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字碑”之谜
“无字碑”之谜是四大之谜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千古之谜。泰山极顶无字碑，位于泰山极顶玉皇庙山门前八米处，因通体无字，故俗称无字碑。通石由石柱、顶盖石和顶柱石三部分组成。顶盖石无任何纹饰，其石质与石柱同，皆为花岗岩质。最顶部略呈圆形，亦无纹饰，其石质为石灰岩，疑为后人更换。因此石无一字痕可考，故对立石人及立石时间等众说不一。颇多传奇色彩，如《泰山小史·无字碑》云：“至今居人频见碑中发光，金霞射目，内大篆数字，恍惚不辨；即之则无，离之复有。”可谓神秘无加。那么泰山“无字碑”最早出现在哪个年代？其形状如何？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秦代或者汉代，还有人认为是唐代。
清代之前民间认为是秦立
在清代以前，有一种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观点，无字碑是秦始皇所立。那么为何有这种说法呢？据说，世人多传为秦始皇立，主要是认为秦始皇功德难铭，又焚书黜字，故所立石也“一字不錾”。也有人认为此石的长短广狭制度与《秦琅琊刻石》极相似，由此推断此无字碑是秦始皇所立的。
清代学者认为是汉立
真正对无字碑作为研究对象的是清初学者顾炎武，他首先将一处仅流于传闻的遗迹作为正规的史学课题加以研究，促成了无字碑从泰山掌故到泰山学术的转换。他认为立无字碑的不是秦始皇，而是汉武帝。他根据《后汉书》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认为此“是汉石无文字之证”，进而推论其未刻之石即后世所见之无字碑；又以《史记》遍记秦刻之史例，指出“始皇刻石凡六，《史记》书之甚明”。“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纪；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安敢不录乎？” 其最终结论尚不尽完善，但引起了更多人对无字碑的关注。
当代部分专家认为是秦立
自顾说提出后，便有不少专家参加论辩，或加以补证，或与商榷，除秦汉之争外，有的研究者提出“唐（武则天）立”的功能新说。到了１９９２年，泰山管委的姜丰荣和山东考古研究院李发林先生又发表文章，重新提出“无字碑”时代属秦的观点。清代之前，世人称无字碑为始皇立，仅传说而已，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顾炎武改定为汉武帝立，也仅是依《史记》、《后汉书》中的某几句话，若全面考查有关历史记载，许多史实与顾炎武的说法相悖，难以圆其说。
无字碑到底建于何时，何人所立，到现在依然未成定论。
无字碑是碑吗?
“碑”的形制是何物？姜丰荣认为，“无字碑”形制为“石阙”。石阙的形制，它主要由三个部位组成。中部为阙柱，有四个面，多为长方形或略呈梯形，无字碑亦如是；下部为柱础，闻柱之下无榫，一般将阙柱直接下寝于柱础内，无字碑也是这样；阙柱之上有顶盖，多为屋形出脊，其最顶部有顶柱石，无字碑也与此基本相似。李发林先生则称：无字碑从其形状看，与汉阙的确很像，但并非石阙，而是封坛“志石”。
但是经过了实地勘探之后，以及文献资料的对比考证，从无字碑所在位置分析，马第伯《封禅仪记》所记载的始皇石阙即为无字碑，马第伯记载的几个主要地段的距离比较准确，与现在实测的结果基本一致，这可能与他专为皇帝封禅作准备有关。从他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秦汉封禅坛皆在岱顶玉皇庙院前后；关于无字碑的形制、尺寸、与秦代之时的标志物有惊人的相似。比如秦代对数字的记载都以三的倍数为基准，对于阙的长宽高也是三的倍数。
2003年6月，泰山学者周郢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上发表文章，提出了无字碑与“秦阙文化”的关系，指出阙在秦代，非同一般建筑，而是承载着秦代独特的文化理念。秦国建阙，始于商鞅变法，用阙体现中央集权之固体，昭示君主独裁之威仪，而始皇封禅时，将代表秦文化理念之阙立于岱巍，以此昭示东方，显示秦王朝之神圣性玉合法性。这些观点，应该说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但是尽管有了这些的观点但也不能说是绝对的。一旦有更新的考证和新的发现，一些结论或许还会被推翻。
二“经石峪”之谜
泰山经石峪，历来被誉为泰山一大奇观。在斗母宫东北方一里处中溪支流的一片大石坪上，镌刻着1400多年前摩勒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部分经文，经文自东而西刻在面积约两千平方米的巨大石坪上，44行，每行125字或10字不等，共计2799字，每个经文刻字50厘米见方，场面壮观，气势宏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摩崖刻石。
石经之谜，谜在了书刻的时代还有作者，那么经石峪究竟书写于哪个年代？经石峪的作者究竟是谁？历来不乏推测之词。历史上有很多人对经石峪的书刻年代和作者作出过不同的结论，究竟哪个结论是正确的呢？
书刻时代之谜与作者之谜
历史上关注经石峪的人很多，研究作者是谁的人也很多，结论当然也很多。这也一直是千百年来许多人关注的、现在人仍在关注的问题。
有人认为是唐代人或者北齐人是所刻。甚至还有的人认为是王羲之所刻呢！针对这一说法，记者采访了泰山管委的姜丰荣老师， 他说：“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还没有金刚经，在王羲之死后100年才有的。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被位于经石峪旁边的一块宋代石刻有这样一段记载：“观经石峪，熟视笔画，字径尺余，非所能历千百年曾不灭，岂非神力护持，以遗观者？”从这段文字不难推测，宋代人面对这洋洋洒洒的文字也曾做过多种猜测，只是由于证据不足而无法为这片经文下结论，因此就想象是否是神力的护持下，才有今天的完整。
在众多的论断推理中，有两个结论是被认可最多也是一直争论不休的两个结果：一是清代魏源在《岱山经石峪歌》的注文中说：泰山经石峪摩崖，隶书金刚班若经，字大于斗，雄逸高古，与徂徕山水牛洞及皱县铁山文书班若经，如出一手，皆为北齐僧安道一所书。二是晚清学者聂剑光在其《泰山道里记》中认为泰山经石峪是是当时梁父县令王子椿刻书的。对于王子椿书刻一事，据说是由于在徂徕山上的摩崖刻石的文字和经石峪非常相似，而徂徕山的署名就是王子椿，在徂徕山还有一块将军石，上面也书刻着与崖壁上完全相似的经文，署名也是经主梁父县令王子椿。如果一旦断定了徂徕山的书者身份，是否就可以断定泰山经石峪的作者了呢？而且古人曾一度确认经石峪为王子椿书刻也许就是由此得来，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姜老师破解了这个谜，他告诉记者，他曾在泰山附近另外一块与经石峪书法风格几乎相同的摩崖刻经，可以推断推断徂徕山与经石峪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所书，但可以肯定的是徂徕山的署名王子椿绝对不是书刻者，而是当时组织刻经的人。当时记载的是由县令王子椿镜主，并非是他书刻的。
还有一个说法是明代学士王世贞提出的“笔力古劲，非唐人不能书”，郭沫若先生就曾同意过这个说法。1961年，郭沫若曾来到到泰山，在经石峪郭沫若观察很久，发现经石峪中“世”字有缺笔，便联想书写者有可能避讳李世民而特意确笔，因而推断为唐朝人所书。后来，郭沫若又去了岱庙，在汉代张迁碑中发现“世”字也有缺笔，此时他认为自己用一个字来断定经石峪的年代是不可取的，因此回到北京后，立即给当时的泰山管委写了封信，并题诗《访经石峪》，“经字大如斗，北齐人所书，千年风韵在，一亩石坪铺。阅历久愈久，摧残无代无。止今逢解放，庶不再模糊”。
究竟是谁在什么年代在这二千多平米的石床上刻下了金刚经？刻了多少年？怎么刻上去的？这一直是一个谜。泰山管委会的姜丰荣先生对于经石峪的书刻年代和作者也给出了一个结论。他在发表的一篇题为《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经考》，在文章中姜丰荣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泰山经石峪的书刻年代是在北齐，书者就是清代魏源所提出的东岭僧安道一。
经石峪书者之谜最终破解
姜丰荣先生在东平湖处的刻经的发现，印证了经石峪的书者为安道一。在东平县的东湖的东南方，有一个叫二洪顶的山，山上的摩崖刻经和泰山经石峪极其相似。姜丰荣曾在二红顶的摩崖刻石上，找到了这片石经的书者署名，墙壁上清晰的写着僧安道一，而这位署名的书者正是清代魏源所说的僧安道一。
这片摩崖刻经的书写特点、用笔走向与经石峪完全相同，姜丰荣推断这个书者应该就是经石峪的书者了。
为了更加确切这个论断的准确性，姜丰荣还曾对比了位于泰山以南邹县境内的铁山有一块摩崖刻。据了解，铁山摩崖是目前保存非常完整的一处刻经，所以当地人十分重视对它的保护。
姜丰荣曾在中央电视台拍摄《走遍中国》时，特地从家里带来了泰山经石峪的石刻拓片，在铁山摩崖找到更有力的证据，证明了经石峪的书者确实是僧安道一。姜老师告诉记者：“经文的相似，字体的相似，用笔手法的相似，更加印证了泰山经石峪的书者与二洪顶与铁山摩崖的书者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以说个书者就是在这里署名的僧安道一。泰山经石峪的书刻年代也应是在北齐。”
后来泰山人把郭沫若题诗的《访经石峪》这首诗题在了经石峪的石壁上，在这首诗里，郭沫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经石峪是北齐人书写的。看来最后的焦点落在了北齐人身上，刻石书法浑穆简静，结构空灵，笔势奇古雄秀，体在隶楷之间，历来为书家所重，赞其“如印泥画沙”，称之“榜书之宗”、R20;大字鼻祖”，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佛学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姜老师说：“也许以后会有新的发现，推翻目前的这个说法，但目前来讲他非常坚持现在的这一说法。”
三 岱庙壁画之谜
在“东岳第一神府”岱庙大殿之上，绘有一幅古代巨幅壁画，这便是著名的《泰山神启跸回銮图》。该图由泰山神《启跸图》和《回銮图》两部分组成，长62米，高3.30米，画中人物多达666位。这幅壁画描绘的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泰山主神之一——东岳大帝巡游天下的情景，气势恢宏、场面壮观，充分展现了泰山神的威严之姿。
壁画以大殿分门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为“启跸”，西半部为“回銮”。《启跸图》中泰山神端坐于四轮六马大辇之上，旒冕龙袍，端庄威严。前有泰山三郎与延禧真人，各乘轿侍行。大辇四周文武百官，前簇后拥。驾前祥兽奔腾，鸾旗飞卷，骑士严阵，仪仗分持。再前有宫乐齐奏，夜叉鸣锣，麒麟开道，十八大臣恭迎銮驾。《回銮图》所绘场景与“启跸”相同，仅增加二夜叉抬虎和骆驼驮卷宗，以示出巡圆满成功。整个画面共计六百六十六人，其装束、仪态无一雷同，人物眉目传神，衣着线条清晰，图面色泽绚丽。加以祥兽坐骑，山石林木，宫殿桥涵，疏密相间，繁而不杂。在画法上，即继承了宋代传统笔法（下部人物前后无大小之分，建筑物采用均角透视等），又加以清初传入的西画技法（顶部山石、林木、建筑物运用近大远小的西洋画法）。从而使壁画显现出宋清兼融、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
关于壁画的年代和作者，在近代的著述中说法不一，还是一个谜。
壁画创绘之谜
关于岱庙壁画的创作时代，目前有“唐画说”、“宋画说”、“清画说”这三种说法。泰山学者周郢对这三种说法均有其独特的见解，据他讲，在民国时期有人认为出自唐代，而在胡君复所著《泰山指南》中提到：“岱庙壁画，闻作于唐。”这种说法受到著名学者梁启超的批驳，认为这种观点不可信。后来又有“宋画说”，并得到著名美术史家俞剑华先生的肯定，此后出版的各种泰山书籍，大多沿袭“宋画”之说。
但也有学者从典制画风方面，认为壁画与宋代的不合。如在典制方面，民国学者王连儒先生认为作者的画笔下一般只能出现他以前的事物，而不可能预知他以后的事物，这是人人都通晓的道理。而这幅传为唐或宋代创作的壁画上，展现的许多内容却是唐宋以后才出现的。
画风方面，壁画中表现的艺术风格，也与唐宋不尽相同。当代著名画家美术史家潘兹先生在致周郢先生的信中曾对此有所论证：“岱庙壁画《泰山神启跸回銮图》制作年代问题，我认为并非宋代而是明清时期的作品，这主要是从壁画本身的艺术风格推断的。我平生所见壁画较多，大抵宋以前画宫室建筑人物衣冠制度（既使宗教内容）都比较严格，配景的山林树石亦多宗北派，重勾勒填彩，笔力较健。此画人物众多，而衣冠服饰，非常杂乱，面部造型绝少变化，构图上已吸收许多明清之际传来的西洋透视画法，山水树石皆为清初流行的画法，有的树木还表现了一些明暗关系，不少房屋都属清式建筑，作者并非高手，而是一般民间画工。”
对此问题，周郢发表多篇论文，予以揭示，他认为岱庙壁画创于唐宋，而到今天又传壁画则是创于清代。在清代康熙重修岱庙碑上，便提到绘制大殿壁画一事，这是断定壁画之创作时代的铁证。据康熙十七年（1678）重修岱庙督工张所存撰《岱庙履历纪事》，详细地记叙了重修工程的项目及过程，其中写到绘制大殿壁画的情况。这则史料的发现，从而揭开了壁画创作时代之谜。从这里可以得知，岱庙壁画绝非宋画，而是清代之作品。
对此问题，周郢发表多篇论文，予以揭示，他认为岱庙壁画的创作历史，可追溯到唐宋时期：唐代画壁渐盛，五岳各庙多有大型壁画出现（唐人别有咏泰山庙壁画的诗句）；及至宋代，各地寺庙竞绘壁画，蔚成风气，宋代诗人苏辙《岳下》诗有"登封尚坛壝，古观写旗队；戈矛认毫末，舒卷分向背"之句。但岱庙宋元千余年中曾屡遭火灾地震毁坏，故唐宋原图业已湮灭无存，今传之图，实为清代重绘。在清代康熙重修岱庙碑上，便提到绘制大殿壁画一事，这是断定壁画之创作时代的史证。据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重修岱庙督工张所存撰《岱庙履历纪事》，详细地记叙了重修工程的项目及过程，其中写到绘制大殿壁画的情况，从而揭开了壁画创作时间之谜。
壁画作者之谜
被称为“山东民间艺人硕果仅存的伟大杰作”的《泰山神启跸回銮图》，其作者却长期湮没无闻，成为泰山研究中的一大憾事。
时间到了1986年，泰安市郊区汶口镇史志工作者在颜谢村《全德堂刘氏族谱》中发现壁画作者的史料，从而初步解开了此文化疑案。上面记载：“刘志学，善丹青（绘画艺术），泰邑（泰安城）峻极殿（当时岱庙大殿的名称）壁画，即其所绘。”
周郢先生告诉记者，根据《岱庙履历纪事》“画工画像”和《刘氏谱》的记载，可进一步推定这位画工，就是民间画师刘志学（由于壁画篇幅巨大，因此当是以刘志学为首的一个艺人班子）。这时他约在中、青年。虽然，《刘氏谱》上关于刘志学绘制壁画的记载虽失之太略，但仍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记载虽未出现壁画名称，但所说的“峻极殿壁画”当即是今天所见的岱庙大殿壁画。撰谱者记此事仍写作“峻极殿壁画为其所绘”，说明此时刘氏所绘壁画尚存，是为撰者所见之物；二是撰谱者记载此事说“绘”而不是“重绘”、“补绘”，从遣词上也可得到结论：今岱庙大殿壁画《泰山神启跸回銮图》的创作权应归属刘志学。
另外，周郢先生最近又发现了刘志学所画的一幅“年节图”，内容为过年时迎客、祭祖、放鞭炮等场面，人物栩栩如生。画高１.７米，宽１米。画面下有刘志学的题名，及“乾隆九年（1744）甲子暮春吉日”字样。这幅古画的发现，为研究岱庙壁画的作者刘志学又增添了一件实物资料。然而，究竟是一人所画还是众人所画，到现在一直是个谜，根据周郢先生的发现，他认为这幅画是以刘志学为主而创作的。
四 “封禅玉册”之谜
“秦松汉柏盘天地，玉简金函纪帝王”。从秦始皇到宋真宗，千余年间共有十二位古代帝王到东岳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其祭告天地之文书，皆镌于玉版敛之金匣，封埋祭坛之下，其玉器分别有玉简、玉册、玉牒、玉检等名目，所以封禅之典又被称为“泥金检玉”。一方方泰山封禅玉册，披露了一段段历史秘闻，演绎了一出出曲折传奇——
历代帝王之封禅玉宝，当日虽封埋泰山幽宫，但在后来的陵谷变迁中，却也曾数度重出九幽，再见人世，而在历史长河中频现其惊鸿之姿。关于玉册出土最早的确切记录是在宋代，《宋会要》上记载：雍熙初年在泰山下社首山获得唐明皇东封时所埋玉册，此后明清两朝都有封禅玉册在泰山出土。
玉器出土下落之谜
到了民国，兵火动荡时期，又有封禅玉器双双出土，成为喧嚣一时的泰山珍宝公案。
民国十年（1921），泰山周明堂出土玉器。周明堂位于泰山东北深山中，相传是周天子封禅后朝觐诸侯之所。民国十年夏天，明堂附近李家泉庄村民韩富甲兄弟在雨后铲沙时，挖出五个盘子、五个碗、一个鼎，都是白玉雕成。后来他们将大约有十多件的玉器卖给济南古玩店茹古斋。据传后来古器R20;大多数流地外洋”，到现在已有85年了，这些古器不知是否还在人间，其中又经历了那些动荡年间，玉器又是被何人收藏？仍然没有人知道，这些也让每个泰安人士叹恨不已。
时间又到了在民国二十年（1931），这次所出的玉器即前文提及的唐宋禅地玉册。当时国民军第十五路军宁夏马鸿逵部驻军泰安，在蒿里山施工中，于文峰塔故址先后掘得宋、唐两份玉册（当时仅披露唐玉册）。当时为建纪念塔清理文峰塔旧址，在塔底之下发现五色土，与北京社稷坛形式相同：四周为赤白青黑四色，中为黄色。掘土的士兵，见土质特别，继续向下挖掘，得到大批玉器。从文字上看，都是唐明皇封禅泰山的祭品。又在当中黄色土中，掘到一个五尺见方的石盒，盒外雕刻非常细致；打开石盒，是雕刻更未精致的金盒。其中有十五块白玉版，长约一尺，宽二寸左右，每个版上都刻着隶字，联读十五版上的文字，是唐明皇封禅泰山的祭文。玉册出土后，马鸿逵曾拿其中一册请当地学者及两名北平古董商进行鉴定，定为唐玄宗封禅玉牒。一时轰动学术界，民国二十二年（1933）三月十日北平《晨报》曾发专文报导，《燕京学报》也刊出消息，著名学者邓之诚、柯昌泗、王价藩、赵新儒等均有记录。容媛在报导文中也给予极高之评价：“据泰安之考古家谈，此项古器为空前之发现。……其重要处，一方面可以考量古代封禅泰山典礼仪式，一方面可见古代书简之形象，与中国历史文化极有关系，其价值当不在过去发现任何古物之下云。”玉册被马鸿逵“什袭藏之”，但是到了后来，出土的玉器也下落不明。
泰山封禅玉器揭秘历史
泰山唐宋玉册再次露面，已是四十年后的1971年，地点是海峡彼岸的台北。据当时负责接管玉册的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那志良先生介绍：这两份玉册，出土后就一直存在马鸿逵之手，马过世后，他的夫人把两份玉册由美国运回台湾，献给蒋介石，后由总统府拨归故宫保管。泰山玉册疑案至此方才真相大白。
到了现在, 古代封禅玉器又有了最新的发现。据新华社2001年9月28日电讯：近期在陕西西安汉长安城桂宫内4号宫殿遗址中，出土了一方玉牒残片。玉牒为青石质地，通体磨光，呈黑色，残长13.8厘米，宽9.4厘米，厚为2.7厘米，上面阴刻着涂以朱砂的篆文，尚存29字。经考证，这方玉牒是新帝王莽为封禅泰山而制作的祀天礼器。
按照封禅礼仪，玉牒应在泰山坛中。而玉牒出土于长安宫中，这是因为天凤四年（公元17年）泰山已为赤眉军所据，王莽不可能再东巡泰山。玉器残片的出土，重现了《汉书》中湮隐的史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帝王封禅所用一切金石祭器, 都与中国历史文化上有重大关系。而今唐宋禅地玉册相继出土且回归故国，公诸于世，王莽玉牒又被发现，为研究中国封禅制度与泰山历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实物资料。
帝王告天玉器文字之谜
泰山出土的玉器多为历代帝王封禅用品。在历史上记载中，到泰山来的就有12个皇帝，其中封禅的有 个皇帝，每个皇上在封禅的时候，同时都会带有四五份的玉册玉牒，这些封禅的玉器，到现在只找到了两个，而其余的是否还深埋在泰山，这都是个千古之谜。到1747年12月14日，施工人员在日观峰开凿石头时，发现两个玉匣，其中一匣为宋代祥符年间玉册，共有十七简，每简刻一行。玉册用黄缦折叠包裹。刚一打开，缦布就“见风灰飞”。另一匣没有打开。两盒玉匣都由山东巡抚阿里衮进献朝廷。这两盒玉册，献入清宫后，再无下落。这也就成了另一个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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