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件曾获国际奖的作品。
故事原本是俄罗斯童话，要送“国际”去，首先想到的是视觉样式的“中国化”。意象上是中国传统的水墨写意，中国民间的剪纸、皮影，再融进儿些童画的恣肆，现代平面构成的张力——那会是啥样？
后来中国的评委回来，辗转把电话打给我，说：这组画得了最高的票数，当然，最终，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唯一的大奖给了东道主国家的一件作品。再后来，组委会派一个老外委员专程来送奖金、证书和展览图录，我当然是认真地看了图录，认真看后的感觉是，那件大奖作品画得也还可以。
我曾潜心儿童美术十几年，如醉如痴。
因为见过别人从国外带回来的儿童读物，画得好，印得精，美极了。
看看我们，提供给孩子们的东西，粗疏陋劣之极！
于是，我把自己弄得苦行僧一般，无怨无悔一门心思地干起了“拯救下一代”的宏伟事业，起早，熬夜，揣摩，研习，可以扎进画室几天不出来，可以不回去和家人吃年夜饭。不久，我画的一本小册子获得了宋庆龄基金会颁发的最佳图书奖。逐渐地，约稿日渐增多，我开始在省内外几家出版之间不停奔走，不断获奖，不断地听编辑、社长们夸奖，我只是说：哄孩子的东西，好人儿不画，不是好人儿又画不好。像我这样不好不坏的，画这个正合适。
其实这不全是由衷的心里话，也远不是我要表达的全部意思。
真实的情形是，一，在中国，潜心给孩子们画画没什么大的出路，因为没人真正关心孩子们的艺术教育，不少画了半辈子、大半辈子的很优秀很可敬的儿童读物画家除了安慰了自己的心灵之外根本得不到相应的社会地位。二，对儿童教育负有重要责任的某些机构与出版商勾结在一起，一面用低微的稿酬盘剥作者，一面把手伸进家长们的腰包，去掏孩子们的钱。他们只关心印数。三，太多太多的教育行政官员不懂教育，尤其不懂艺术教育，他们只知道“名人”。 索个画，送个礼，附庸个风雅什么的也就算了，不能忍受的是组织个儿童画的什么大赛，评个什么奖，甚至是编一套儿童美术教材这样严肃的事情，也往往去请一个挂着“名人”头衔儿而实际上很江湖的“书画家”，或什么协的主席来作负责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孩子们的画、大人画给孩子们看的画和大人的画压根儿不是一码事，也不知道教孩子画画与为孩子画画有什么区别，更不知道教孩子学会画个熊猫、白兔、机器人和让孩子懂得美是两个层面上的事情。
当年，有人问日本的音乐教育家铃木镇一，说你们区区小国哪里需要那么多小提琴家！铃木回答：可我们需要高素质的日本国民。
那会儿，我“愤青儿”着呢，似乎是带着某种义愤和使命感把自己扔进了儿童美术里。拼命三郎，一干十几年。终于，某一天，突然伤心，扔下，不干了。
一晃许多年过去，我没有再去触碰（也许是躲避）这看似简单、而一旦接触，就不得不越想越多越想越深越想越轻松不起来的儿童美术和儿童美术教育。这些年里，说是我们的GDP增长了多少多少倍，我们城市里的楼房往高空疯长，我们的马路上的汽车比原来光鲜夺目得多，我们的高铁跑在了世界的前面，然而，我们幼儿园孩子小背包里依然没有装进更多的美，覆盖书店货架的依然是那些让人眼花缭乱而少实质内容的花花纸，不仅如此，孩子们生活中还多了一种打眼望去很造气氛而实际更加眼花缭乱的东西——屏幕上那些应接不暇、制作粗糙的动画片儿......
唉，不说了。
这个童话故事情节很简单，耗子妈妈唱着催眠曲哄小耗子睡觉，小耗子嫌她的嗓音太尖，不好听。她就去找鸭子、青蛙、马、母鸡......小耗子都不满意，最后找到了花猫，花猫轻轻哼着催眠曲，嗓音甜美，小耗子睡着了......等耗子妈妈回来，孩子不见了。
若干年前，我在一本书的《前言》里说过这样的话：
“孩子们是天生喜欢图画的。视觉形象之于孩童，实在是一种教育，而所谓“陶冶”，所谓“潜移默化”，正是这种教育的特殊之处。让我们大家都像讲究独生子女们食物营养学一样，再尽可能多地讲究一点孩子们的“精神营养学”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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