潮州，流传于我国粤东、闽南、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及世界各地潮人聚居区的民间音乐，是潮州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地方艺术特色，是由历代相沿的锣鼓乐与南戏音乐融合演变而成。潮州大锣鼓是以司鼓为指挥，由打击乐、管弦乐和弹拨乐相结合的锣鼓乐组合形式，通过一整套独特而多变的表现手法，演绎出多种多样的题材。除在喜庆和民俗活动中演奏的“长行套”外，还有20多套经典专题作品。潮州大锣鼓队多次赴国内外演出，饮誉海内外。

潮州大锣鼓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代际传承特征，深受群众喜爱，影响遍及海内外。作为“乡音”，它又是海内外潮人连结家乡的精神纽带。

2009年4月，潮州大锣鼓被列入潮州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5月，被列入潮州市湘桥区第三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历史渊源 

鼓乐，古已有之。在原始社会，就有用陶土制成的“土鼓”。而潮州鼓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当在唐或唐以前。

潮州在唐代以前被视为南蛮之地。唐代很多朝官先后贬谪来潮，为潮州带来了中原文化。潮州鼓乐艺术正是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交融而形成和发展的结晶。据明代廖用贤纂《尚友录》记载：隋协律郎（乐官）陈政于唐初入闽垦殖，其子陈元光精通音律，因平盗有功，封漳州镇抚，素以“乐武治化”著称。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刑部侍郎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剌史，他本人酷爱音乐，其侄孙韩湘也精通音律，他们对潮州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韩愈在《韩昌黎文集》中描述唐代潮州民间祭神场面：“吹击管鼓，侑香洁也”；“侑以音声，以谢神贶”；“躬斋洗，奏音声”。说明当时鼓乐艺术在潮州已有一定程度的普及。

儒学宫孔子像

韩 文 公 像

宋代，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大量中原文化传入潮州，促进了潮州鼓乐艺术的快速发展。当时，为迎送官府要员的需要，潮州城的东、西、南、北城楼均设有锣鼓班，由守城兵役负责吹打演奏；官府中则设有专业的吹鼓手，各司鼓乐之职。在每年由官府组织的祭孔活动中，更呈现钟鼓齐鸣的盛况，形成一套完整的大成乐，并对民间音乐产生了重要影响。尔后，随着民间游神赛会之风日盛，这种音乐形式渗透到民间，且场面更为壮观，使鼓乐得到了空前发展。

明清期间，南戏传入潮州。南戏的传入，既吸取了潮州优厚的音乐文化营养，逐渐形成“潮音戏”，又使南戏曲牌、吹奏乐牌子曲、锣鼓乐流入潮州，大大丰富了潮州音乐。潮州锣鼓乐正是脱胎于当时的正字戏和西秦戏一些剧目中的打击乐和牌子套。

清末民初，锣鼓乐随着民俗活动的发展而在潮汕地区和海外潮人聚居地广为流传。1931年，由许裕兴率领的潮州大锣鼓队，代表香港“南北行”等社团，参加香港庆典巡游活动，使潮州大锣鼓艺术誉满香江，并在海外掀起一股潮州大锣鼓热潮。民国年间，潮州城区相继成立了十三个锣鼓馆。各馆在每年的“安济圣王”巡游等民俗活动中，竞技斗艺，各显神通，促进了潮州大锣鼓艺术在乐器组合、演奏内容和演奏技艺上的日臻完美，同时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鼓乐师，逐步形成了以许裕兴（武派）、邱猴尚（文派）和陈松（半文武派）为代表的三大流派。

许裕兴手抄大锣鼓工尺谱

新中国成立初期，成立潮州民间音乐团，集中了许多知名的民间音乐艺人，整理和发掘了一批潮州大锣鼓曲目。潮州大锣鼓多次赴广州、北京汇报演出；1957年在前苏联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以一曲《抛网捕鱼》蜚声中外；随后，中央广播文工团和一些省市的文工团，纷纷邀请潮州艺人前往传授潮州大锣鼓演奏技艺。

改革开放后，各级政府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潮州大锣鼓作为潮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以重放光彩。

1955年邱猴尚、

周才等上京演出场面

2004年市民乐团赴法国巴黎参加中法文化年巡游

 艺术特色 

潮州大锣鼓艺术是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一部分，也是自成演奏体系的优秀地方乐种。

潮州大锣鼓是以鼓等打击乐为主，管弦乐和弹拨乐相结合的锣鼓乐演奏形式。传统演奏分为长行套（路行套）和牌子套两种。长行套常见于节日喜庆和盛会游行场面；牌子套则由许多不同宫音的牌子曲联缀而成，成套曲目多以历史故事为题材。演奏时以司鼓为中心，司鼓者以鼓音和双槌的动作手势作自我演奏和整个乐队的指挥。通过对大鼓的鼓心、鼓沿等不同部位和轻击、重击、响击、闷击的不同击法的组合，形成30多种不同的音色效果，作为指挥的司鼓手势动作也有40多种，加之各种不同的乐器音韵组合，使潮州大锣鼓成为集众多音乐元素而成为具有独特表现手法的锣鼓艺术。它跨越时空，富有表现力，可演绎人间的悲欢离合，也可反映战争场面；可阐述历史故事，也可表现现代生活题材。其昂扬激越的旋律、热烈壮观的场面，给人们带来听觉和视觉上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