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Rutherford Birchard Hayes，1822-1893）美国第19任总统，第一个接见中国常驻使节的美国总统，1822年10月4日生于俄亥俄州，毕业于凯尼思学院和哈佛大学，先当律师，内战中参加联邦军，因军功屡次晋升，直至志愿军少将，战后开始政治生涯，两度当选国会议员，三度出任俄亥俄州州长，以“为人正直和办事有效率”著称，1876年大选中，因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大一次选票计算纠纷，海斯直至总统就职日前两天才被宣布为合法总统，任内努力改善内战后国内状况，卸任之后在黑人教育、监狱改造等方面有一定贡献。
1877年3月5日拉瑟福德·海斯的总统就职演说：
同胞们：
现在，我们聚集一堂，再次举行这公开的盛典。这一盛典始于华盛顿总统，为我所有的前任所遵从，现已成为一种历时悠久的传统，标志着一届新政府走马上任。承蒙付与我如此重大的责任，我在此谨遵惯例，就目前公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宣布一些主要原则，我任职期间将在这些原则指引下履行各项职责。我不会着手制定僵化不变的行政原则和措施，而是谈谈能激励我们的动因，并且在我国的制度和国家繁荣相符合的情况下，提出应该达到的某些重大目标。
在这次总统大选前的讨论一开始，我就感到应当让公众了解我对国家所关注的几个重大问题所持的观点。现在，曲解我的原意的动机都已消逝，我不妨效法我的一位前任的榜样，并部分采用他曾使用过的语言，重复一下我在大选之前说过的话，相信同胞们会做出公正的衡量和理解。我接受总统提名时宣布的观点，将是我前进道路上的行动准则，这一点国民将大可放心。我现在肩负着庄严而艰巨的任务，在政府的行政机构运转过程中，我要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凭借总统的权力，履行我的诺言。借助这些原则和措施以保证完全维护公民们自由地享有全部宪法权利，从而使国家永享安宁，这乃是具有头脑和爱国精神的公民在公共事务中所关注的头等重要的大事。
南方各州所经历的巨大革命，其灾难性影响至今犹存。但是，本来应当或迟或早随之而来的巨大利益，以及对革命的合法结果加以由衷而大度地接受的局面，却尚未成为现实。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而且相当棘手。南方各州的人民依旧贫困虚弱，英明、忠诚、和平的地方自治政府带来的不可衡量的恩惠，人民也没有充分拥有。关于这种情况的起因，不论存在多大分歧，事实却很清楚，那就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对于那些州或公或私的利益集团而言，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已成当务之急。不过必须牢记，只有承认和维护全体人民的权利不可侵犯的当地政府，才是真正的自治政府。两大不同种族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南方各州情况复杂，可悲可叹，因此必须建立一个谨慎而且公平地保护两大种族利益的政府。这个政府必须忠诚、彻底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包括全国性的和州级的法律——忠诚地接受和遵守宪法的每一条款。只有在此安定稳固的基石之上，才能建立起地方自治政府的上层机构，反之则不行。如果进一步服从宪法的条文和精神，按它的含义行事，所有的所谓党派利益便失去了其表面的重要性，党派界限也因此不值一提。为了联邦南部各州的当前利益，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要不要地方政府；是要社会井然有序、和平事业欣欣向荣以及由此带来的幸福社会，还是要退回到野蛮状态中去。这是每个公民都深为关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抱有党派偏见，以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自居，而应视大家为同胞和伙伴，对他们来说，共同的国家利益和共同的人道精神才是最为珍贵的。
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的整个劳工制度发生了彻底变革，有四百万人摆脱了奴役地位，成为了共和国的公民，与其先前的主人平起平坐，这一切必然带来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要由刚获解放的种族、他们昔日的主人和作为解放法令制定者的全国政府一起来作出处理。解放法令是一项英明、正义而且及时的措施，对相关各方都有利无弊，这一点正成为共识。而且国人也普遍承认，全国政府负有道德义务，运用宪法的权力和影响，以确定被解放者的权利，并且保护他们在受到侵害或攻击时仍能享有这些权利。南方各州遭受的苦难，只有通过两个种族根据互相同情、互相尊重的动机，进行共同与和谐的努力，才能得以消除，或得以补救。
我在任职期间，有义务并痛下决心在行政权限内通过各种宪法手段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并真诚希望运用合法的影响，帮助诚实有效的南方各州地方自治政府，真正促进其公民的精神满足和物质繁荣。为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我号召所有珍视国家幸福的公民热诚合作，并相信在这伟大目标完成的过程中，党派纠葛和种族歧视会自动瓦解。
其实并非只有政治局势乃是重建南方的重大工程，必须同样注意的问题是，该地区所经历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已经阻碍了经济进步，在宪法和明智的国家经济所限定的合理范围内，现在需要也值得引起联邦政府相当的关注。
然而南方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全面繁荣有赖于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普遍的选举权应以普及教育为基础。为此州政府应制定开明持久的条例，支持自由学校，并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寻求全国政府的合法援助。让我对南方各州的同胞们做出保证：我将以至诚之心关心并促进他们真正的利益，对白人和有色人种一视同仁，并且尽我最大的努力推行一项国内政策，在政治事务中永远地消除南北之间的种族界限和地域分歧，惮使我们最终拥有的，不仅是一个统一的北方或南方，而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我请求公众注意，我国的文官制度急需改革。这一改革并不仅止于革除政府某些部门获准实行的所谓“官职特惠制“的某些弊端，而且要改变文官任职制度本身。这将是一次全面的、激进的和彻底的改革，通过这一改革，将会恢复政府缔造者的原则和实践。他们从未想到也不期望用公共官职为政党服务，而是坚持公众官员应对政府负责，对人民负责，官员在任期内应保证保持个人品行端庄和格尽职守。他们相信官员任命不能也不应只被视作为党派服务的报酬，更不能只局限于国会议员的提名，以至于以某种方式控制任命官员的权力。
全国性的两大政党在大选之前宣布的党纲中，把文官制度改革摆在重要的位置，充分认识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其口气和我在此所说的近乎一致，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这一事实当可成为无可争议的结论，应当视之为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和愿望，而两大政党自会遵守诺言，给予不遗余力的支持。
合众国总统的当选应归功于政党的投票和不懈工作，其成员满怀热情与敬意珍惜作为头等大事的组织原则；但总统也应该时刻牢记这一事实：只有对国家尽忠才是对政党尽忠。
为了深化我们所寻求的改革，为了在其他重要方面实行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我提议制定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任期为六年，不得连任。
谈到国家的财政状况，我不会允许我们已忍受三年之久的困窘和疲软继续下去。始于1873年9月的全国工商业经济萧条，至今仍在延续。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已有迹象表明繁荣时期就要到来。关于与此紧密相连的通货问题，我仍重复我在接受总统提名的信中所表达的看法，认为纸币不能兑现和价值波动所造成的不安全感，乃是恢复繁荣的最大阻碍之一。唯一安全的纸币应建立在硬通货基础之上，并随时可以及时兑换成硬通货。我迄今仍坚持我的观点，赞同国会关于早日恢复使用硬通货支付的立法，我认为此举十分明智，不仅顺乎民情，而且符合国家利益的急迫需要。
在讨论国内情况之后，我们转而考虑一下同外国的关系。复杂的国际局势正威胁着欧洲的和平，这使我们意识到，我国在外交事务中奉行的传统的不介入政策，已经历史证明乃是极有价值的方针，今后应继续严格加以遵循。把我国和其他国家存有争议的重大问题提交仲裁的做法，乃由我尊敬的前任格兰特总统所开创，它为维护和平提出了一条崭新的、最佳的途径。我相信这将为陷入紧急状态的其他国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有用范例。如果在我任职期间，美国和某国政府之间不幸出现了纷争，我自然希望以同样和平和体面的方式解决问题，保证我国得到和平的福惠，并且维持同世界所有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
同胞们，一场政治竞技已接近尾声，其特点是，主要政党的竞争总是显得群情振奋，政党成员都以最诚挚的信念拥护和宣传各自的信仰。这种情况除了在选举上势均力敌和在结果上难以判定之外，可能并没有非同寻常之处。为此目的专门设立了一个法庭，对计算选票过程中出现的反对意见和争端进行裁决，这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上虽是首次出现，但就这种特殊情形而言，这已是最佳途径了。该法庭是为此目的而设，其所有成员素有正直博学之名。除最高法院法官外，他们分属两党，且数目相等。仲裁过程中，还有精明强干的顾问的研究和论述以供参考，对于后一点，美国人民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人们一直耐心地等待结论的产生，并在公众普遍评判之后成为合法结果。就目前来看，关于法庭宣布的某些结论是否明智，会有很大分歧。
在法律形式下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仲裁，上述情况的出现是可以预料的，人类的判断不可能准确无误，而在竞争中失败的一方除了指责裁决失误外，鲜有其他反应。善良的人们在此事上发生争端，对事实和法律抱有不同看法，关于寻求解决有争议问题的合理途径也存在分歧，而两大政党用这种方式解决了争端，这一事实值得全国欣慰。有一点得到公众舆论的一致赞同，那就是必须友好和平地调解总统职位之争。争论一经调解，理应得到全国的默认服从。在实行普选的情况下，民选政府有义务在一个伟大国家的历史上为世界树立榜样，在争权夺利的党派斗争中，平息党派喧嚣，依据法律调解政治竞技问题。
为寻求主宰着国家和个人命运的上帝的指导，我呼吁各位参议员、众议员、法官和同胞们，不论在何地，都要和我一起热切努力，保卫我国的幸福。它不仅包括经济繁荣，而且包括国家的公正、和平和团结——这种团结绝非武力强制的结果，而是自由人民的真诚奉献。让我们“在最好、最稳固的基石上使一切都井然有序和妥帖安稳，从而使和平和幸福、真理和公正、宗教和虔诚植根我们的生活之中，并延及千秋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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