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我从石期镇中学读完初一转学到东安一中读初二。这一年，邓辉老师也从零陵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一中任教，担任我班（初一班）班主任。邓辉老师虽然刚刚参加工作，但是他的教学工作方法常使人感到惊讶。到了学校的人不免要认识他。然而，你想认识他吗？只要你跨进学校大门，不用指名道姓，只要问一个教政治的“外国脑袋”在哪里，一定有人会指给你一个二十四五岁，方脸庞，八字须，刀剑眉，大鼻子，曲卷发，脸颊常挂一丝笑意的老师──他就是邓辉老师。
邓辉老师衣冠简朴，模样一般。但有三大特点：一是他有一套习惯用语。他把班里查点人数叫做“盘盘绕”，缺勤太多叫做“伤耗太多”，没有缺勤就叫做“满堂红”。二是他抓工作有松有紧，有宽有严。“四人帮”横行时，学校搞“朝农经验”专抓劳动，同学们学习目的极不明确，经常完不成学习任务。但是，在我们班就不同了：你要是在学习上有半点含糊，准会受到他的批评；学校要我们班派个公差也只得向别班要；学校要是安排三五天劳动，他就对同学们说：“大家放心学习，出事有我顶着。”有一个时期，学校劳动太多了，有个同学发牢骚说：“学生学生，我们明明是劳动生嘛！”学校工宣队晓得后进行追查，邓辉老师给顶了回去。平时，学校集合啰嗦什么事时，只要你向他请假，他总是满口答应。因为他最了解同学们，大部分同学中午是饿着肚子上课的，他自己也犯过胃病，对同学们也就特别爱护了。那时候，同学们都为他捏一把汗。三是他的“消息”特别灵通。政治课谁都认为是累赘，他上课时根据课本结合实际讲故事、开玩笑，常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一步棋特别灵，大家对政治课特别感兴趣。后来，同学们根据他谈笑风生的特点，给他安上了一个美称“外国脑袋”。日久天长，“外国脑袋”这一雅号便家喻户晓了。
我在邓辉老师手下担任学习委员。邓老师对我很好，很关心我，特别在学习上对我严格要求。但我却做了一件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的事情。1974年元月，不知什么原因，邓老师调离一中到远离县城的芦洪市中学任教。继后，全国教育战线反击“右”倾回潮，我糊里糊涂地写了他的大字报，批判他死抓“教育质量”，把学生当成“小绵羊”，实行“师道尊严”的所谓“罪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东安一中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兼工宣队长陈××找我谈话，要我领会中央5号文件精神，写篇发言稿，揭露学校前任领导搞追赶班，把学生分成等级的严重问题。并特别强调，“初一班通过一年学习就冒尖了，这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起作用。你是学习委员，要带头开炮，自然有说服力。”那时候我还年轻，只有15岁，不懂事，更辨不清是非。新领导的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违心地写了一篇《坚决回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批判稿，“有理有据”、“有节有奏”，大会小会，到处宣讲。这篇“佳”作在学校广播室里播讲了好几次，女播音员“娓娓动听”的声调使我“神魂颠倒”……
十年浩劫，受害最深、受骗最多的是我们这一代，几乎荒废了学业，现在被社会淘汰。有的本可以成为一名有作为的人，经过浩劫之后，变得自暴自弃，碌碌无为了。这是时代的悲剧！但是我想，一个人只要有志气，敢于扬起时代的风帆，不怕千辛万苦，一步一个脚印，那理想之船终究要搁浅在时代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