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费孝通教授在20年前跟我讲,任何一个制度背后都有一套价值体系,要了解这套制度,一定要理解价值体系。在他去世之后我查了一下费老的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实际是从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派克那里过来的。是罗伯特·派克(1932年)到燕京大学讲学时提出来的:任何制度形成都是有价值基础的,任何制度形成时无不带着价值色彩。这个带有价值色彩的东西在维系着制度的运行,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这点。
当前我们要加强社会管理,一定要研究其价值体系背后的价值基础,才能让“北京精神”更好地成为北京市创新管理的价值基础。我们知道,社会管理就是要规范社会行为——一是通过法律法规;二是通过行为规范。行为规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厚德,它奠定了非正式行为规范的基础——诚信、责任、勇敢、正义等美德寓于人们心里、体现在行为之中,是政策得以施行、制度得以建立和完善的基础。
加强社会管理要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这些都需要我们从过去单一的政府管理转向以政府主导的、社会参与、企业参与的社会治理,这些都需要我们创新,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应对社会问题。比如,北京有20%的人都参与了北京志愿服务,参与率是20%,2008年的奥运会中北京有170万人参加了场馆志愿者、城市志愿者和各种志愿者活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志愿服务推向更高的水平,把志愿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对加强社会管理都具有重要意义。2004年我在韩国遇到了美国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我问他为什么承担起组织美国志愿服务的活动,他说他6岁时肯尼迪遇刺,他的妈妈跟他说,肯尼迪告诉人们一个至理名言:就是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一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正是这句话激励着很多美国人去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志愿服务,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肯尼迪组织了美国的和平队,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志愿组织。所以,我们今天在弘扬“北京精神”的时候,要把爱国主义精神融入到“北京精神”中,使志愿者去思考应该为国家做什么。
加强社会管理的创新,创新居民的社会生活,才能夯实社会管理基础。社会管理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经济建设要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的问题;社会管理、社会建设要改善人民的社会生活——在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区、个人与社会的公共交往活动中,以物质生活为基础,以社会交往为核心,以精神满足为基础。所以,我们的社会管理一定不能离开这样的前提来考虑。包括我们的文化建设,怎么让文化更加贴近老百姓生活,更加贴近人们的行为方式,这是当前把文化作为热点问题讨论时一定要考虑的。
复旦大学有一位很著名的人类学家,他在世时讲到: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我们什么时候把文化作为一种行为方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真正跟人民的生活接近了,真正让老百姓认为它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才能够成为社会上的共识,成为人们内心的价值。社会管理也是这样,只有当社会管理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提升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时,才会为老百姓所关注。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十几亿人动员起来,参与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我们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如何让社会体制、让文化体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关键取决于政策、规划能不能贴近老百姓的生活,一定要避免在文化建设中见物不见人的现象,避免在社会管理中见组织不见人的政策,所以当前要创新社会管理,一定是让我们的社会管理贴近人民的生活,贴近人民日常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这是社会管理一定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本文节选自作者在“2011首都论坛”上的演讲)
青年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群体,他们是今日的学习者,明日的建设者,未来的领导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依靠力量。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它的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育人。处于成长期和学习期的青年,在理想信念、人格塑造、道德养成和理论素养等方面都易于受到各种文化观念的影响,就像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丽的图画,也可能因错失时机而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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